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请王荆公收我！
随着八月的临近，苏轼在江宁寻找合适田宅的努力仍未有结果，一家人在舟中居住已有数月。在旧友的慷慨支持下，他们决定渡过长江，前往北边的仪真暂作安置。在这个关键时刻，苏过感到不能再等待，他必须采取行动。
在即将启程与王安石辞别之际，苏过向苏轼表达了自己的意愿：“父亲，孩儿希望能在王公身边学习一段时间，恳请父亲成全。”经过多日的相处，苏过已经习惯了这个时代的称呼，不再感到生疏。
苏轼对此感到惊讶：“难道我不能教你所需之学？”他忽略了自己作为父亲的自豪感，苏过则尴尬地解释：“在黄州的几年里，我深感民生之艰难，希望能向王公请教新法条例之事。”若在二十一世纪，这样的言辞或许会被成年人嘲笑，但在这个时代，苏过的早熟只是显得有些不寻常。
苏轼坚决不同意，断然拒绝道：“你怎能与王荆公讨论国事，不要胡闹。”苏过早有准备，辩解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为何不能？”这句话立刻吸引了苏轼的注意，他重复了一遍，赞许道：“我儿果然长大了，说得有理，为父会帮你向荆公说明。”
苏过见目的达成，便告辞去与母亲和兄长告别。王夫人并没有反对，她认为苏过跟随王安石或许能少受些苦，只是再三叮嘱他不可失礼仪，不要再做出上次那种作词讥讽的事。苏迨性格恬淡，不爱交际，对弟弟的离开只是有些不舍，并没有太多交代。
到了王安石的住处，苏轼在临行前有些难以启齿，先说了接下来的安排和辞行的话，然后就尴尬地坐着喝茶。苏过见状，从苏轼身后走出，长揖道：“小子久慕王公风采，愿留在身边做一书童，希望王公成全！”苏轼见儿子已经开口，便顺着说道：“这确是犬子的心愿，荆公还请考虑。”
王安石一时愣住，笑道：“你父亲继承了欧阳永叔的文坛宗主之位，你给我当书童，我可担不起。”苏过坚持道：“诗文小道尔，前几年在黄州，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所以我想学的是富国之道。”这话虽然有些夸张，但苏过知道，要想引起王安石的注意，必须从危言耸听开始。
苏轼闻言，仰头看向屋顶，用力眨了几下眼睛，当着外人的面被儿子划到小道之流，实在是有些丢脸，但想起初到黄州时的情景，又觉得确实是有愧于苏过。王安石摇摇头，叹道：“老夫隐退多年，行将就木，也教不得你什么了。”
苏过坚持道：“那王公这些年安心吗？眼下的新政可还是如王公所设计的那般？”苏轼不得不打断了，刚才这话往小了说也是妄议朝政，往大了说是毁谤君王都不过分，他咳嗽道：“休得胡言。”王安石不以为意，却也不至于这么容易被一个小孩激到，依旧拒绝道：“既然不在朝中，便不谈国事。”
苏过暗叹这些老家伙没一个好忽悠的，长揖道：“不谈便不谈，王公身边总少不得书童陪侍，小子愿意当个不说话的书童。”脸皮要厚，一步一步来，图的就是一个君子可欺也。王安石看向苏轼，苏轼临行前已经答应了儿子，不好反悔，于是也起身做了个长揖，说道：“犬子有志于此，还请荆公抬爱。”
这父子俩把话都说到这份上，王安石也就不好再拒绝，毕竟这个时代认个师门啥的不算什么大事，原来的世界里章惇的儿子还拜苏轼为师了呢，也不影响后面苏辙向章惇开炮，章惇把苏轼送到海南去吃椰子。再说苏东坡的儿子给自己当书童，怎么着也是自己赚了，王安石便笑着应了下来，说道：“那你便留在我这里吧，什么时候想走说一声就行。”
费了点功夫，总算得偿所愿，苏过开心地送父亲出门。苏轼有点郁闷，问道：“如何这般高兴？”苏过忙收了笑脸，正颜答道：“多谢爹爹成全，孩儿一定在此好好学习，不给咱苏家丢人。”“哪里学来这些古怪话，”苏轼摇摇头，叹息道：“人各有志，你觉得新法好，便再多看看多学学，切记多听少说。”临别时他终归是个老父亲，还是有点舍不得苏过的。
苏过相处几日下来，也有些舍不得家人，但做长远计，还是狠下心来，说道：“爹爹照顾好身体，明年孩儿自会回到爹娘身边。”他的打算自然是在神宗不豫的消息传出后，便回父亲身边一趟，那可是关键时候，一步都不能走错。苏轼叹了口气，挥了挥手，迤迤然去了。
回到厅中，王安石正在叹息：“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苏过接口道：“商君至公，已千年有余。”虽说要当个哑巴书童，但拍拍马屁总还是必要的，几百年一见的苏东坡，千年一见的王安石，这分量总该满意了吧。果然，王安石笑了笑，问道：“你是如何哄得子瞻让你留在此间？”苏过也不隐瞒，答道：“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字。”
王安石点点头，没再说什么，只当是小孩子的一时热血，毕竟谁没有年轻过呢，到他这个岁数，自然什么都看得淡了。于是苏过便留在了王安石身边。
生过一场大病后，王安石也不再像前几年那般，带着个老仆，骑着毛驴遍游钟山了，大多数时候都待在家中，与几个门客谈些诗文历史。众人见他身边多了个生面孔，不免有些好奇，得知是苏子瞻的儿子，更是诧异。这种时候苏过倒是不说话的，王安石也不怎么解释，任由众人揣度。日常里大部分时候，苏过真的就是个书童，负责打扫书房，铺纸研磨，查找书籍，好在王安石本身是个不拘小节的，所以虽然苏过有些不熟悉这些工作，但也没出什么岔子。好处自然是有的，各种藏书可随意查看，也可以旁听王安石与客人畅谈历史兴衰、经文典故，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也可以直接发问，王安石也从不藏私。
比如那日王安石与客人聊过庆历新政后，下来苏过私下便请教道：“范文正公新政之败，难道不是因为朋党之说？”王安石否定道：“范希文首上《百官图》，将党争公开化，才被人以此还击，如何怪得了欧阳永叔的一篇文章。”说的是范仲淹做《百官升迁次序图》来攻击当时的宰相吕夷简不能任贤，党同伐异，反而被吕夷简回以“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最终仁宗皇帝将范仲淹贬出京城，庆历新政和欧阳修的《朋党论》都是后面的事了。
苏过又道：“庆历诸公以为君子为党于国无害，不知也犯了忌讳。”王安石摇头不语。又比如聊起吕惠卿被贬单州一事，众门客都认为他背信弃义，实属活该。王安石虽也后悔当初错信了他，却也不落井下石，笑而不言。下来后苏过又道：“吕吉甫虽然奉行新法，但私德有亏，让其他人对新法的印象更坏，使更多人站到了对立面。”
“那你认为谁主持最好？”王安石问道。苏过先道声狂妄，这才答道：“先生自是最佳，其次章子厚，再次曾子宣，最次吕吉甫、蔡持正。”虽说名义上只是书童，但脸皮厚一点，叫声先生也不过分吧。王安石笑道：“传闻子瞻与子厚同榜进士，私交甚笃，你这是帮你父亲的朋友说好话呢。”苏过解释道：“乌台诗案时，章世伯为父亲仗义执言，可见胸怀。”
王安石点点头，赞同道：“子厚名声虽然不好，但多是捕风捉影之事，实乃干才。”有了和章惇接触的机会，苏过自然不会错过，忙道：“小子亦素来仰慕章世伯，只是父亲与他虽有私交，但政务上意见差别甚大，后面有机会，还望先生能替我修书一封。”王安石乐于提拔后进，便答应下来。
苏过之所以坚持留在王安石身边，即使需要放下身段，其深层动机远不止表面的学习。在政治的棋盘上，保守派自然有他的父亲苏轼和叔父苏辙，他们的影响力不言而喻，使得苏过能够轻易地接近。然而，在变法派的阵营中，苏过明白自己需要借助王安石的威望，逐步与那些权力核心的人物建立联系。他清楚，仅凭苏轼之子的身份，在这些政治巨头面前尚不足以引起足够的重视，但若成为王安石的门生，那便是截然不同的局面。
在新党的中坚力量中，蔡确担任右相，章惇则是门下侍郎，而曾布因对市易法的质疑而被外放多年，吕惠卿则因阻挠王安石回朝未遂，最终因其弟的罪行而被贬至京城之外。苏过心中明白，他的行动在外人眼中或许被视为政治投机，但他自认这是一种灵活应变，能够在复杂的政治局势中游刃有余。
蔡京，作为新法的得力干将，苏过却并未打算投靠其门下，同样也包括蔡京的兄弟、王安石的女婿蔡卞，尽管后者的地位不低，但苏过认为其格局有限。然而，当蔡卞来访江宁拜见王安石时，苏过还是不失时机地向他求得一幅墨宝，毕竟，他的父亲苏轼的面子在这时还是颇有分量的。
作为一名来自后世的人，苏过对于名家的书法作品有着天生的收藏欲望。在这一年中，他通过不断地展示自己的才华和求教于人，使得元丰七年悄然流逝。
在这一年里，苏轼仍在等待朝廷的回复，希望能够避免被派往汝州，而是在江南地区安顿下来。朝廷中的王珪作为首相，唯命是从，被戏称为“三旨相公”，除了取旨、领旨、得旨之外，并无太多建树。章惇作为门下侍郎，与蔡确一同继续推行新法的各项条例。王安石则隐居于江宁，而司马光在洛阳完成了《资治通鉴》的编纂工作。
在这一年，北方的辽国正值大康十年，道宗耶律洪基在经历了一系列政治动荡后，沉迷于佛教，导致国力日渐衰弱。西北的西夏则是大安十年，惠宗李秉常虽已二十四岁，但国政仍由梁太后掌控。两年前的永乐城之战让宋神宗深感痛心，而西夏依旧在向宋朝求岁赐的同时，不断侵扰边境。西南的大理国则在建安二年，保定帝段正明在位，但实际权力掌握在高氏手中。
正是在这一年，苏过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历史走向，使这个文化繁荣的时代不会再以一种屈辱和荒诞的方式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