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我读小学的时候(1)
我进小学似乎是从中间插班读起的。
插班要经过学力测验，那时测验学力不考算术只考国文，多半是写一篇自传，视文字表达能力为国文程度之最后总和。
我考插班连自传也免了，只是由校长王者诗先生口试了一下。那时抗日的情绪高涨，学生天天唱吴佩孚的《满江红》，歌词第一句是“北望满洲”。校长随机命题，问“北望满洲”是什么意思。
那时我也会唱这首歌，但从未见过歌词，只能照自己的领会回答。我说：“很悲痛地看一看东北三省。”
校长很惊讶地望了我一眼，告诉我没答对，可是插班批准，他没有再问第二个问题。
我糊里糊涂过了关，心里一直纳闷。后来知道，校长认为我错得很有道理。
那时为求歌声雄壮，《满江红》用齐步走的唱法，第一个字占一拍，激昂高亢，这个字应该很有感情，使音义相得益彰。我听音辨字，不选“北”而选“悲”，校长认为我在语文和声韵方面有些慧根。
好险，校长如果多问几个问题，一定发现我的根器极浅。吴佩孚的这首得意之作被我们唱得铿锵有力，我们并不明白他到底说些什么。
入学后看到歌词。“北望满洲，渤海中风潮大作”，这两句听得懂。“想当年吉江辽沈人民安乐”，吉江辽沈？听不清楚。“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畔列城郭”，这两句勉强可以听懂。“到而今外族任纵横，风尘恶。”听不懂。“甲午役，土地削”，可以懂。“甲辰役，主权夺”，不大懂。“叹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不懂。“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这两句很响亮，深人人心。
最后还有两句：“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山东半岛上有座蓬莱山，山上有庙，可以出家，我们懂。可是一想到吴大帅突然变成和尚，忍不住有滑稽之感。加以“念弥陀”的“陀”字人人唱成轻声，在舌尖上打滚儿，增加了我们的轻佻，露出揶揄的笑容。
这最后两句，我们能看懂字面，不懂它的境界。如果这首《满江红》在前面唤起了人们的慷慨悲壮之情，到最后恐怕也抵消了。
吴大帅虎符在握的时候，曾把他的这首词分发全军晨昏教唱。那时的士兵多半不识字，问长问短，官长解释：大帅说，他要打鬼子。
打鬼子，好啊，可是念弥陀做什么？
大帅说，打倒了东洋鬼子，他上山出家。
士兵愕然了，他们说，大帅打倒了鬼子，应该做总理、做总统，我们以后也好混些，他怎么撇下咱们去当和尚？他当和尚，咱们当什么？
大帅是想用《满江红》提高士气的吧，他知道后果吗？
我想，那做大官的全不知道后果，又把这首私人的言志之作推广到全国。
也幸亏有这首歌，我才记得我是怎么入学的。
有些事真的记不清楚了，我入小学，又好像是从一年级读起的。
我确实读过“大狗叫，小猫跳”。猫字笔画多，想写得好，比养一只猫还难。
这开学第一课的课文，被那些饱读诗书的老先生抽作样品，反复攻击，责怪学校不教圣人之言，净学禽兽说话。我印象深刻，没有忘记。
上“习字”课时，我也曾反复摹写：
上大人
孔乙己
化三千
七十氏
一直不明白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后来潘子皋老师给了我一个解释：
至高至大的人物，
只有孔夫子一人，
他教化了三千弟子，
其中有七十二个贤人。
这也是我永远、永远不会忘记的事。
音乐老师教唱“葡萄仙子”的时候我也在场，一面唱，一面高低俯仰做些温柔的姿势，不化妆，并不知道在反串小女孩。
还有一项铁证说来不甚雅驯，我在放学回家途中尿湿了裤子。
那时我还不很习惯连裆的密封式的裤子，沿途又绝对没有公共厕所。回到家中，母亲一面替我擦洗，一面给我如下的训练：
一、出门之前，先上厕所。
二、小孩子，尿急了，可以在没盖房子的空地上小便。
这些记忆，跟插班口试是冲突的，看来这中间有许多脱漏。脱漏的部分可能很重要，可能很有趣，也可能很苍茫或者很苍白。
我已永远不会知道那到底是什么。
一个人不可能完全洞察他自己的历史，每个人都依靠别人做他的史官，那人一定是他最亲近的人，也是最关心他的人。慈母贤妻良师益友，也下过都是尽责称职的史官罢了。人生得一史官，可以无恨。
小时候，望着天上的白云，只幻想自己的未来，不“考证”自己的过去。
小时候，在老师命题下作文，写过多少次“我的志愿”，从未写过“七岁以前的我”。
就这样，飞奔而前，把历史，把史官，都抛在身后脑后，无暇兼顾了。
故乡的小学历经“三代”：私立的时代，区立的时代，到我入学读书的时候，是县立的时代。
私立小学在一九一九年就成立了，那是民国八年，五四运动发生之年。十几年后，我入学的时候，到处有人还在说“进了洋学堂，忘了爹和娘”，反对新式教育，回头想想，一九一九年兴学也就很难得，很及时了。
在小城小镇办学，校址本来是个难题，可是天从人愿，故乡有三座庙连在一起，一座叫三皇庙，一座叫插花娘娘庙，还有一座圣庙，也就是孔庙。庙不但有房屋可以做教室，有空地可以做操场，还有庙产可以做经费。
于是，跟我曾祖父同辈的王思玷先生，跟我父亲同辈的王毓琳先生，自告奋勇拆除神像。他们没好意思动孔夫子，让他还是温良恭俭让站在原处，对配享的颜曾思孟可就一点也没客气。孔像虽在，大殿的空间足可以做学生集会的大礼堂。
到我做学生的时候，乡人还是很迷信。例如说，火车经过的时候，人必须远离铁轨，以防被火车摄走灵魂。例如说，中国人不可看西医，因为西方人的内脏构造与中国人不同，其医理医药对中国人无用。例如说，照相耗人气血精神，只能偶一为之，常常照相的人会速死。
我做学生的时候，镇上架设了电话线。电话为什么能和远方的人对谈呢？乡人说，你看，每根电线杆上端都有一个小瓷壶，电线绕着壶颈架起来，每个小瓷壶里有一个小纸人，电话是由这些小纸人一个一个传出去，传回来。所以，千万不要得罪外国人，外国人会把你的灵魂变成小纸人，囚在瓷壶里，一生一世做传话的奴隶。
回想起来，在我出生以前，那些长辈们决定拆庙兴学，确有过人的胆识。据说他们动手拆除神像的时候，消息轰动而场面冷清，没有谁敢看热闹，唯恐看着看着天神下凡杀人来了。神像拆除之后，多少人等着看后果，而庙中风和日丽，弦歌不辍……
私立学校的教师，有璞公（王思璞，字荆石）、玷公（王思玷，璞公之弟），还有跟我祖父同辈的松爷（王松和，字伯孚）。这几位长辈都在外面受过高等教育，眼见政治腐败，做公务员只有同流合污，决定回桑梓教育子弟，为国家青商会植根奠基。他们都是有钱的地主，不但教学完全尽义务，还要为小学奔走筹款。
到我开始读书的时候，大学毕业生仍然很金贵，名字记载在地方志上，一官半职有得混。在我出生以前，这些受完高等教育的人能不慕纷华，献身自己的理想，回头想一想，大仁大勇也许就是如此了。
我入学以后，孔像还立在那里帮助学校教化我们，学生犯了过失，要面对孔像罚站。
可是，不久，县政府来了命令，孔像必须拆除。执行命令的是王者诗校长，他借来耕牛和绳索。牛只当是耕田拉车，向前一用力，哗啦啦神像倒坍。我记得，孔子的脸破成好几片，还在地上一副温良恭俭让的样子。
小学里的学生百分之八十以上姓王，好像是王氏子弟学校。同学彼此之间以“宗人”之道相处，例如，选班长要选个辈分高的，由辈分高的管那辈分低的。
敝族班辈尊卑按“绍、庸、思、和、毓、才、葆、善”排列，那时绍字辈俱已作古，庸字辈硕果仅存，思字辈和字辈是栋梁精英，我是才字辈，辈分很低，平常受那些叔叔爷爷们指挥，不在话下。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
早期毕业的学长里面有一位靳先生，家境清寒，与寡母相依为命。他们破家之后，前来投靠亲友。
这位姓靳的学长天资优秀，刻苦自勤，以极高的分数毕业，顺利考入师范。我读高小一年级的时候，他在师范学校毕业了。
当年，在我们那个小地方，这是一件大事，家长和老师一再引述称道，勉励我们上进。可是，当这位姓靳的学长申请回母校教书的时候，学校却不愿意接纳。由这件事可以看出那几位少爷同学的影响力。
当靳先生申请回校的消息传来，班上的几位叔叔对我们下达了指示。靳某既不姓王，又不是本地人，他是外乡来的难民，在我们眼里没有地位，这人怎么可以来做我们的老师？尊卑之分怎么可以颠倒？结论是，大家一致反对。
理由本来不能成立，可是校长宋理堂先生是个有行政经验的人，他认为那几个“骄子”的意见多多少少反映了他们家长的心态，“为政不得罪巨室”，他不愿接受这位高才生的回馈。
小学自改为县立，三任校长都是外来的，外来的校长对本地本族的人很尊重。记得有一次，我犯了校规，照例该打屁股，那时，校长是王者诗先生，他对训导处说，最好请姓王的老师执行。王者诗，字（车酋）轩，和我们同姓，没有宗亲关系。王者诗，这个名字真好，后来读诗经，知道典出大雅。这么好的名字，竟没见有人和他同名。他一张红脸膛，一身结实的肌肉，嗓音洪亮，是个行动型的人，也有心思周密处。几经斟酌，孙立晨老师接受了委托。孙是我的表叔，物望甚隆，与潘西池、魏藩三并称兰陵三杰，被认为是适当人选。他朝我屁股上打了一棍子，我就叫起来，他也收手不打了。
主持靳案的宋校长是车辋镇人，他也是大户人家，宋王杨赵是鲁南的四大家族。宋校长白净文雅，说话细声细气，另是一种风格。他认为王家的问题仍由王家的人解决，找璞公荆石老师商量。
荆石老师辈分高，学问好，创校有功，人人尊为大老师，是本族的圣贤。自学校改为县立，他老人家除了上课不多说话，若是备咨询、做顾问，就像孔子那样“小叩之则小鸣，大叩之则大鸣，不叩则不鸣”。他对校长说：本校的学生，学成回母校服务，学的又是师范，有什么理由不用他？
校长估量荆石老师压得住，就把靳请进来，先安置在教务处办公，叔叔们的指示又下来了：只能给他叫靳先生，不准给他叫靳老师。
回想起来，那时候，敝族的精英分子已经僵化了，他们看不清时势，也不了解自身的处境。一年以后，发生了惊天动地的抗日战争，八年以后，掀起了天翻地覆的无产阶级革命，靳先生蛟龙得雨，腾云而上，所谓乔木世家却在惊涛骇浪中浮沉以没，无缘渡到彼岸了。
受害最大的是一位苏老师，提起这件事来我有无限歉疚。
苏老师的长相与众不同。他方面大耳，下巴比一般人宽些，稍稍超前，是所谓蛤蟆嘴。他的前额有一条直立的皱纹，形如三角钉，据说相书上称之为“杀子剑”。但他的脸自有一种吸引力，使人觉得亲切和蔼。
回想起来，他那时大概二十几岁，来教我们国文，也许是他踏入社会的第一步吧，他对教学真是可以用热情洋溢、无微不至来形容呢。也许就因为如此，他才一碰到挫折就受了重伤吧。
教国文的老师喜欢作文好的学生，那是当然的。于是，我们几个多得密圈的孩子，得到他特别关注。时间久了，那在班上目空一切的少爷们觉得自己受到冷落，没有面子，那似乎也是当然的。再加上我，常常提出问题向老师请益，在国文课堂上不时有老师放下书本和我对谈的场面，足以增加某些人对国文课的反感，这恐怕也是当然的吧。
有一次，那是对我最重要的一次，苏老师讲文章作法，他说，同样一件东西，同样一片风景，张三看见了产生一种感情，李四看见了产生另一种感情。他举的例子是，同样是风，“吹面不寒杨柳风”是一种感情，“秋风秋雨愁煞人”是另一种感情。
我对这两个例证起了疑虑。我说，春风和秋风不是一样的风，是两种不同的风，人对春风的感觉和对秋风当然不同。苏老师一听，微笑点头，他说：“我们另外找例子。我们不要一句春风一句秋风，要两句都是春风，或者两句都是秋风。”
下课时，他把我叫到办公室，拿出一本书来交给我，封面上两个大字：“文心”。这是夏丐尊先生专为中学生写的书，我一口气读完它，苏老师举的例子，是从这本书中取材。虽然书中偶尔有不甚精密的地方，但我非常喜欢它，它给我的影响极大，大到我也希望能写这样的书，大到我暗想我将来也做个夏丐尊吧。
蓄积已久的暗潮终于澎湃了。国文考卷发下来，有人拍着桌子大喊不公平，另外一些人挥手顿足，随声附和，俨然雏形的学潮。教务处劝苏老师休息一两天，不要上课，苏老师马上辞职了。我真难过。我非常非常难过。
苏老师离校前找我单独谈话，很安静地问我究竟是哪几个人领着头儿闹，我只是哭。
我也不知道究竟为什么没有回答他。若说是怕事，我那时没有那么赖，若说希望他学吕蒙正、不要知道仇人的名字，我那时也没有那番见识。我只是在心里反复默念：“苏老师，我要报答你。”
他很失望。也许我应该把心里的那句话说出来，沉默是金，然而并非任何场合都可以使用金子。
几个月后，我忽然遇见他，他不教书了，改行经商。那么热爱教学的一个人，居然放弃了他的志业，可见那件事让他太伤心了。我曾经是他最爱的学生，可是他那天没理我，一张脸冷冷淡淡。
我更说不出话来了，可是在我心底，我不住地默念，苏老师，我一定报答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