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西方财政思想的传播

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国家财政体系开始逐渐完善，西方财政理论逐渐盛行于西方经济学界。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各种产品输入中国，与此同时，西方的财政思想也逐渐传入中国。可以分为清末和民初两个阶段来描述西方财政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郑观应、陈炽、王韬、严复、梁启超、赵炳麟等人对清末（1840—1912年）时期西方财政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较大贡献。郑观应从事过很多工商业活动，很早就认识到中国财政存在的问题。他认为应收回关税自主权，否定《南京条约》中的协定关税条款，还认为应保护我国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实行关税保护政策。他还主张清王朝施行预算制度，达到财政收支平衡。在当时的背景下，郑观应能认识到保持国家财政预算收支平衡非常难得。

陈炽认为中国应该设立议院，清王朝统治者与人民群众共同决定财政政策。他理解的西方议院就是人民群众参政、议政。他主张中国设立议院，由人民群众与统治者共同决定税收、支出等政策，即由人民群众和统治者共同决定财政收支。

王韬是中国第一代走向世界的江南知识分子，他提倡改革，主张变法维新，通过翻译书籍、主办报纸等方式，促进了西方思想观念在中国的传播。王韬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摆脱重农轻商的思想，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使其成为国家富强的根本。王韬主张“恃商为国本、商富即国富”的思想，认为应减轻商业税负，发展民营、国营等经济事业，从而扩大税源，增加国家税收。[1]王韬是在中国最早传播西方财政“量出为入”思想的学者。

严复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原富》（即《国富论》），让人们初步了解了近代经济理论。在《原富》中，严复介绍了“平”“信”“便”“核”四大税收原则。严复认为不应一味地少征税，应以人民群众的负担能力作为标准来征税。

梁启超曾引进西方很多先进思想，对税收、公债、预算管理等财政问题有很多思考和见解，并对清末的财政混乱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中国财政史上，梁启超首次提出无论政府财政如何拮据，都不应通过增发货币来增加财政收入。梁启超还认为所有税种都可以转嫁，虽然这个论断很绝对，但从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考虑也有一定道理。在公债问题上，梁启超认为国家公债不可能也没必要还清，还清公债会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有不利影响。在财政预算方面，梁启超认为财政计划的主要内容就是财政预算。如果财政计划制订得不合理，财政基础就会动摇。此外，梁启超认为编制预算权应集中于度支部，度支部必须全盘掌握国家的财政收入和支出。[2]梁启超对西方财政理论的传播有着巨大的作用，还影响了北洋政府时期的财政实践。

赵炳麟是清末的官员中学习西方财政思想的代表之一。他主张中央政府制定预算表和决算表，并派遣官员到各省督察各项收支执行情况，从而做到由上到下所有的收入和支出都有计划和记录。

在清末这一时期，西方财政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是比较零散的，20世纪前并没有完整系统的财政著作出现。1903年，钱恂所著的《财政四纲叙》出版，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现代财政学著作，该书介绍了租税、货币、银行、公债“四纲”，同年由作新社翻译了《财政学》一书并出版；1905年，胡之清根据日文原本编著了《财政学》；1907年，黄可权根据松崎藏之助和神户正雄两本同名书编译了《财政学》；1909年，张锡之翻译了小林丑三郎的《比较财政学》；财政史方面，金邦平所译的《欧洲财政史》于1902年出版。中央到各地的新式学堂都有开设西方财政学课程，中央教育部门也对财政学教育提出教学方案。可以看出，20世纪后，国内对于财政思想的探索逐渐发展起来，然而始终缺乏理论研究，只是打开了西方财政思想传播的大门。

在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7年），西方财政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在19世纪初，德国财政学家从国家保护主义出发，创立了具有德国特色的财政学理论，其中包括财政目标理论、财政收支理论、税收公平理论等。一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在西方财政学研究中处于领先地位，而近代的日本主要从德国引进财政学，日本对国家保护理论进行了吸收和借鉴，在国内取得很好的改革效果。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欧陆财政传统更受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青睐，这是因为美英财政传统强调国家是自由个体的联合，而欧陆的财政传统认为国家是有自我意识和独立利益的大脑，隐含着的是对国家作用的重视，正是后进国家欲奋力图强的需要。20世纪初，中国有大量去日本的留学生，为西方财政思想传播到中国提供了渠道。与此同时，国内研究财政问题的书籍增多，比如陈与年翻译的《公债论》、万籁鸣的《整理中国外债问题》等。据不完全统计，1912—1927年，中国出版的经济学书籍数量有了大幅度增长，其中国人编著的著作超过了翻译著作，欧美经济学翻译著作超过了日本经济学翻译著作，而且经济学各分支中著作数量最多的就是财政学著作。[3]与此同时，中国一些高校逐渐开设经济学专业，一些研究机构和团体逐渐开始对西方财政思想进行研究和传播。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的建国理论中包含很多现代财政思想。比如，孙中山提出财政统一原则，参议院应议决临时政府的预算，统一税法、货币、公债发行等事务，从而提高财政的规模效益，促进社会公平。孙中山还主张财政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财政应解决人们的教育、养老、看病等公共需要。

这一时期西方财政思想在中国传播的特点就是中国经济学教育的起步对西方财政思想在中国传播有巨大作用，财政学的著作在中国的传播水平显著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