二 早期共产党人对中国财政问题的探索

以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为首的早期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状况有较深入的了解，他们很好地利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来剖析我国未来的社会主义问题，并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观点。

（一）初步设计了未来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总体原则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在未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一切生产资料都归国家所有。李大钊依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构想了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原则。他指出铁路、银行、矿山、航运公司、大型制造业等资本雄厚的企业以及小型工商、运输机构要逐步国有化。李大钊指出了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所有权形式决定分配方式。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分配问题，瞿秋白认为国家享有一切大规模生产的工具和机构，还有交通、金融、贸易，只有建立了劳农国家，经济才能真正成为民众经济，生产力的提高才是大多数劳动者的利益所在。[10]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生活、工农业完全受国家控制，按照社会主义理想原则进行生产和管理。[11]在这里，瞿秋白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特征以及按劳分配原则的观点。

（二）根据我国小农经济的国情，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原理的运用必须中国化

与群众和实践相结合，从一开始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的特点和优势之一。农民土地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之一。李大钊从我国“三农”和农村生产关系的现状出发，认真分析了当时“三农”问题：首先，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因此，在估计革命动力时，必须注意农民是革命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我国的农业经营是小农经济，所以他们大多是个体经营户、佃农和自耕农。由此可见，中国农业经济的基础是非常深厚的。虽然经济变化不会突然显现，但其发展趋势是不可阻挡的。李大钊提出了“耕地农有”的口号。他指出国民革命政府成立后，按照“耕者有其田”的原则，确立新的土地政策，使所有耕地归农民所有，使许多小农场逐步连成大农场，管理方式逐步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使耕地自给自足，同时又能提高效率，那么长时间以来困扰政府的农民问题都能得到解决。此外，他进一步论证了农业生产效率高低与农业面积大小的关系，得到要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必须扩大经营规模，发展多种形式的合作的结论。因此，李大钊解决农民问题的思路是明确的：一是落实“耕地农有”的政策；二是实行个体小农业向集体化大农业“联结”的政策；三是改革管理模式，逐步从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型经营发展。

（三）未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工业化道路是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中国的现状，陈独秀意识到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取代是一种必然的历史趋势，并且提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社会主义道路该怎样走，很多人并不关注、不了解，陈独秀预见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以及具体模式。他指出，中国的生产方式变革，除了社会主义是没有其他办法的。资本主义在欧美已经发展到趋于崩溃的地步了，虽然在中国才刚刚开始发展，但它本质上罪恶的一面已经显露出来了，从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将会理所应当代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此外，中国必须发展工业，但同时所有重要的工业都必须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私营的。只有这样，中国的改革才能从西方工业化中获益，从而避免资本主义造成经济危机的不利因素。[12]

（四）在经济落后的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应大力发展经济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陈独秀指出当时中国有四个经济成分：家庭手工业与农业、小生产制、私人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制以及国家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的这个时期，农业造成了社会的无知和松懈，商业导致了社会的背叛和盗窃。因此，它的生产力、军事力量和道德文化普遍下降。正是这种情况，使旧社会的抵抗力太强，资本主义工业和文化不易入侵。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实行公有制，大力发展经济。[13]这些观点表明陈独秀具有很高的洞察力，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实践具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