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解决的问题
通过以上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考察与分析，我们发现：
1.“民间”在20世纪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场域中，是一个复杂而存在巨大张力的概念。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意识形态、大众消费文化语境等密切相关。具体到文学，它则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传统性、现代性甚至是后现代性纠缠在一起。从学界现有的研究和分析来看，对“民间”话语的阐释有着明显的简化、俗化、圣化的倾向，存在着较大的误读和争议的成分。因而，我们有对“民间”话语作进一步梳理和研究的必要。在“民间”话语的研究上，我们要认识到“民间”话语的复杂性、多样性，尽量地从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出发，去作具体分析和阐释。
2.由于学科间的界限很分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对民俗学、民间文学等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的重视和转化不够，最新的民俗学、民间文学以及其他学科的相关研究没有被及时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中国新诗）的研究视野中来。近年来在民间文学（民俗学）领域的一些代表性成果，如吕微从现代性的角度对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学科的思考[31]，户晓辉以跨文化的眼光和现代性的思维对中外民间文学或民俗学话语中“民”的思考[32]，以及高丙中、刘晓春、施爱东等对“民间”问题的研究和关注等[33]，这些成果经过适当的转换，其实都可以给我们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借鉴。因而，本著尝试突破学科的界限，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尝试，以更加宽泛意义的“民间”话语为研究视角，去研究五四诗歌，希望有更多的发现（包括理念、材料等）。
3.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虽然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中国现代文学的“民间”文学资源，以及与之相关的“大众化”“民族化”“本土化”等命题，也有人注意到歌谣、国语、方言、音乐等与五四文学、与中国新诗的关系问题，但至今尚无人对“民间话语”与“中国新诗的现代性”作具体的观照和深入的分析。
本著以“民间”话语为研究视角，以中国现代新诗的传播接受、呈现形态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五四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民间话语在中国新诗的现代性发生、本土化建构、社会革命、新的民族国家重建中的意义和作用加以考察，展开对中国新诗的“民间”话语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的思考，借此来加强对“民间”话语和中国新诗复杂现代性的认识。
我们以中国现代思想史、现代文学史为线索，既考察历史，又关注当下，力求做到史述与史论的有机结合。研究的大致理路是：从五四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某些被忽视的文学史细节出发，在叙述的过程中提出问题，引出相关论题。以历史的发展为序，在论题的绵延展开与深入分析中，引出相关问题，以此来逐步推进本论题及相关问题的探讨与研究。我们的写作，其目的不在于得出某个或某些具体的结论，而在于展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新诗现代性的复杂性，同时也为新诗的传播接受研究提供新的视域。
[1] 前者以蔡元培、蒋梦麟、胡适等为代表，后者以李长之等为代表。相关论述详见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41—345页。
[2] 主要包括：林毓生的“激烈反传统主义”，杜维明将五四与义和团相提并论，宫崎市定的五四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先河，唐德刚认为五四乃“感情用事”等较为偏颇的说法。
[3] 详见王元化《论传统与反传统——为五四精神一辩》，最初发表在1988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上，有删改，全文见王元化《传统与反传统》，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5—31页；耿云志《五四新文化运动再认识》，载《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王瑶《在东西古今的碰撞中——对五四新文学的文化反思·序》，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年版。
[4] 王德威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一书的前言中，提出了“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著名论断（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德国汉学家顾彬“现代中国文学和时代经常是紧密相联的特性和世界文学的观念相左，因为后者意味着一种超越时代和民族，所有人都能理解和对所有人都有效的文学”的观点（见顾彬《20世纪中国文学史》，范劲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等，都值得我们去注意。
[5] [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英]道格拉斯·安斯利英、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页。
[6] 梁实秋：《新诗的格调及其他》，载1931年1月20日《诗刊》创刊号。
[7] 1956年1月，纪弦在台北发起成立“现代诗社”，承续1930年代以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派”诗歌的基本精神。同年2月的《现代诗》第13期上刊登了纪弦拟定的“现代派六大信条”，明确提出了“新诗乃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的诗学主张。
[8] [美]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前言》，崔志海、葛夫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9] 转引自冯国晨《焦灼的期待：中国诗歌再创辉煌——中西诗歌对照谈之一》，《当代文坛》1997年第4期。
[10] Robert Redfield，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6，p.70.
[11] 梅光迪1916年3月19日致胡适的信。见罗岗、陈春艳编《梅光迪文录》，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2页。
[12] 胡适：《〈歌谣〉复刊词》，载1936年4月4日《〈歌谣〉周刊》第2卷第1期。
[13] 在福柯看来，“权力，不是什么制度，不是什么结构，不是一些拥有权力的势力，而是人们赋予某一个社会中的复杂的战略形势的名称”（福柯《求知之志》，见杜小真编选《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346页）。但它却隐而不显，却无处不在。它没有母体，没有中心，充塞于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并且在不断地分化组合，“深深地、巧妙地渗透在整个社会的网络之中”（福柯《知识分子与权力》，见杜小真编选《福柯集》，第206页）。福柯认为，正是这样的话语实践构成了人类的历史与文化。
[14] 胡适：《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为1958年5月4日在台北中国文艺协会八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词。见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95页。
[15] [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16] 刘继林：《民间话语：伴随新诗的成长岁月》，《光明日报》2013年4月30日。
[17] 代表性著作有：王泽龙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王毅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论》（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孙玉石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罗振亚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陈太胜的《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刘士杰的《现代主义诗歌在中国的命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等。
[18] 代表性著作有：李怡的《中国现代诗歌与古典诗歌传统》（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赵黎明的《古典诗学资源与中国新诗理论建构》（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等。
[19] 该著主要收录有：《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形成与发展》、《晚清时期民间文艺学史初探》、《晚清改良派学者的民间文学见解》、《晚清革命派作家对民间文学的运用》、《“五四”前后的歌谣学运动》、《“五四”时期口承文艺的发掘》等多篇描述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史的学术论文。
[20] 该文收入李扬编《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1] 主要有：魏建功的《〈歌谣〉四十年》（《民间文学》1962年第1—2期）、顾颉刚的《我和歌谣》（《民间文学》1962年第6期）、常惠的《回忆〈歌谣〉周刊》（《民间文学》1962年第6期）、周作人的《一点回忆》（《民间文学》1962年第6期）、钟敬文的《〈歌谣〉周刊·我和她的关系》（《民间文学论坛》1992年第2期）等。
[22] 弗朗索亚·菲雷（F.Furet）：《从叙述史学到面向问题的史学》，参见陈启能主编《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史学理论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23—236页。
[23] 赵世瑜：《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1918—1937）》，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24] [美]洪长泰：《到民间去：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1918—1937》（新译本），董晓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63页。
[25] 《白话文学史》完成于1927年，次年由新月书店出版。这是胡适在1921—1922年期间，在给教育部举办的第三、四届国语讲习班和南开大学讲授《国语文学史》时形成的讲义，后在《国语文学史》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一部文学史著作，原计划写成上、中、下三卷，并列出了详细的提纲，但只完成了上卷，甚为遗憾。
[26]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27]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28] 陈思和的“民间”理念形成于1990年代中期，主要集中在《民间的沉浮——对抗战到文革文学的一个尝试性解释》（《上海文学》1994年第1期）、《民间的还原——文革后文学史某种走向的解释》（《文艺争鸣》1994年第1期）、《民间和现代都市文化——兼论张爱玲现象》（《上海文学》1995年第10期）等文中，此后又经过一定的完善和发展。
[29] 王光东的这些观点和论述，详见《民间意义的发现——五四新文学的另一种传统》（《上海文学》2001年第12期）、《“民间”的现代价值——中国现代文学与民间文化形态》（《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在民间与启蒙之间——五四时期周作人的民间理论》（《文艺争鸣》2002年第1期》）、《大众化与民间：文学意义的一种分析》（《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民间审美的多样化表达——20世纪中国作家与民间关系的一种思考》（《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4期）等文。这些论文大部分出自王光东的博士学位论文《民间文化形态与新文学传统》（复旦大学，2002年，导师陈思和），后来大都收入《新文学的民间传统——“五四”至抗战前的文学与“民间”关系的一种思考》（山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20世纪中国文学与民间文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著作中。
[30] 主要集中体现在《“大众化”讨论与中国新文学的自觉》（《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文学价值与本土精神》（《文学评论》2010年第6期）、《从本土化、民族化的角度反思新文学》（《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如何重估百年新文学的成就——兼论新文学的本土化与民族化》（《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5期）等代表性论文以及近著《一种文学与一个阶层——中国新文学与农民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中。
[31] 主要包括：《现代性论争中的民间文学史写作》（《河北学刊》1998年第6期）、《现代性论争中的民间文学》（《文学评论》2000年第2期）、《论学科范畴与现代性价值观——从〈白话文学史〉到〈中国民间文学史〉》（《文学评论》2001年第4期）、《内在的和外在的民间文学》（《文学评论》2003年第3期）等文。
[32] 详见户晓辉的《现代性与民间文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该著的第五章《中国现代民间文学或民俗学话语中的“民”》，应该说思考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33] 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刘晓春：《一个人的民间视野》，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施爱东：《中国现代民俗学检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