萤火虫的勇气:我在儿科重症当心理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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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发现一个不太友好的世界

我逐渐适应了我的工作环境。现在我可以穿过日间病房走向我的办公室了。我不再害怕和孩子们打招呼,或者和他们进行简短的交谈。面对患病的、经受过创伤的身体,我们都会有些恐惧。这些身体有些骇人,这很正常。但这种不适感在和这些孩子聊天或者建立联系后就会自动消失。慢慢地,轮椅、导管、背架、仪器的“哔哔”声、呼吸机,这些都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我想,对某些细节大而化之的能力帮了我的忙,但这种疏忽大意有时也会使我犯错!我还记得我的第一场儿童心理学研讨会。当时,我负责分发会议日程。我试图照顾到每一个人,因此当我发现一位女士还没有拿到日程时就很大声地对她说:“哎,您这儿还缺了点什么!”所有人立刻愤怒地看向我。我非常不解,直到突然发现她只有一条胳膊。我的脸涨得通红,赶忙纠正:“呃,我是说……您还没有会议日程!”

我在开罗就有过类似的经历。那是一次为时几天的活动,去一个麻风病村粉刷房子。接待我们的女士没有手指、耳朵和鼻子。一看到她,我就本能地后退了一步。我被吓得不能动弹,甚至几近窒息。“现在怎么办?”我心里斗争着,“是继续干下去,还是马上掉头就跑,也别管涂料了?”她开口讲话,问我们的名字。她的声音中听得出笑意,于是我的心里便不再抗拒。其实这位女士和其他人一样,也会说话、唱歌、开怀大笑。她甚至还有一点别人没有的长处:她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有健全的双手和手指,有怡人的外表,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活动结束时,我已经不再惊讶于我们的女主人用她的残肢拿起粉刷的滚筒了。

看到残缺的身体引发的精神冲击在医院里十分常见。每个医护人员都有克服它的独门“诀窍”。有一天,我听到我的一名新来的实习生对另一名结束实习的学生说:“你知道吗,我看着这些完全瘫痪的孩子,特别想对他们说:‘你们呀,还是自杀拉倒!你们明明知道,没有其他办法的’。”

“对,我刚来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想法。但是,慢慢来,学着了解他们,你的看法就会改变……我曾经觉得我永远也无法正视他们。但其实……你就想象自己参加一个派对,遇到一个人,他全身都是文身——真的到处都是。而且,他的嘴、额头、舌头和牙龈上全戴着钉。你怎么办?”

“呃……”

“你会躲着他,因为你有点怕他。在嘴巴里打钉穿孔,你觉得有点恶心、嫌憎,是不是?”

“我不知道,也许吧……”

“直到你发现他叫诺兰、约瑟夫或者尼古拉,他和你的朋友上过同一所大学,他和你喜欢同一种运动或者音乐。反正,这是一个正常人。和病人相处也是一样道理。他们让你感觉害怕,是因为他们对你而言是陌生的。只要你学着去了解他们,所有其他的一切——各种机器、设备和畸形的身体都不会再让你感到震惊。”

在医院里,所有医护都要经历这个过程,才能逐步适应患者的形体。这条路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其中可能有很多绊脚石。我还记得一位护工,她每天早上要帮助一位临终阶段的少年擦洗身体,这对她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她不敢看他:“我可以给他洗澡、擦身子,这些还行;但别要求我看他或者跟他说话。我做不到!”她的儿子和这个少年差不多大,所以她没法不在这位年轻患者和她自己的孩子之间发现相似之处。她尽量少和他说话,以免产生情感联系,在他死去的那一天太过痛苦。她并不知道,其实应该反过来思考;情感联系越紧密——也就是说,保持恰当的亲近感——从中抽离反而越容易,因为我们会觉得自己很好地完成了陪伴的任务。

科琳娜是一位出色的护工。最初开始在医院工作的时候,她就自有一套战胜恐惧的技巧。她对自己说:“你是护工,不能搞歧视,不能丢下其他病人只照顾‘漂亮’的那几个。来吧,加油!”如今,科琳娜是那些工作时双腿发软的新护工的重要支柱。她不把患者当病人,而是首先当成人,当成需要她努力为其缓解生活之苦的孩子们。她经常给他们按摩、放音乐,把他们从轮椅里抱起来,抱在怀里,然后和他们跳舞。“他们在心里、在灵魂深处就是普通的孩子,即便有时我们无法和他们交谈,但是还有其他沟通方式,比如爱抚、眼神、气氛……”她常常这样说。

我并非一直有科琳娜那样的力量。我第一次见到瘦骨嶙峋的卡米耶时,感觉像是见到了一名集中营幸存者。她患有多种畸形综合征,尤其严重的是脊柱侧凸。一开始,我根本无法承受她的目光。她“丑陋”的身体令我难以接受。我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不知道手和脚该往哪放,更不知道该怎么和她说话……她的衣着更令我无所适从:她穿着细吊带上衣,佝偻的肩膀完整地露出来。“如果换作是我,我一定得把自己藏到被子下面才行!”我心说。而她却毫不在意。她是对的,因为当时是夏天,她的病房里有三十度。

我试着压抑自己的反感。产生这种情绪令我感到羞耻。我应该接受卡米耶,向她伸出我的双手。我在这儿不就是陪伴她的吗?如果我连看她都不敢,又如何让她意识到自己内心的美好、她的力量,她心灵深处独一无二的价值呢?因为是卡米耶先看出了我的不自在,并让我放松下来:“慢慢来,你会习惯的。一开始有点吓人,但你能做到的。对了,我叫卡米耶,你呢?”

“你好,我叫穆里叶。我能拿一把椅子坐在你旁边吗?”

我知道了她今年二十岁,在大学里读社会学,是求生的一搏把她带到了这里,这所医院。她要接受一台风险极高的手术。她知道自己是冒着生命危险,但并不畏惧死亡——为了继续坐在轮椅上生活,承受这种风险是她必须付出的代价。

随着时间的推移,见到卡米耶的第一印象——这具只穿了一件吊带衫的令人不适的身体——变成了与现实毫无关联的抽象存在:这个女孩简直光彩照人!科室里所有人都有同样感受。我发现,她的病房里永远都有人,他们时不时爆发出一阵笑声。护士们休息时都爱去她那里,随便聊上五分钟。

虽然外表令人生畏,但卡米耶有一种能让他人感到舒适的天赋。她很快乐,积极向上。她会称赞蔬菜泥“美味”,汤“温度恰到好处”,在吞下不知道第几种苦药之后说:“啊!这种还不算特别难吃嘛,真好!”最惊人的是她自如地面对自己残缺之躯的态度,这种态度鼓舞我们每个人接纳自我、展现自己真实的一面。渐渐地,每个人都来卡米耶这儿汲取能量。她成了科室里的阳光。人们就差排队去找她聊自己的周末、求教人生经验了。

“嘿,你假期过得怎么样?”她问。

“唔……我又跟老婆吵架了。”一位体疗师答道。

“你不爱她了?”

“当然爱呀!”

“你得告诉她!但是你不能像往常一样说,知道吗?你给她写一封真正的信,或者在浴室的镜子上写几个字。”

她躺在床上给别人提出建议,赞赏或鼓励他们。疾病没有夺去她的幽默感,也没有让她失去关心他人的能力。这几乎是一种第六感。她一看到我满脸倦容地进来,就问我:“你呀,一夜没睡吧?你儿子没睡着?”

“他夜里醒了五次。”

“有进步呀!比那天少了一次呢。”

我从来没从这个角度想过问题。但是,啊,她说得多么有道理!和她聊天后,我觉得自己更有活力、更清醒、更振作了。

我就是在这时开始明白,我们这些医护人员也应该学会接纳患者。我们只有接受他们的表现,才能使他们保持良好的自我评价。

有一天,一名住院医急匆匆来到我的办公室,瞪大眼睛一脸严肃地问我,四肢瘫痪的人是不是会“读心术”。“我不觉得。”我有点好笑地回答他。他刚从一名四肢瘫痪患者的病房出来。他在调整血压计袖带的时候,患者对他说了一句让他卸下心防的话:“哎哟,我感觉你累了。你待会儿再给我测血压,先去休息一会儿吧。”他为此深深动容。

到头来,往往是那些身体残疾最严重的人给我们带来了不可思议的教益:做一个更真实的人,接受自我,接纳自己的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