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发掘之旅

三星堆遗址的“扛把子”

1921—1934年，是中国考古的早春时候，也是三星堆或者说是月亮湾的早春时节。

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发掘了仰韶村遗址，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由此揭开序幕。1926年，中国学者李济在山西夏县主持调查并发掘了西阴村遗址，这是中国人最早独立进行的田野考古发掘，意味着具有真正意义的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建立。1928年，中国学者吴金鼎在山东章丘城子崖发现龙山文化遗址。也是在这一年，中国学者李济、梁思永等在河南安阳开始发掘商代后期都城遗址——殷墟。1929年，裴文中在由中外学者于1927年共同发掘的北京周口店遗址里发现了北京人的头骨化石。1931年，梁思永从安阳后冈遗址的地层关系中揭示出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殷商文化的年代先后序列，初步理清了黄河流域史前时代文化和历史时代早期文化的基本轮廓……

中国科学考古诞生伊始就将一股撩人的春风吹向世界，也吹动了苍莽的西北大漠(1)，拂动了秀丽的西南山川，震动了四川盆地内的一座小村庄——月亮湾（今真武村）。

月亮湾在富饶的成都平原的广汉县（今广汉市）中兴乡（以后相继更名为南兴镇、三星堆镇）的两河（鸭子河、马牧河）夹包中，地势隆起，弯如月牙。在月亮湾内，矗立着一株颇有岁月的黄葛树，高大挺拔，孤傲苍劲，被当地人称为“风水树”“黄葛将军”。后来，轰动中外的三星堆与月亮湾隔河（马牧河）相望，相偎相依，长久以来，就有了“三星伴月”的美誉，被视为广汉的“风水中心”，成为当地“八大景观”之一。

三星堆在马牧河南岸的河湾处，与月亮湾同属中兴乡。这里原有三座长数十米至百余米、高5米至8米不等的高大黄土丘，沿河畔台地一字排开，宛若金星在地，所在村落遂得名“三星村”。

1929年春，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月亮湾农民燕道诚祖孙三人，在离家不远的林盘地沟边淘车水坑，准备安放水车。燕道诚之子燕青保淘着淘着，突然“砰”的一声，锄头碰在一块石头上，泥浆溅了他一脸。他再挖，又是“砰”的一声闷响，震得他虎口发麻。青保勾身扒开泥巴一看，好一块白生生的大石环，口径足有一尺半。燕道诚闻声跳下沟，轻轻撬开石环。啊！一大堆色彩斑斓的玉石器出现在面前，他和儿子都惊呆了。过了好一阵，燕道诚才回转神来，赶忙将石环按原状盖好，覆上泥巴。他们相信下面还埋有金银财宝。

当晚，时过二更，月黑风清，夜深人静。燕家五口全部出动，悄悄前往挖掘取宝，终未见有心目中以为的更为珍贵的金银财物。他们清理眼前的器物，计有璧、璋、琮、圭、圈、钏、珠、斧、刀及玉石半成品等400余件。

以后的一两年间，燕道诚又陆续做了一些发掘，但因地处“风水宝地”，至多挖到7英尺（2.13米）深，就不敢继续挖了。后来，燕青保曾对前来发掘的华西大学博物馆（即华西协合大学古物博物馆，今四川大学博物馆前身）馆长、美籍教授葛维汉讲，因当时坑挖得太深，他和父亲燕道诚都得了一场大病，几乎死亡，幸好及时住手，不然，燕家定会爆发一场更为厉害的瘟疫。大致是出于“折财免灾”的原因吧，燕道诚将他的“意外之财”只自留很少一部分，大多向亲邻朋友广为分送……

1931年春，正在广汉县（今广汉市）传教的英籍牧师董宜笃得知此事，意识到这批器物定不寻常，便急急告知当地驻军陶凯旅长，要求“做必要的宣传，尽快寻回散失器物，以便把它们保存下来”。陶旅长欣然应允，表示愿意积极过问。几天后，他便向燕道诚借来5件玉石器交给董宜笃。董宜笃不敢怠慢，匆匆携玉石器赶回成都，交华西协合大学美籍教授、地质学家戴谦和鉴定。戴谦和当即就断定其为商周之物。

这年6月间，戴谦和、董宜笃与华西协合大学摄影员晋先生从成都赶赴广汉，在陶旅长的协助下，对月亮湾遗址进行了考察、摄影。

1932年秋，成都著名的金石鉴赏家龚熙台也从燕道诚处购得玉器4件，大为赞赏，称“价值连城”。龚熙台此说一出，立时在成都古董商中引起躁动，他们纷纷奔赴广汉找燕道诚购买玉器……成都古董市场被“广汉玉器”搅得沸沸扬扬。有些古董商为了赚钱，甚至制造赝品出售，致使“广汉玉器”出现鱼龙混杂、令人真假莫辨的情况。

这年，华西大学博物馆葛维汉教授“以广汉遗物颇有考古价值，乃函询董君发现详情，复亲至其地考察，并商得县长罗雨苍氏及省政府教育厅之同意，从事科学化之发掘，旋因他事牵延未果”（郑德坤：《四川古代文化史·广汉文化》）。

成都考古学界对广汉玉器的兴趣，引起了广汉县（今广汉市）县长罗雨苍的重视。此时，因为大批古董商云集广汉，使得当地百姓群起发掘玉石器。罗雨苍得报后，当即下令保护月亮湾遗址，不准自行乱挖乱掘。1934年3月初，罗雨苍以县政府的名义邀请葛维汉率华西大学博物馆科学发掘队前来发掘遗址，其全部组织工作，则由罗本人出面主持。

3月16日，发掘工作正式展开，领导发掘者除葛维汉外，还有华西大学博物馆馆员林名均。当时社会治安十分混乱，时有土匪夜间抢劫“肥猪”（富豪）事件发生。为了防备土匪干扰发掘工作，罗县长派出80名士兵日夜保护发掘工作队和发掘现场，另外派县政府李先生率领一行7人的县府工作组参与发掘现场组织及保卫工作。不过，发掘工作终因“邻近匪风甚炽”，只进行了10天便告结束，开出数条长40英尺（12.19米）、宽5英尺（1.52米）的探沟，共获得各种玉、石、陶器600多件。事毕，当葛维汉、林名均将它们全部移送县政府过目时，罗县长慷慨地说：“这些器物很有科学价值，把它们送给华西大学博物馆。”

这年，陶旅长将燕道诚售出的5件玉器（燕将最先借出的5件玉器转售给了陶）也赠予华西大学博物馆，燕道诚本人则将珍藏数年的一件大石璧和一柄琬圭等无偿捐献给博物馆。

尔后，戴谦和即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志》第4卷上，发表题为“四川古代石器”的研究文章，详细地考察了陶旅长和燕道诚所赠的玉石器的年代和性质。

1936年，葛维汉经与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发掘的河南渑池仰韶村、辽宁锦西沙锅屯及李济发掘的河南安阳殷墟的出土文物两相对照，整理出历史上第一份有关广汉古蜀文明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汉州发掘初步报告》，发表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志》第6卷上。林名均也写出《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于1942年发表在《说文月刊》第3卷第7期上。1946年，华西协合大学以“华西大学博物馆专刊之一”的名义出版了郑德坤的《四川古代文化史》，其第四章即为《广汉文化》专章(2)。当时的中国学者（以林名均为代表）、在中国工作的外国学者（以戴谦和、葛维汉为代表）、中国普通老百姓（以燕道诚为代表）、中国地方官员、地方军队将领，抱着对中华文明强烈的自信心和热烈的向往之情，为“广汉文化”（后来发展为“三星堆文化”）的发现与建立，为古蜀文化研究领域的拓展与深入，自觉地担负起“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义务，自觉地参与并奉献其中；其事迹与精神感人至深，至今使人怀念不已。而他们当初的发现与见识（包括那时远在日本的郭沫若的见识），竟与20世纪90年代甚至其后一二十年的学者的相关研究“所见略同”，则不能不令人惊讶与感叹！

最为典型的是葛维汉的广汉发掘简报，他在其中写道：

这次发现的器物，至少对研究古代东方文化和历史的学者们提供了三种情况。第一：随葬器物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古代的葬俗、社会和宗教习俗。第二：玉、石器以及器物上的纹饰，颇能引起考古学家的兴趣。第三：出土的大量陶片，为研究四川古代陶器提供了重要资料。

我们已经指出，那个令人瞩目的发现是在一个挖掘七英尺（2.13米）长、三英尺（0.91米）深的墓坑内出土的，而且几乎所有的墓葬大小大致如此。玉刀、玉凿、玉剑、方玉以及玉璧等礼品，周代时均系死者的随葬品，玉珠也为死者的随葬物。如果我们假设它是古墓这个结论正确的话，我们认为在四川古墓中发现的器物，大约为公元前1000年的时期。

墓坑里发现的器物有绿松石、绿石或粗糙的穿孔玉珠。从玉珠的两端进行钻孔，接近玉珠半心处的孔径较小。另外还有八十多件小青玉片，因为考虑到它们一般作为装饰品粘牢在木制或皮制品上，没有串联或缝入的孔洞。这些玉刀、玉剑、玉凿等显然是祭祀用的，周代实行祭祀天地大典时，方玉象征“地”，玉璧代表“天”。

…………

广汉文化与华北和中原地区已知的新、旧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的联系与传播很清楚地看到证据。广汉的非汉族人民受华北和中原地区的早期文化影响颇深，或者是四川的汉人或汉文化比前人所定的时期还要早些。

目前的这些资料，也只能停留在暂时假设阶段，待将来找到更多的考古证据，以及广汉收藏品极为详细的第一手材料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早期收藏品比较后，再来改变或确定结论。我们考虑广汉文化下限系周代初期，大约公元前1100年，但是更多的证据可以把它提前一个时期，其上限为铜石并用时代（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的时期，意译为铜石并用时期——译者）。我们这次在四川广汉县（今广汉市）遗址发现的玉器、随葬物和陶器系年代很早的标本。(3)

广汉发掘的消息传到日本，使彼时旅居东瀛的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郭沫若兴奋不已。很快，林名均和葛维汉即收到郭沫若的来信，要求赠予广汉发掘的全部照片和器物图形，林名均和葛维汉则一一照办，毫无保留。1934年7月9日，郭沫若回信向林名均、葛维汉表达谢忱，并大谈他对“汉州遗址”的看法，行文中充满了对哺育他成长的故乡山水的深切眷恋；同时也看得出他当时的眉飞色舞及自豪之情——对家乡古蜀文化的灿烂和悠久的喜悦！

郭沫若的这封信全文如下：

林名均先生：

很高兴接到你和葛维汉先生的信，谢谢你们的好意，送给我如此多的照片、图片以及戴先生发表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志》上的文章，并且告诉我有关发掘的详细情况。你们真是华西科学考古的先锋队，我希望将来你们能取得更大的成绩，研究古代的遗迹和建筑、雕刻、坟墓和洞穴，这一工作将产生丰硕的成果。与此同时，我也希望今后会有一系列的发掘以探索四川的史前史，包括民族、风俗以及他们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接触的历史。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我很遗憾，我不能归国协助你们的发掘。

你们在汉州发现的器物，如玉璧、玉璋、玉圭均与华北、华中发现者相似。这就是古代西蜀曾与华中、华北有过文化接触的证明。“蜀”这一名称曾先发现于商代的甲骨文，当周人克商时，蜀人曾经前往相助。此外，汉州的陶器也是属于早期的类型。你们认为汉州遗址的时代大约是西周初期的推测可能是正确的。如果将来四川其他的地方尚有发掘，它们将显示出此文化分布的区域，并提供更多的可靠的证据。

根据你们的要求，我将我写的两本有关中国考古学的书送给你们，并且请书店直接将最近出版的一本送博物馆，另一本送葛维汉先生。以后如有新作，我也将再送给你们。

沫若(4)

1934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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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27年5月，以徐炳旭为代表的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以斯文·赫定为代表的瑞典等国考古学家组成的中瑞联合西北考察团，开始了历时8年的中国西北地区考察活动。

(2)　1957年，英国剑桥大学还出版了郑德坤的《四川考古论文集》，1982年，香港中文大学亦出版郑氏的《中国考古学研究集》，皆论述了“广汉文化”并发表了多幅广汉玉石器照片。

(3)　简报由沈允宁翻译，载于《成都文物》1994年第1期。

(4)　此信由四川大学童恩正教授翻译，载于《三星堆图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