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锻炼

1974年2月，在党中央下发1号文件后，全国如火如荼的“批林批孔”运动就此展开了。在厂里，主要是组织批判林彪的“克己复礼反动纲领”。

1974年的七八月间，市委宣传部举办“儒法斗争史学习班”，组织了各局的理论辅导员，在中山纪念堂听了7节辅导课后，就分头到本系统的基层单位开展宣讲活动。1975年1月至7月，我被借调到局理论辅导组学习和工作，由宣传科长石玉钟领导，魏宏泽具体负责，辅导组成员还有赵子明、陈北林、罗瑞群、陆艳琼等同志。当时，民政局宣传部、“运动办”合署办公，这里的人不少都是“老民政”了，从日常相处中就能感受出来，他们都有相当的工作水平和实践经验。

辅导组开始的学习安排，是让我们学习《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等马列原著，一段时间后，就开始撰写辅导报告稿，然后分头到下面的企事业单位宣讲。粉碎“四人帮”后，开始进行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这期间我写下了这样的心得：

自己联想起在革命战争年代，有不少的知识青年参加了革命，其中有一些人，在斗争顺利时积极工作，但一到紧要关头，他们就动摇、脱离革命队伍。我认识到，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同样要付出代价，要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必须跳出个人的圈子。青年要在长期的斗争中，坚持学习，经过刻苦甚至痛苦的磨炼，才能逐步树立起无产阶级世界观。因此，必须用革命的精神来学习，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最近，在粉碎王张江姚“四人帮”后，我认真学习了毛主席严厉批评“四人帮”的重要指示，认识到“四人帮”倒行逆施，祸国殃民，篡党夺权，不只是他们几个人的罪孽和叛变，而是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他们承袭了历史上一切机会主义头子的反革命惯用伎俩，以篡改革命导师的指示精神。斗争的实践使我进一步认识到理论工作的重要性，决心保持刻苦学习的精神，认真看书学习，提高识别能力，提高阶级斗争觉悟，把本职工作做好。

作为局理论辅导员，我最后一次在本系统内讲辅导课，地点在局机关礼堂，题目是《关于“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这是粉碎“四人帮”后思想理论上拨乱反正的重要问题之一。在“十年动乱”中，很多本来是常识性的东西都发动全民“辩论”一番，“严格区分”所谓社会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把“革命”作为生产的本源动力，“抓革命、促生产”成了当时工业战线最神圣的口号，可见“极左”的魔怔，使人们的思想混乱到了什么程度。

在当时社会的思想认识背景下，以自己那么肤浅的理论底子，要把这题目大体捋清楚不容易。通过认真的准备，我将辅导课的理论支撑，放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及有关论述上——“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活动的一种基本条件。”同时，还引用马克思“物质利益原则”等其他论述，来阐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本质，是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看得出来，受当时认识水平的局限，在“生产”前加上“社会主义”的限制词，这里有自己没完全弄明白的原因，也有怕讲“过了头”的顾虑，总的来说，讲的内容没有太大的硬伤，课后听到大家的反应是正面、积极的。

借到机关工作后，有同志给我说了一件事：市部委的一位老领导，军人出身，性情耿直豪爽，有一次宴请外宾席间高兴，结果喝多了，他对着南斯拉夫的贵宾说，“苏联是大修，你们是小修！”这真成了外交事故，他受到了严厉的处分，并从原单位调到了民政局。我不知这件事的叙述是否有出入，但给我的印象深刻，自此时时提醒自己，工作中要慎言慎行，要有很强的自制力，否则就容易在不经意中耽误大事，许多事不是想象中的意志所能把握的。

那时候，外出工作全靠自行车。在“一打三反”运动期间，有一次我在局里开会后回家，把帆布挎包夹在自行车尾架上，结果路上颠簸给丢了。挎包里有一个红皮塑料封面的保密本，是机关统一配发的，每一页都编有页码，我在里面只是记了一些非保密的内容。为这事在办公室的例会上，我先后做了两次检讨。几天后，北京路派出所通知我，挎包被好心人捡到了，里面的东西一样没少。这件意外发生的事情，给我的教训令我终身受益，以后凡是资料文件一类都要特别小心谨慎。这种事也是参加工作后唯一的一次。

解放初期，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的指示精神，民政部门除负责接收敌产、宗教房产及涉外、涉侨房产外，还包括“具有封建宗派之团体，其名称有会馆、书院、试馆、宗祠、堂等”，因此民政局也被社会上称为“第二房管局”。由于历史背景和管理使用关系复杂，许多已属公家房产的物业也收不上租金，这直接影响到正常的维护与管理。因为这个原因，在局机关学习培训期间，我们又参加了追缴房租的工作，这一工作可以接触各种社会层面，也是难得的实践机会。在往下跑的过程中我才知道，许多国营单位都是欠交房租的“大户”，那时也不乏公家“老赖”，他们认为都是公对公，“这口袋出那口袋进”，拖一下无所谓。下去工作回来后，我都先把情况过滤一遍，打好腹稿，不做泛泛汇报，而是言简意赅地着重讲观察到的情况、了解的具体数字和收不上房租的主要原因等等，每次汇报都得到局领导的肯定。

也说说局里有趣的小事。有一年，局召开年终总结会，会上，房建公司的同志信心满满地表态：我们有决心有能力，在国庆节前一定解决全局职工住房困难！这可是干部职工多年的期盼啊，大家马上报以最热烈的掌声。散会后，从会场出来时，有的人反应过来了：“不对啊，他没说是哪一年的国庆节？”“这不是耍我们吗，不像话！”马上有人生气地说。这件小事，我记在了心上，告诫自己在工作场合，话要么不说，要说就要有个准头，否则容易造成群众的误会，组织的威信也无谓受损。

我在公司政治处曾打过一小段“临工”，主要是协助整理一些文稿、协助下厂了解情况等等，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政治处主任宋仲霖。记得在一次全公司宣传干部会议上，他提出要求：当一个合格的宣传干部，就要任何时候、场合都能写、能讲。当时政治处的干部配置是很强的，政治处副主任是李雄、辛淑芳，组织组组长张建生、副组长李竟华；宣传组组长古丽珍、副组长徐超平；保卫组组长张伟杰、副组长王幼石，这些同志阅历都很丰富，他们听汇报、谈工作时语言洗练，分析问题也比较中肯客观，这些对我来说，都是无形的启发和引导。

思之得

人们往往瞧不起“事后诸葛亮”，其实，“马后炮”也有特殊的意义。这是因为，人不可能参加所有的社会实践，事后通过别人的“成败得失”来释疑解惑、还原客观寻觅制胜之道，避免自己或他人重蹈覆辙，岂不善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