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追寻古蜀文明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李白《蜀道难》
的确，古蜀人来自何方？如何进入成都平原？何时建都立国？它与包括中原殷人在内的四邻关系如何？……这一串历史文化之谜，在旧时人们眼里，同直上天际、云遮雾绕的古蜀道一样，是神异诡谲、不可捉摸的。
据扬雄或谯周所撰的《蜀王本纪》讲，古蜀国最先称王的，有蚕丛、柏濩、鱼凫、杜宇、开明。当时蜀人头椎髻，衣左祍，不懂得文字，没有礼乐制度。
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也说，蜀人立国，从人皇时代就开始了，与巴人同处一个地域。后来黄帝为他的儿子昌意娶蜀山氏部落女为妻。昌意和蜀山女生的儿子叫高阳。黄帝封昌意—高阳这一脉子孙在蜀国世代为侯、伯。以后历经夏、商、周三代。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时，蜀国曾派兵参加伐纣之战。
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人皇(1)，历150世，合45 600年。扬雄、常璩们的这些半神半史的记载，亦跟前引李白《蜀道难》诗一样，使人觉得过于夸张而半信半疑。即便以黄帝之世而言，其也在夏、商、周三代之前，大约属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父系公社制社会；说那个时候蜀已立国封侯、封疆裂土，显然有悖常识。许多学者因此将它株连到三代之世的“蜀”，以为那不是四川的蜀；蜀人在川立国，只是进入战国以后的事；《蜀王本纪》《华阳国志·蜀志》里的相关记载，不过同“夜郎自大”相类，是蜀人（如扬雄、谯周、常璩等蜀中大文学、大史学家）自大自美，在那里吹牛打诳……
一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随着广汉月亮湾商周玉石器的出土，随着新繁水观音商周遗址、成都十二桥商周遗址、彭县（今彭州市）竹瓦街商周青铜器窖藏的发现，特别是1986年和2020—2022年对三星堆遗址的两轮大发掘，这才使包括川人在内的国人以及整个世界触摸到三四千年前古蜀的灿烂文明——那是一个真真切切、实实在在、满目琳琅、满眼辉煌的存在！人们终于发现，在广汉月亮湾—三星堆地段这处面积不过12平方千米的古遗址内，已拥有青铜文明、城市文明、礼乐祭祀文明等比较丰富的文明形态，已拥有比较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与文化艺术，已拥有比较复杂的王权—神权体系，呈现出一种“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清晰画貌。它告诉人们，这里就是古蜀文明的源头（至少也是一个主要源头），这里就是古蜀文明的一个生长点，这里曾拥有一个无比璀璨夺目的可与同时期任何一处文明（包括中原殷墟文明）媲美的早蜀文明——三星堆文明。它上起新石器时代晚期，下迄商末周初，时间跨度近两千年之久。它是在今天的四川腹地内土生土长起来的方国文明，有着自身的发生背景和发展规律，自成体系，特色鲜明，富有创造力与生命力。过去人们常说的从春秋战国至西汉前期的巴蜀文明，当是对它的一种继承和发展。它在夏商之世及周初，以成都平原为辐射中心，影响力向北曾达到汉水流域与渭水上游，向东远及今宜昌长江两岸，向南则深入青衣江、大渡河流域。(2)此外，它还通过古栈道、古长江及其支流水系、古蜀布之路等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将黄河文明、长江中下游文明以及南亚、西亚文明及其以远的诸文明的优秀成分或合理因素大方地采借过来，用来发展和壮大自己。当然，它发展、壮大的过程，亦是不断融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大格局的过程。因此，三星堆文明—古蜀文明虽地处四川盆地，周围大山环抱，却并不封闭四塞，并无“盆地意识”。
1995—2003年，考古工作者在成都平原陆续发掘出包括新津县龙马乡宝墩古城，都江堰市青城乡芒城古城，温江区（今温江区）万春乡鱼凫古城，郫县（今郫都区）三道堰镇三道堰古城，崇州市双河古城、紫竹古城，大邑县盐店古城、高山古城在内的史前古城址群，年代约为公元前2600年—公元前1700年；2001年2月，在成都西郊金沙村发现了年代略晚于三星堆遗址的商周遗址。它们像众星捧月一般，拱卫着距今三四千年的三星堆古城址。
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成都平原史前古城址群等的考古发现表明：以广汉—成都为中心的成都平原与包括岷山—岷江河谷在内的川西高原东缘也是长江文明乃至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中华文明的起源呈现出一种满天星斗式的多元化特点。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深刻地指出：
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3)
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亦是属于中华五千年文明相当璀璨的一部分，将这样一段历史文明介绍给今天的人们，介绍给今天的世界，当是富有积极意义的。过去，早蜀文明也同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的文明一样，被人们认为“处于扑朔迷离的雾霭之中，神话与传说杂陈，不见科学面目”。而今，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四川以及四川以外地区的一大批早蜀文明遗址的相继发现，无疑为我们廓清早蜀文明的迷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是否也可以像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曾经做过的那样，亦采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办法，进行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和测年科学等学科的交叉研究，估定出秦惠文王并巴蜀（公元前316年）以前的古蜀文明时期（即早蜀文明）的比较可靠的年代框架（或者基本年代框架）呢？——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景，能否达到，还需要各学科专家众心如城、锲而不舍的艰苦努力。正所谓，蓬山虽远，青鸟可凭。
费孝通说：“每个人的‘当前’，不但包括他个人‘过去’的投影，而且是整个民族的‘过去’的投影。历史对于个人并不是点缀的饰物，而是实用的、不能或缺的生活基础。……我们不但要在个人的今昔之间筑通桥梁，而且在社会的世代之间也得筑通桥梁，不然就没有了文化，也没有了我们现在所能享受的生活。”(4)我们中国人普遍具有强烈的祖先意识，喜欢追问过去。古蜀人是何等面貌？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了？史籍中语焉不详，可是在三星堆里应该能够找到答案（或部分答案）。三星堆埋藏有太多的宝贝，也埋藏有古蜀人、古蜀文明太多的信息。去三星堆访古，寻根问祖，终归的指向，还是为了筑通连接远方的桥梁，创造诗意的幸福生活。追寻之路虽不乏艰辛与挑战，却有趣得很，沿途惊喜不断，风景撩人。这正是：
雒水渺渺犹问客，天门巍巍却识君。
(1) “三皇”之一。
(2) 在上述地区，考古工作者曾发现与三星堆古蜀文明面貌相类甚或一致的文化因子。
(3)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4) 费孝通，《乡土中国》，中国青年出版社2022年版，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