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逆笔：沟通杜甫与黄庭坚

在翁方纲重定的典范谱系中，元好问是他夙所心仪、一再推崇的七古大家，韩愈则是被叶燮与杜甫、苏东坡相提并论的古今三大家之一，惹人注目的只有黄庭坚的入围。郭绍虞先生曾说：“渔洋虽不废宋诗，却不宗宋诗中之江西诗派，而覃溪所得则于山谷为多。”这里指出翁方纲多得力于黄庭坚，大体不错；但要说王渔洋不宗江西派，却又不尽然。王渔洋恰恰是清代最早力挺黄庭坚诗的重要人物，门人查慎行更是使黄诗流行于世的重要推手，曾宣称：“涪翁生拗锤炼，自成一家，值得下拜。江西派中无第二手也！”其难弟嗣瑮也有诗响应：“后五百年谁再到，香留一瓣待涪翁。”黄庭坚的声价由此扶摇日上，稳踞宋诗的代表诗人之位。

自清初以来，黄庭坚诗尽管已获得较高评价，但要说典范性在哪里，或他与杜诗的渊源在哪里，其实并不清楚。翁方纲对黄庭坚的研究和推崇，不仅阐明和提升了黄庭坚诗的典范性，还在文本的具体层面揭示了他与杜甫的共同特征，以“逆笔”说沟通了两者的渊源。翁方纲首先指出，黄庭坚藉逆笔求新，以突破东坡藩篱的创新，体现在逆笔和用事两方面：

诗至坡公，才力之雄肆，风格之深厚，殆无可以复变矣。是以山谷用逆笔矫变出之，实即坡诗之小变，遂以苏黄并称。又，其使事工于运用，无□鞴之迹而肌理所从出，则实仍杜法也。

现在看来，翁方纲之倾倒于黄诗，似乎不是由钻研王渔洋诗学而窥入山谷境界，倒像是受到钱载的启迪，从而体会到黄庭坚逆笔的魅力。前人论文章向有用逆之说，清初文章批评家吕留良曾说：“文之一气呵成者，必用逆不用顺。盖用逆势，则一句磬一句，一层剥一层，涧翻云涌，势不可遏，读至终篇，恰如一句方佳。”钱载论诗，最忌顺滑而重视逆笔，就是要严防笔轻滑之弊。他批翁方纲《七榕行》“此珠当已历百年，百年前事凭谁溯”一联曰：“此句放手即不入调，软而俗、轻而滑矣。”批《春日药洲杂咏十首》其一又曰：“此首顺而滑，删之。”参照批《题朱竹幛子》“少逆笔，则轻滑不免”之说可见，顺滑之弊是缘于无筋骨，因此他批《王右丞画江南初冬欲雪时歌》有“熟极而清泻，无钩勒之筋骨”的说法。翁方纲《七言诗歌行钞》曾引钱载说“山谷纯用逆笔”，他很可能就是由此受到启迪，而专门写作了《黄诗逆笔说》，将逆笔解释为李后主的拨镫法：

逆者意未起而先迎之，势将伸而反蓄之。右军之书势似欹而反正，岂其果欹乎？非欹无以得其正也。逆笔者，戒其滑下也。滑下者顺势也，故逆笔以制之。长澜抒泻中时时有节制焉，则无所用其逆矣。事事言情，处处见提掇焉，则无所庸其逆矣。然而胸所欲陈，事所欲详，其不能自为检摄者，亦势也。定以山谷之书卷典故，非襞积为工也。比兴寄托，非借境为饰也。要亦不外乎虚实乘承、阴阳翕闢之义而已矣。

陈伟文研究清代前中期黄庭坚诗接受史，曾论及逆笔，就其节制笔势的作用做了很好的阐发，唐芸芸也续有阐发。但张健指出逆笔的节制意在蓄势，也是很值得重视的见解。翁方纲曾经在《与友论太白诗》中，以李白《圮桥》为例阐明逆笔“势蓄而不泻”的原理。在翁方纲看来，黄庭坚的逆笔源于学杜。他认为历来学杜“不必与杜合而不容不合”者，只有李商隐和黄庭坚两人，而两人得力处又各有不同：“义山以移宫换羽为学杜，是真杜也；山谷以逆笔为学杜，是真杜也。”关于逆笔，他除了在评论山谷诗时提到之外，还曾与法式善交流过自己琢磨黄庭坚诗用逆法的心得，见于法式善《陶庐杂录》记载：

覃溪先生告余云：“山谷学杜所以必用逆法者，正因本领不能敌古人，故不得已而用逆也。若李义山学杜，则不必用逆，又在山谷之上矣。”此皆诗家秘妙真诀也。今我辈又万万不及山谷之本领，并用逆亦不能。然则如之何而可？则且先咬着牙忍性，不许用平下，不许直下，不许连下，此方可以入手。不然，则未有能成者也。

在此，翁方纲不仅注意到黄庭坚喜用逆法，而且试图揭示其背后的动机，经与李商隐对照，他颇有说服力地阐明了前人技巧上师法承传的复杂情形。这的确是心得之谈，对认识、比较杜甫、李商隐、黄庭坚诗歌艺术的异同很有启发。值得注意的是，他说李商隐学杜不必用逆的看法后人并不认同。姚莹曾指出：

七言律诗，五、六两句最难工，以上四句雄骏直下，至此力竭，气难转运故也。昔人论此，推义山《马嵬》一首，其五、六云：“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盖用逆挽法也。然此法亦本少陵。《诸将》第一首云：“见愁汗马西戎逼，曾闪朱旗北斗殷。”第二首云：“胡来不觉潼关隘，龙起犹闻晋水清。”义山实本于此。盖以锁上斗转，更开收结，章局既变化，而气骨益见开拓。

这并不是姚莹一个人的看法，其他诗论家也有类似的见解。许印芳评杜甫《奉济驿重送严公》“几时杯重把，昨夜月同行”一联，即指出：“第四句乃逆挽法，老杜惯用此法，学杜者亦多用之，不独温、李二家。”这里的逆挽法就是逆笔。虽然无论怎么说，逆笔只是章句调运的一种模式，尽管能营造独特的艺术魅力，与大家之“大”尚无必然联系。翁方纲再三推崇黄庭坚的逆笔，无非是寻觅可觅的路径，借鉴可鉴的艺术手法，可以视为现实的取法策略。但他这一论说客观上起到通过黄庭坚沟通唐宋两代诗学的作用，坐实了黄庭坚作为杜甫正宗传人的地位。

事实上，王渔洋提倡黄庭坚诗虽有助于其地位的提升，但还不足以赋予黄诗以典范的品位，可与杜、韩、苏相提并论。乾隆前期秦武域称边连宝“以杜为主，韩、苏为辅，斯道未坠，必有英绝领袖之，舍先生其谁与？”黄庭坚还没有进入宗师行列中。要经过翁方纲的具体阐发、剔抉，乃至在不同场合的一再表彰，他才得与杜、韩、苏共享俎豆。前引翁方纲《粤东三子诗序》告诫后学“吾学侣宜博精经史，而后其诗大醇。诗必精研杜、韩、苏、黄以厚根柢，而后其词不囿于一偏”，虽然宗旨仍不离质厚二字，但已填充了具体的典范谱系和取法路径，与蒋士铨、姚鼐对黄庭坚的推崇相呼应，最终奠定乾隆中叶以后诗歌取法的基本走向。这到乾隆末年，在崇尚性灵抒发的袁枚眼中已是很无奈的现实：“今之士大夫，已竭精神于时文八股矣；宦成后，慕诗名而强为之，又慕大家之名而挟取之。于是所读者，在宋非苏即黄，在唐非韩则杜，此外付之不观。”不光是他不理解，至今我也觉得很难说清，究竟是一股什么样的力量，将清代诗歌的趣味和艺术取向推到了这一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