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史记》的特点

作为一部伟著，《史记》来之如此不易，那么，它有哪些成就？有何特点？对此，我们可做如下的归纳。

1.空前规模的巨制

《史记》的字数是52.65万字。这是从远古到司马迁时代，字数最多的一部著作。《春秋》，一万八千字左右；《左传》，十八九万字。司马迁在书中所提到的书籍，如《战国策》《国语》《楚汉春秋》、诸子、骚赋等，没有一部在分量方面能够与《史记》相提并论的。所以，它是空前规模的大著作。此外，它在体裁的严密、记述内容的丰富等方面，也是此前史书所无法相比的。

2.大一统时代的产物，具有恢宏的学术气象

《史记》是社会大一统局面下的产物。西汉经过了几十年的相对稳定，至武帝已达到空前强盛的时期。这样的社会环境，对撰写历史巨制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是为史学家写作历史提供了资料的便利。汉初曾废除私书之律，汉武帝时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作为太史令的司马迁，有条件阅“史记石室金匮之书”[4]。也就是说，生活在大一统时代的司马迁，掌握了此前各时代无可比拟的丰富的历史资料。二是为史学家思考历史问题、社会现实问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司马迁所写的时间跨度、空间跨度、社会各阶层的人物数量，都是过去的史书不可比的。此外，先秦在史学上取得的成就，为大一统时代的司马迁在史学上进行更大规模的创造奠定了基础。《史记》是一个综合性体裁的史书，由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种体裁组成。这五种体裁，在先秦时都出现过，不是司马迁的发明。本纪是以帝王或国家为中心的编年体。世家既有编年体的特点，也有列传体的特点，是以王侯、贵戚为主人翁的编年体。列传记人，在《世本》中就出现了“传”。书，《世本》中有居篇、作篇，记器物制作发明、典章制度的建立。《尚书》中的《禹贡》《洪范》及其他有关礼制的记载也属于典章制度的内容。表，《世本》中有“谱”。西周时期的国史中也有谱、牒。表就是由谱、牒等发展而来的。但司马迁将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种体裁相互配合、融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在史书体裁上却是一个重大的创造。梁启超先生有两段话讲得非常精辟，他说：“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迁之年代，后左丘约四百年。此四百年间之中国社会，譬之于水，其犹经百川竞流波澜壮阔以后，乃汇为湖泊，恬波不扬，民族则由分展而趋统一，政治则革阀族而归独裁，学术则倦贡新而思竺旧。而迁之《史记》，则作于其间。”[5]“从前的史，或属于一件事的关系文书——如《尚书》；或属于各地方的记载——如《国语》《战国策》；或属于一时代的记载——如《春秋》及《左传》。《史记》则举其时所及知之人类全体自有文化以来数千年之总活动冶于一炉，自此始认识历史为整个浑一的，为永久相续的。非至秦汉统一后，且文化发展至相当程度，则此观念不能发生。而太史公实应运而生，《史记》实为中国通史之创始者。”[6]这两段话很准确地点出了司马迁撰写《史记》时的情形以及《史记》的恢宏气象。

3.“成一家之言”之作

司马迁特别重视从总结客观历史进程和研究社会现实情况出发，做到“成一家之言”。史学成家，自司马迁始。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指》中评论了阴阳、儒、墨、名、法、道各家之学的短长，表现了很强的学术批判意识和发展史学的自觉意识。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完整地将它引述，反映了他接续其父的思想方法，以成史家之一言。《太史公自序》篇末云：“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家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7]在《报任安书》中他又说：“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8]由此可见，司马迁著书的最大目的，乃在于发表司马氏的“一家之言”。章学诚评论道：“《太史公书》百三十篇，自名一子。”[9]章学诚看得很准，“一子”就是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是一个有独立人格的史学家，他不受各种框框的束缚，勇于形成自己独立的思想认识，表达自己对于历史的见解，彰善瘅恶，史著中总是充满人性之正气。如他关注平民阶层，赞扬他们的高尚道德。《游侠列传》颂扬游侠舍己为人、扶危救困的品质，将布衣之侠跟“暴豪之徒”区分开来；又引用“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的谚语，讽刺拥有权势的王侯在道德上的虚伪，抨击他们标榜仁义，干的却是窃国的罪恶勾当。司马迁评价陈涉起义的伟大功绩：“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10]这可谓是对平民阶层伟大力量的讴歌和礼赞。司马迁揭示了人的经济地位对其社会地位的影响，说：“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11]；他认识到经济状况对人们思想道德的影响，指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归焉”[12]。他肯定了人们追求财富的合理欲望：“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13]“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14]他主张让工商业自由发展，他写《货殖列传》，就是为那些著名的工商业者立传，并称赞说：“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15]这与董仲舒鼓吹的“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16]的唯心论调，形成鲜明的对照。上述精彩论断，鲜明地反映出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学术个性。

4.“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之作

东汉史学家班固对司马迁和《史记》有这样的评价：“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17]《史记》被称赞为一部实录之作。历史著作，得到这样的评价，可谓是最高褒奖。

班固如此高的评价《史记》，不是虚情奉承，而是有事实根据的。举一个例子，说明《史记》的“其事核”。所谓核，就是准确、可信。《史记·殷本纪》和《三代世表》记载了商王世系。从商朝到司马迁时代，已经有上千年了。《史记》中并没有显示运用甲骨文的迹象。司马迁记录商王世系，有没有根据？他的记载可靠吗？清末民初，安阳殷墟出土了大量的刻有文字的甲骨片，其文字被称作甲骨文。第一个运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是王国维。1917年，他发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通过对甲骨文的识读和研究，排列出商王世系。王氏以考释甲骨文得出的结论检验《史记》的记载，发现《史记》除个别地方有误，即报丁应在报乙、报丙之后，在总体方面，《史记》对商王世系的记载与甲骨文是一致的。这就有力地证明了《史记》记事的可靠性。当代学者李学勤通过研究周原出土的甲骨文，再次证明《史记·周本纪》所载周代世系的可信性。

“不虚美，不隐恶”，就是对历史进行实事求是的记述。再具体点说，就是对所记载的对象，不需要赞扬的，绝不无端美化；对待当政者，绝无巴结、阿谀逢迎之心态；对于社会的黑暗面、消极面、丑陋现象，以及一些坏人坏事，即使当政者不愿让人知道，当事人害怕让人知道，也要无所畏惧地予以揭示。司马迁正是这样做的，譬如对于汉高祖刘邦，尽管为他写了许多神奇体面的事情，但也写了他庸俗丑陋的一面。把这些事情综合起来，刘邦这个狡黠而又有无赖性格的形象就呈现出来。这是统治者所不愿看到的。再如《平准书》写汉武帝时的社会景象，首先是对汉朝70余年间经济发展、社会富足、人民安居乐业的描述和称赞，而紧接着又指出武帝时期的潜在危机：“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18]当然，在揭示黑暗面时，司马迁往往写得比较委婉，有时用“寓论断于序事”中的方式。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

在本纪的安排上，司马迁也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如不承认楚怀王而承认项羽的政权，为项羽立本纪，因为“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19]。不承认汉惠帝而承认吕后的政权，设立《吕太后本纪》，是因为“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20]。

说《史记》是“实录”，是就其主要方面而言的。司马迁写人物、写历史场面，采用了文学的笔法，里面有作者的猜测和想象的成分。如《史记》所写鸿门宴的座次、人物的神情、人物的对话，那时既没有录像机，也没有录音机，司马迁怎么知道得那么详细呢？如果说没有作者的虚构和想象，那是不合常理的。但这种虚构和想象，并不影响《史记》的实录特点。

5.“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这是鲁迅先生称赞《史记》的话。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史记》“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故能如茅坤所言：‘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即欲养士’也”[21]。鲁迅先生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史记》评论中的精妙之语，言简意赅地点明了《史记》的文史交融之特点。我们这里引用它，意在说明《史记》在史学和文学方面都取得了很高成就，做到二者的完美结合和高度统一。

“无韵之《离骚》”，主要是指《史记》在文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史记》在这方面的成就，不限于写了众多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还在于写战争、写历史场面，都使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如《淮阴侯列传》写韩信破赵之战，《李将军列传》写西汉名将李广对匈奴的作战，《项羽本纪》写“鸿门宴”的场景，《刘敬叔孙通列传》写叔孙通制定朝仪前后朝廷上场面的变化以及刘邦的心理活动等，都给人以历史审美的享受。司马迁根据他对人物的理解和认识，选取可信的重要事件，加以详略不同、彼此互见的剪裁和安排，并使之故事化。这是司马迁写作人物传记的基本方法。这样，司马迁笔下的许多人物不仅鲜活，而且也具有典型性。

顾炎武《日知录》中有一条《史记通鉴兵事》，称赞司马迁熟悉历史场景，胸中自有一幅历史画面：

秦、楚之际，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以山川郡国不易明，故曰东，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势了然。以关塞江河为一方界限，故于项羽，则曰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曰羽乃悉引兵渡河，曰羽将诸侯兵三十余万行略地至河南，曰羽渡淮，复取成皋。盖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非后代书生之所能几也。[22]

从思维特点上说，史学和文学的差别很大。史学强调证据，文学需要想象；史学重视理性，文学倾注情感；史学的目标是史实的真，文学的鹄的是艺术的美。二者有一种天然的矛盾。“所谓意翻空而易奇也。……事征实而难巧也。”[23]然而，史学成果必须用语言文字才能反映出来，史学的文字表达也需要艺术，需要史家的才华。孔子说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刘知幾提出的史才三长之“才”，都是讲的史学的文字表达问题。这又表明，史学与文学有着密切的联系。问题的关键是如何使二者结合得恰到好处。《史记》可以说比较好地处理了文与史的关系问题，所以鲁迅先生从两个方面称赞它。清代的章学诚用“圆而神”评价它，与鲁迅先生的点评极为契合。

有人说，鲁迅用《离骚》作比，是因为司马迁与屈原在精神上相通，《离骚》中的忧、怨、愤等，正是《史记》所要表达的。鲁迅最懂司马迁，所以他把《史记》看成一首不押韵的《离骚》。这个观点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总让人感到有些牵强，无意中贬低了司马迁著史的宽阔胸襟和伟大抱负。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应该说是融入了自己的思想情感的，但他不会无原则地利用写史来发泄私愤。如果那样的话，司马迁就不会成为“中国史界之太祖”，《史记》也不可能是“史家之绝唱”，而恰巧应了王允对司马迁的攻击。王允说《史记》是“谤书”：“昔汉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24]王允把《史记》看成“谤书”，这实际上是他思想僵化和心胸狭隘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