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我读小学的时候(2)
在这苦闷的日子里，五姑忽然插班进来。那年，五姑也许有十七八岁了吧，大大超过了读小学的年龄。她以少女的灿烂吸引了所有的视线，确乎是鹤立鸡群。
继祖母持家有方，但也做过几件令人不解的事。她老人家最喜欢五叔，五叔早年丧偶，离家投入黄埔军校，留下儿子骥才由祖母抚育，骥才也是她最疼爱的孙子，可是她老人家不让骥才进学校读书。
在五位姑姑中间，继祖母最爱五姑。在那“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环境里，五姑固然不曾读书升学，在那“女大不中留”的时代，五姑也迟迟不曾订亲，继祖母拒绝了所有的媒妁。
五姑忽然加入了女学生的行列，在当时当地是一大新闻。
回想起来，五姑不但漂亮，也活泼开朗，心直口快。每当我受人歧视的时候，她坐在最后一排，总看得见。她会大声叫着那人的名字说：“王××，不要当着我的面欺负人，我不高兴。”
姐姐训斥弟弟，弟弟不应该反抗，而且，他们也还不知道怎么跟一个身材和口才都超过自己的女生吵架。这些人的行为慢慢收敛了些。
五姑在音乐和体育方面很有天赋。那时，学校里只有简谱和风琴，人声就特别重要。她的年龄，足以把人声的优美完全发挥出来，有些歌曲是她唱成名曲的，——我是说在我家那个小地方。
这里有一首歌，我不会忘记：
春深如海，春山如黛，
春水绿如苔。
白云快飞开，
让那红球现出来，
变成一个光明的美丽的世界。
风小心一点吹，
不要把花吹坏。
现在桃花正开，李花也正开，
园里园外万紫千红一齐开，
桃花红，红艳艳；
李花白，白皑皑。
谁也不能采，
蜂飞来，蝶飞来，将花儿采，
常常惹动诗人爱。
如今写下来才发现歌词很长，当年从不觉得。五姑唱这支歌的时候，正值她生命中的春天，歌声中有她的自画像，凡是经过教室门外的人都驻足倾听。那年代，女孩子唱歌有节制，只可在音乐教室里唱，只要一步走出室外，就得“重新做人”。所以，我猜，五姑的天赋并未得到充分的发挥。
当她主持公道的时候，有人敢怒而不敢言，当她唱歌时，所有的人都是臣服的，所有的声音都是她的附庸，别人的歌声只有一个用处：把她的音质音色之美衬托出来、彰显出来。我相信，那是母校的一种绝响。
唉，该死的“女子无才便是德”！
就在我“剥极必复”的时候，学校收到了省府发给的一套“万有文库”。文库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王云五主编，是王氏早年对出版界教育界的重大贡献。那时有人说，王云五一生事业是“四”、“百”、“万”，即四角号码，百科全书，万有文库。
各地小学能有这一套书，是省主席韩复榘接受了教育厅长王寿彭的建议，以公款购置发给。韩复榘不读书，王寿彭不读新书，两人居然有此善举，也是异数。
我不记得这套书一共多少本。总之，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这么多书。学校为它盖了一间房子，成立了图书馆，派我在课外管理图书。为了工作，我可以不上体育和劳作。从此我有了避难所，下课以后，我就离开教室，坐在图书馆里。那些人从未到图书馆里来过。
文库里面的童话和神话，开了我的眼界。我不记得有小说。文库也给了我科学和历史方面的知识。那时，在同侪中我相当博学。
不久，我又多出一件工作来。校长宣布，他要把这座小学当做一个县来演练实行地方自治。当然，他是奉了上级的指示。
本来，我对这件事没有兴趣，校方公布的规章，我只瞄了一眼，全校学生投票选出一位县长，我早已忘了他的名字。可是“县政府”成立，我被委派为第五科科长，主管教育，给我的生命注入了活力。
那时全国文盲很多，政府推行扫盲。学究办事，先就“文盲”的定义辩论一阵。有人说，只要认识一个字就不算文盲。中国人重视祖先姓氏，没受过教育的人也认得自家的姓，岂不是国中并无文盲？有人说，只要有一个字不认得，仍是文盲，那么打开《康熙字典》看看，岂非全国皆盲？何况《康熙字典》也没把国字收全。
扫盲是教育科的工作。“县政府”成立了许多识字班，选一些高年级的同学去教人识字，称为“小先生制”。我每天晚上去巡回观察教学的情形，撰写工作报告。当然，所有的工作由老师在幕后策划推动。
一个小镇也有“中央”和“边陲”吗，不识字的大都住在靠近城墙的地方，识字班也多半设在那里。五姑任教的那一班，简直就在荒野里。那时没有路灯，手电筒也很稀罕，逢到阴天下雨，一路上确实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五姑热心勇敢，从不缺课。
开班以后，临沂城来了一位督学，说是要视察实施的情形。那天晚上校长陪着他出动，由我带路。识字班的班址很分散，他走了三家，站在五姑教学的地方旁听了一会儿，就对校长点点头：“回去吧，下面不必再看了。”
他们回去，我和五姑一同回家。第二天，全校传遍了督学的话，督学说，他看见一个优秀的小先生，发音准确，仪态大方，精神贯注全场，顶难得的是懂得教学法。有这么一个人，足为视察报告生色，其余一笔带过就可以了。他说的就是五姑。可是五姑说，她那时十分紧张，根本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
“小先生制”给了我信心和愉快，从头到尾没受到什么干扰，这等事，有“干扰癖”的叔们爷们绝对不插手。回想起来，我这一生在那时就定了型：逃避干扰，只能有个狭小的天地。
那时，日子过得如同在一灯如豆之下做功课，眼底清晰，抬头四望昏昏沉沉。
虽然历史老师王印和（心斋）先生痛述近百年国耻纪录，全班学生因羞愤而伏案痛哭，仍然打不破那一片昏沉。
虽然日本军阀出兵攻占了东北三省，“流亡三部曲”遍地哀吟，仍然觉得云里雾里。
虽然日本在华北不断搞小动作，要华北自治，要国军撤出华北，几百名大学生卧在铁轨上要求政府和日本作战，日子仍然像睡里梦里。
印和大爷心广体胖但个子不高，大脸盘永远不见怒容，一尊活生生的弥勒佛，可是那天在国文课堂上发了脾气。
谁也没料到他会发脾气，昨天这时候，他还发给每个学生一块糖呢，上课有糖吃，大家直乐。
他带糖来有原因，那一课的课文是：
台湾糖，甜津津，
甜在嘴里痛在心。
甲午一战清军败，
从此台湾归日本！
…………
他由“宰相有权能割地”讲到“孤臣无力可回天”，糖不再甜，变酸。
“明天考你们，这一课的课文一定要会背，谁背不出来谁挨板子。”他很认真，同学们不当真，谁料第二天他老人家带着板子来了……
日子仍然像泥里水里。
唉，倘若没有七七事变，没有全面抗战，我，我这一代，也许都是小学毕业回家，抱儿子，抱孙子，夏天生疟疾，秋天生痢疾，读一个月前的报纸，忍受过境大军的骚扰，坐在礼拜堂里原让他们七十个七次，浑浑噩噩寿终正寝，发一张没有行状的讣文，如此这般了吧。
可是，日本帝国到底打过来了。那天校长的脸变红了，脖子变粗了，他说，对着全校师生握着拳头说，小日本儿贪得无厌，把台湾拿了去，还嫌不够，又拿东北；东北拿了去，还嫌不够，又来拿华北。小日本儿他是要亡咱们的国灭咱们的种！这一回咱们一定跟它拼跟它干！
全校，全镇，立即沸腾，到处有人唱“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到处有人念“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牺牲一切之决心”。学生昂然从老师用的粉笔盒里拿起粉笔，来到街上，朝那黑色砖墙上写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战争来了，战争把一天阴霾驱散了，战争把一切闷葫芦打破了。战争，灭九族的战争，倾家荡产的战争，竟使我们觉得金风送爽了呢。竟使我们耳聪目明了呢。唱着“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由口舌到肺腑是那么舒服，新郎一样的舒服。这才发觉，我，我这一代，是如此的向往战争、崇拜战争呢。
虽然我们都是小不点儿，我们个个东张西望，在战争中寻找自己的位置。
战争给我带来了好几个第一。
校长从大城市里买来一架“飞歌”牌收音机，小小的木盒子，有嘴有眼睛，蚕吃桑叶似的沙沙响，忽然一个清脆的女声跳出来，喊着“XGOA”。我第一次知道那叫广播，无线电广播。
晚上，老师收听中央台的新闻，记下来，连夜写好蜡版，印成小型的报纸，第二天早晨派学生挨户散发，我参加了工作。那是我第一次“做报”。
我还第一次演戏，演“放下你的鞭子”。
还有，我第一次慰劳伤兵。
战局自北向南发展，韩复榘不守黄河天险，不守沂蒙山区，日军一下子打到临沂。伤兵源源南下，从西门外公路上经过。
这天镇公所得到通知，大队伤兵取道本镇，中午在镇上休息打尖。
镇公所立即动员民众烧开水、煮稀饭，把学生集合起来，每人发一把蒲扇，等到躺在牛车上、担架上的伤兵停在街心，用蒲扇给他们赶苍蝇。
那天烈日当空。那天苍蝇真多，苍蝇也有广播和报纸吗？怎么好像是从四乡八镇闻风而来？它们才不管谁是烈士谁是英雄，它们不问谁已复苏谁在昏迷，只要是血，不管什么样的血，即使是绷带上晒干了的血，紫色的硬如铁片的血。
我们站在担架旁边，挥动蒲扇，跟苍蝇作战。右手累了换左手，左手累了用双手。女生闭着眼睛攻击，不敢看浴血的人。女生的母亲来了，给女儿壮胆。有些母亲，包括我的母亲，发现仅仅雪蒲扇还不够，端一盆水来给伤兵洗手擦脸。那手那脸真脏，把半盆水染黑了。那手那脸任你擦，任你洗，原来闭着的眼睛睁开，表示他知道。母亲用湿手巾像画一样像塑一样使那张脸的轮廓清清楚楚显示出来，才发现那是一张孩子的脸。母亲流下眼泪，很多母亲都流下眼泪。
我们曾经恨兵，我们曾经讨厌兵。可是那天，我们觉得兵是如此可爱。我们觉得那样脏的绷带，用门板竹竿网绳做成的那样简陋的担架，实在配不上他们的身份。那天我们最恨苍蝇，可是，头上空中出现了敌人的侦察机，我们又希望全省全国的苍蝇都来，组成防空网，把地上的一切盖住。
那时的防空常识说，你只要原地不动，飞机上的敌人看不见你。蒲扇马上停下来。那时，流传基督将军冯玉祥的名言：天上的乌鸦不是比敌人的飞机更多吗？乌鸦拉屎可曾掉在你身上？我们一致默诵那首诗：“铁鸟来，我不怕，乌鸦拉薄屎，我没摊一下。”
侦察机来了，去了，然后，是我遭受的第一次空袭……
由“七七”日军在卢沟桥起衅到日本空军轰炸兰陵，其间相距半年。这半年没有上课。
我们不上课，我们听广播，广播里有沙沙的杂音，轻时如蚕食桑叶，重时如雨打芭蕉，但我们只听见新闻，听不见杂音。那时新闻中尽是伤亡与撤退，我们非但没有沮丧的感觉，反而兴奋得睡不着觉。不管眼前是胜是败，中国动手打鬼子了，到底打起来了。
那时，收音机是新奇玩意儿，每天晚上有许多人堵在办公室门口见识一番，校长宋理堂先生严格规定不准我们动手摸弄，我就坐在办公桌旁等候老师开机。那时收音机的体积大，有木制的外壳，正面分布着三个钮，一条标示波长的尺，还有送音的喇叭，它的构图常常使我想起人脸。开机后，那一声女高音“南京中央广播电台XGOA”，使人精神大振，手舞足蹈。广播真是个神秘的行业，不料十三年后我也成为这一行的从业人员。
稍后，在靳耀南老师主持下，我们分组到四乡募集铜铁，供给兵工厂制造子弹。我参加的那一组负责兰陵北郊的农村，那是我第一次亲近北郊的田园人家。我们天天出动，记得曾有一位少爷同行，有一天，他进了村庄把任务交给村长，我们坐在村长家里喝茶，工夫不大，一阵乒乒乓乓装满了一辆独轮车。回想起来，这一番举动的效用乃是在教育和宣传，借着募捐深入而普遍地宣扬了“抗战人人有责”和“抗战人人有用”。
为“唤起民众”，学校的老师们演了一天戏，这件事最是轰动四方。学校的大礼堂原是孔庙正殿，殿前有一座高台，宽大平整，想是当年祭孔的地方，而今是现成的舞台。国文老师田雪峰先生，临沂城人，长于皮黄，荆石老师和靳耀南老师博通话剧，戏码不难安排。
演员就地取材，台上台下都有趣事。戏里有日本兵有汉奸，演汉奸的那个小伙子有天分，第一次上台就引得台下唉声叹气骂他坏。他老娘在台下顾不得看戏，人丛中挤来挤去找熟人，找到熟人就再三表明他儿子孝顺、诚实、也爱国，是个好人。
大轴是新编的京戏，剧情是日军侵略，人民流离失所。田雪峰老师演老生，靳耀南老师反串老旦，这两大主角事先请了说戏的师傅来研究身段，又吊了个把月的嗓子，郑重其事，演出时感动了许多人。
老旦的戏本已赚人热泪，结尾时老生又有一段碰板：
难民跪流平 尊一声列位先生仔细听 独只为我们的家乡遭了兵逃难来到兰陵城 可怜我举目无亲腰内空 腹内无食活不成 但愿得兰陵镇上有救星发发慈悲 给我煎饼 热汤热水救救残生 救人一命胜似念经
演到此处，台下观众纷纷掏出铜元来往台上丢撒，（那时买盐打油还使用“当十”、“当二十”的铜元。）全剧遂在主角道谢配角捡钱中落幕。
学校并没有正式宣布停课，我们仍然天天到校，也看见每一位老师都在学校里。每个都有做不完的事情。这期间，县政府的视察来过，走马观花，夸奖我们新编的壁报。
后来，老师渐渐减少，他们打游击去了。
然后，同学也渐渐减少，每个人的心都野了，散了，不能收其放心了。
然后，就是那次击碎现实的轰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