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揭示宋元诗的负面特征——“伧”

我们知道，相对清奇雅正的唐诗美学主流，日益走向日常化、生活化、口语化的宋诗仿佛天生带有粗鄙的原罪。自从钱谦益倡导宋元诗风，就不断招致诗坛的抵斥。时人断言：“诗必袭唐，非也。然离唐必伧。”伧也就是粗野，在内容上意味着与文雅相对的鄙俗，在风格上意味着与细腻相对的粗糙。事实表明，学宋元诗的确难免流于伧即鄙俗粗糙的结果。但问题是，谁也无法否认，这些“伧”的苗头都是在杜诗中萌生的，翁方纲也注意到杜诗以绍古之绪“杂入随常酧酢布置中”，首开日常应酬之风的趣向，但出于尊杜的价值观，纵然注意到杜诗这种世俗色彩，也没影响他对杜甫这部分诗作的评价，反而是宋元诗人一再被他目为“伧”。从苏舜钦“尚不免于孱气伧气”，到元代玉山唱和中杨维桢原唱与诸公和作“纵集妍丽，皆不免伧俗气耳”, “伧”仿佛是一个时期诗歌的通病：

张耒：气骨在少游之上，而不称着色，一着浓绚，则反带伧气，故知苏诗之体大也。

唐庚：其诗有“满引一杯齐物论”之句，然新而带伧气矣。

陈与义：盖同一未得杜神，而后山尚有朴气，简斋则不免有伧气矣。

周必大：未能免于伧俚，已入杨诚斋法门矣。

范成大：《巫山图》一篇，辨后世媟语之诬，而语不工。且云“玉色赪颜元不嫁”，此更伧父面目矣。

杨万里：（咏秦桧诗）篇末用杜语，亦带伧父气。

杨万里：（进退格寄张功甫姜尧章）叫嚣伧俚之声，令人掩耳不欲闻。

陈唐卿：亦有打浑处，然伧俚矣。打浑最要精雅。

王彧：《和二宋落花诗》，颇伧劣。

刘因：纯是遗山架局，而不及遗山之雅正，似觉加意酣放，而转有伧气处。

伧既然意味着内容的鄙俗、风格的粗糙，那么翁方纲目为粗的评价，也等于是伧的另一种说法。如《石洲诗话》卷四云：

清江三孔，盖皆学内充而才外肆者，然不能化其粗。正恐学为此种，其弊必流于真率一路也。言诗于宋，可不择诸！

清江三孔博学多才，自然不会有鄙俗之气，所不能消除的粗只能是肌理之粗，联系《诗话》同卷所举王令“肌理亦粗”、唐庚“肌理粗疏”、周密“肌理颇粗”之类的批评，可信他所感觉到的宋元诗之“伧”很大程度是和肌理之粗相联系的。这其实是宋元诗的通病，而且很大程度上与学杜不当有关，清初冯班即已断言：“今人学杜甫者，只欠细润。”到乾隆间纪晓岚评《瀛奎律髓》中宋诗，更不离粗、野、鄙、俚、滑、俗等字，就是苏、黄两家也未能幸免，质言之仍不出一个“伧”字。翁方纲出于为尊者讳，矛头避开了两人—— 既然要树他们为典范，又岂能不维护典范的尊严？但对宋元诗整体的评价却不容宽假，因为这同时意味着师法的界限。不划清这一界限，随意学宋元诗的粗率之风，最后必将流于伧的结局。翁方纲上文用“真率一路”指伧，或许矛头指向主率意言情的袁枚性灵派。众所周知，袁枚性灵说的直接源头是南宋杨万里，《随园诗话》开篇第二则就举杨万里的说法，表示深爱其言：“从来天分低拙之人，好谈格调，而不解风趣，何也？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不办。”而上举两则诗话表明，杨万里在翁方纲眼中恰恰是不脱伧父俚气的作者。这样看来，他提醒学宋诗者留意宋元诗之粗，实际上也就是要将南宋、元诗排除在诗史传统的视野之外，以免学者沾染其“伧”气，重蹈宋元诗的流弊。

翁方纲论诗惯于在诗歌史的大背景下把握具体诗人、具体作品的得失和意义，这是他诗歌批评的一个重要特点。凭藉博学和透彻的历史眼光，他论宋诗也不乏精彩见解，但从诗学史的意义来说，还是这三点最为重要：（一）巩固了苏东坡的宋诗宗师地位。苏东坡在诗歌史上虽拥有远比黄庭坚更具有说服力的大家地位，但除了骋才使气和熔铸雅俗这两种让人佩服却未必欣赏的能力外，似乎也没有更多强硬的优点。继王渔洋发掘苏东坡七古声律的典范性之后，翁方纲更由正面实作沟通了苏诗与杜甫的关系，就使得苏东坡作为大家的内涵有很大充实。（二）提升了黄庭坚诗歌的典范性。通过逆笔之说，实现了黄庭坚与杜甫的沟通，从而使黄庭坚顺理成章地与杜甫、韩愈并列为清代后期诗坛的不祧之宗，同时也扩大了宋诗在嘉道以后诗风中所占的份额。（三）以“伧”的评价限制了南宋、元诗的典范值，甚至将其排除在典范序列之外，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袁枚性灵诗学对杨万里的推崇，使宋诗传统的影响源仅限于北宋，并以杜、韩、苏、黄、元的典范谱系对嘉、道以后诗歌以杜、韩、黄为宗主的师法路径有所启迪。当然，我还没看到这些见解在嘉、道以降的诗论中被祖述和称引，但能感觉到它们溶解在当时的诗学主流中。我想这很大程度上是伴随着宋诗的普及，与桐城派的文法观念融汇交织在一起，随着桐城派文学教育的强大影响普及和渗透到诗学中去的。将翁方纲的逆笔说与方东树的顿挫说联系起来看，很容易看出其中的消息潜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