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全面整顿

1982年9月至1983年12月，我们厂被市里确定为工业公司所属企业全面整顿的试点单位，由公司经理陈汉同志带领工作组，到厂蹲点指导企业全面整顿工作。工作组成员有生产计划科科长廖耀斌、技术科科长杨源标、劳动工资科副科长容少珍等同志。这是自1958年建厂以来，真正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最全面、最严格的一次企业整顿。在这个过程中，“整理”和“建立”的成果颇为丰富。其中，企业整顿最主要的成效，是彻底打破了企业长期沿袭的“大锅饭”模式，改变了生产厂二十多年的运行惯性，基本建立起法人治理结构，健全和完善了企业内部各项规章制度，在全公司系统内率先实行了厂长负责制。

我们企业一直是在计划经济的大环境下生存发展，产品由国家“统购包销”，产、供、销基本上按部就班；内部管理沿用传统经验模式，生产无严格定额考核，工人干多干少一个样，活人领取死工资，奖金平均发放，职工口头禅是“做是三十六（元），不做也三十六（元）”；劳动生产率低下，车间成本、工厂成本畸高；生产一线工人热情低下，车间班组把责任归咎于厂部配置劳动力、奖励方案和生产调度等的不合理。

在企业整顿的整改阶段，我们通过反复的测算核定，并辅之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全厂第一次实行了“工时定额计奖核算制度”，基本原则是“能者优先、多劳多得，多超多奖、不超不奖”，达不到基本工时扣发工资；对残疾工人降低考核标准，让他们“有产可超”。这样既反映了效率差别，又体现了照顾特殊，让体力、技能强弱不同的职工在新的考核制度中各得其所、激发活力，保证企业改革在稳定有序中实现预期目标。

由于新制度的施行涵盖了复杂的预算、核算和结算过程，涉及班组、车间和厂部多层面成本核算与控制，它是直接牵动全厂上下的系统工程，操作层面工作量大，系统性风险高。我与厂有关部门同志以各车间班组的生产要素状况为依据，制定具体编制定员，按生产工艺流程顺序，到每个车间现场进行工时核算、计奖公式演算，对具体问题逐项解答以释疑解惑。

实行新的分配制度后，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劳动生产率有了明显提高。过去车间在每月最后一天还被催促完成任务，车间主任要放下身段“倒求”工人加班，厂长也被迫无奈到“拖后腿”的车间当“监工头”。而看现在，有的车间大半个月就把活儿干完，当月下旬就开始干下个月的活儿了。有的职工为了提前上岗，车间大门没开就从窗口爬进去。有的人自己定额的活儿干完了，竟然去抢别人的工时活儿，连班组长都制止不了。以自恃技术活儿而惯于“懒散”的机械加工车间为例，实行定额管理第一个月，就超额75%完成任务，个人奖金最高达47.81元，最低19.44元。随后，又将导电杆、钢套筒、生铁螺帽等14项外协件收回自己加工，占了厂外加工车制件的77%，明显降低了车间成本，大大提高了企业的创利水平。

根据厂的生产运行结构、技术装备水平、车间班组编列、市场经营要求和职工队伍现状，等等，建立了厂级领导、厂级管理部门、车间班组长、后勤（仓库）管理人员等的岗位责任制共九十六项，其中制定完善的重要企业制度有：

经济合同管理制度、统计工作管理制度、劳动定额管理制度、外加工件管理办法、调度工作制度、会计管理制度、固定资产管理制度、流动资金管理制度、成本核算管理制度、基本建设管理制度、物资供应管理制度、产品销售管理制度、仓库管理制度、技术情报工作制度、产品图纸及技术文件修改制度、工装设计与会签制度、工艺纪律检查制度、产品标准化审查管理制度、原材料与外购件外加工件检查制度、新产品设计与试验制度、零部件质量检验制度、产品质量抽查制度、用户意见收集与技术服务制度、计量管理制度、定人定机凭证操作制度、设备检修制度、设备事故报告处理制度、职工守则、职工奖惩条例实施细则、劳动纪律奖惩条例、安全责任制、安全保卫制度、安全防火制度、来信来访制度、女工保护条例、三级医疗管理制度，等等。

在企业整顿期间，我因工时核算标准、计算方法等问题，与车间的班组长、生产骨干经常发生争执，又担心自身工作出差错影响生产，精神确实绷得很紧。在这种情况下，又得不到必要的休息，经常发作的胃疼使我很难受。在办公桌上放了一溜胃药瓶，凡是吃新药初时都能见点效果，过一阵不灵了又换一种，我渐渐对服药失去了信心。

1983年夏，民政部在徐州召开全国福利工厂整顿工作经验交流会。我随同省民政厅社会福利处李承熙处长、市民政工业公司陈汉经理、湛江市民政局林科长和佛山市民政局梁科长一起，参加了这次对福利企业来说很重要的会议。会议期间，民政部副部长章明同志做了主旨讲话。在小组讨论中，我就如何处理好福利企业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问题发言，受到社会福利司领导的称赞和肯定。2016年春节期间，我和俊明请刘生同等老同志喝茶，席间郭婉群回忆说：当年就听陈汉同志讲过，新宪在民政部会议上的发言，得到很好的评价，我们自己也有优秀的干部。

那个年代，开会没有什么观光一类的安排，会议期间我唯独的一次外出，是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乘公交车到了淮海战役纪念公园，缅怀我心中从小就敬仰的先烈。时值盛夏，又是午间高温时段，赶回会场时虽然没有迟到，但全身已经让汗水湿透了。

会议结束后，我们跟随李处长、陈经理取道上海，重点参观了市属福利企业低压电器厂。中午，厂方热情招待我们吃了顿简单的午餐，印象最深的倒不是食堂饭菜的味道，而是那些搪瓷饭碗、菜盘，餐具已经磕得没一个是好的，不知道用了多长时间了。接待我们的厂长面带愧意地说，没办法啊，就连买这些日用品都要上面批准，现在的财务制度是“有钱买棺材，没钱治病”！

住宿安排在市民政局斜桥招待所。晚上，我们在附近的弄堂散步，一路上，见到住在平房里的百姓，大多都在自家门口支张小桌子，上面摆的是青菜、咸菜和白粥等，足见当时普通市民生活的清贫。

陈汉、李承熙两位领导具有同样平易近人、诙谐风趣的性格，让我们这一路都很愉快轻松。在返程途中，陈汉对我说，已经接到了广州民航局通知，同意他归队，回民航局担任保卫处负责人，眼下担心的是民政局不一定同意放人，估计局领导很快就要找他谈话了。

果然，在陈汉回去后，很快被局党委书记刘东泰请去谈话，做挽留他的工作。12月，接到了中共广州市委的任命通知，陈汉改任民政工业公司党委书记。

1984年9月28日，在焊机厂召开企业整顿验收会议。市经委企业整顿办公室有关同志，民政局副局长谭锡华，公司领导陈汉、宋仲霖、李雄及老同志王兆仁，公司机关全体中层干部参加了会议。

在改革开放初期，新创办企业的起步是很艰苦的。我记得有一次，中国福利企业总公司召开全国民政工业公司会议，会场设在百广路办公楼的地下室。会议已经开始了，一些晚来的同志都还站着，主持会议的同志说：对不起啊！我们的条件简陋，开会连座椅都不够，请大家到别的办公室去找吧！会议开到中午时分，大家已经饥肠辘辘，散会后各自急着找地方解决“肚子”问题。

地方的同志做事情还是细心的。中福公司总经理告诉我们公司领导，他儿子要出国留学了，年纪小没出过门，希望途经广州时帮助照看一下。过程还是很顺利的，孩子要乘广九直通车从香港出境，我一直将他送到广州火车站的出境闸口，反复叮嘱路上要注意的事，直到他的身影在乘客人流中消失，我才转身离开。

思之得

企业是社会物质财富的源泉，但企业最终扮演的角色是“经济人”还是“社会人”，至今没有一个标准的定义，或许这既是企业的“魅力”，又是企业的悖论。在市场经济的海洋里，如何抉择两者间的平衡点，20世纪末期福利企业一直夹在这两难的困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