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她是早熟吗？”
我是从1990年代开始经常出入医院的。起初，我每月只去几个小时，为一个研究项目做心理测试（智力和人格评估）。那时还没有神经心理学家，我被当作“心理测试专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医生们越来越需要我在这方面的专业能力。于是，工作时间从几小时扩展为半职。渐渐地，我减少门诊咨询，开始主要关注住院儿童，先是在日间病房，而后是小儿神经科，最后到重症监护室和重症康复科。
最初几年，我需要熟悉医院这个崭新的环境。我经常在走廊和各幢大楼之间迷路，记不住医生、护士和护工的名字。
我和两个心理学家同事共用一个办公室，分享同一张办公桌，每人有固定的使用时段，接待有预约的家庭。但有些事情我必须独自学会：适应在医院的生活，克服这个地方带来的恐惧感，找到我的位子、我的节奏。这一切，独自完成。
回想起最初的阶段，我觉得自己当时像被卷进了旋涡里。那时，阿莉泽还没上小学，西普里安只有六个月。我是一个儿女双全的幸福妈妈……但不堪重负，精疲力竭！白天往往十分漫长。我在医院做半职，还在一所幼儿园做半职，观察孩子和负责照料孩子的工作人员的日常行为。他们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潜移默化地启发了我这个见习妈妈。
夜晚却十分短暂。连续三年，我的睡眠时断时续，因为西普里安每夜都要把我吵醒六到八次。每次我都试着把他放进摇篮，但他有胃食管反流的毛病，平躺令他十分难受。我精疲力竭，被睡眠不足和日常生活的压力累得不堪重负。早晨去上班时，家里都是乱糟糟的。脏衣服摞成一堆，孩子的玩具摊了一地，冰箱永远都在等着被塞满，而我烦躁地发现自己的衣服上还有污迹。西普里安经常把喝下的奶吐在我肩膀上！“哎，没事！只不过有些脏衣服，家里有点乱，外加宝宝的呕吐物而已。”我这样对自己说，试着给自己打气。
在医院，去心理学家办公室有两条通道：要么穿过日间病房的大厅，要么走后面的一个小门。不用说，开始的时候我喜欢走后面，可以避开日间病房的患者。疾病缠身或者在事故中重伤的孩子的眼神实在沉重得令人难以承受。我见不得那些瘫痪或者做了气管切开的孩子，见不得他们扭曲变形、痛苦的身体。有时，我在办公室都能听到他们的哀怨，要么是因为等待护理，要么是坐着难受而躺着舒服些，抑或是相反。呻吟和啜泣穿过办公室薄薄的板壁钻进我的耳朵，令我心碎。但我不能介入，因为他们不在我的负责范围内。幸好，我也能听到他们的笑声和令我动容的对话，听到医护团队通常极其体贴地照料他们。
起初，我安安静静待在办公室里，只负责评估罹患神经肌病儿童的智力水平。我给他们做测试，永远是同样的问题：“一年的四个季节分别是哪些？”“四乘二等于几？”等等，久之令我厌烦。
我每次写报告时都觉得不太自在。我有种招摇撞骗的感觉。我没办法把事情放在它的情境中去想，告诉自己，评估他们的是一个精确的、标准化的工具，并不是我，而是不停地扪心自问：“我自己在学校落后了那么多年，有什么资格评估这些孩子的智力呢？”此外，测试里某些常被心理学家用来评估儿童智力和行为方式的问题，在我看来完全不适用于我在医院接待的这些孩子，非常不妥当。当我必须问那些身体瘫痪、穿着背架、被绑带固定在轮椅上的孩子“你在汽车里系安全带吗？”的时候，我整个人都会有一种强烈的不适。
除了给这些重度躯体障碍的儿童做测试，我也接待一些身手灵活、不佩戴任何医疗器具的孩子，他们能游泳、攀墙、爬树，但是有睡眠问题，或者在学校里遇到困难。随着工作的推进，某些病症成了我的专长——癫痫、失眠、言语障碍等，开始接待一些由主治医生或学校校长介绍过来的家庭。他们来见我是因为孩子身上“有点儿问题”。
就这样，我遇到了苔斯的父母。她的父亲长得人高马大，看起来十分自信。她母亲则身材苗条、举止文雅。在这对仪表堂堂的夫妻面前，我暗自庆幸白大褂遮住了我右边肩膀上已经干掉的奶渍！但是，透过这种自信，我能察觉到他们的焦虑。他们七岁女儿脸上的微笑和他们担忧的神情形成鲜明反差。苔斯的父母一坐下，还没等我问起求诊原因，就向我解释了他们的“诊断”：“您看，我们女儿跟别的孩子不太一样。她对上学没什么兴趣，她很敏感……我们觉得她是早熟。我们看过一个电视节目，上面总结了几个早熟的特征：难以融入周围的人、兴趣和其他孩子不一样、观察能力强……我们觉得苔斯符合这些特征。我们很期待从您这得到确认。”
和往常一样，在开始正式的评估之前，我询问苔斯的成长过程，她的家庭背景，以及一家人的生活习惯：“苔斯有时会帮忙做饭或者摆餐具吗？她能自己系鞋带吗？她知道学校和面包店怎么走吗？”苔斯和她父亲沉默不语。她的母亲回答了我所有的问题：“苔斯不知道学校在哪儿，因为她去学校时不太注意记路。她不记得做蛋糕时要放鸡蛋，因为她会走神。她比较懒，不愿意辨识任何单词，即使是她名字的第一个字母。”
我记录着她的回答，脑子里同时冒出一个想法：苔斯也许不是早熟，而很有可能是受先天缺陷的影响，亟待评估。在整个谈话和随后的测试过程中，我记录所有可能反驳或证实我第一印象的迹象。在整理了所有结果并且做出深入分析之后，结论已经再清楚不过：苔斯有智力障碍。
我要怎么把这个结果告诉她的父母？我打量着笔记本里的这两页纸，重新审读她母亲给我提供的所有细节信息。这些细节可以帮我用尽可能委婉的方式传达一个生硬的诊断结果。打定主意，我对他们说：“您二位观察得很对，苔斯没法在时间和空间里自我定位。这不是因为她懒，而是因为她不能。”
这时，苔斯问妈妈能不能把她的毛绒玩具给她。她的母亲立刻从包里掏出玩具，眼睛仍旧盯着我。那目光仿佛是在问：“怎么可能？她怎么会不能？”比喻往往比理论更有效，于是我解释道：“生活就像玩扑克牌，有人一手好牌却打得很糟，另一些人一手烂牌，但尽全力打好每一张，精彩迭出。”
我知道，许多家长对孩子要么要求极为苛刻，要么几乎放任不管，二者都会打击孩子的自信心。要求过高，孩子会被压垮；要求过低，他们又会给孩子传递一种负面的自我评价。苔斯的父母坐在那里，心灰意冷、不知所措，他们本来以为自己的女儿比别的孩子更聪明，而我想让他们知道，她有很多长处，应对此加以鼓励。
“二位注意过她微笑的时候吗？有没有发现她和人交流非常自然？她向所有人问好，和别人交谈……”
她的父母听不进我的话。他们被吓傻了，思绪回到二十分钟之前，那时这个噩耗还没降临，他们还抱有幻想。几秒钟过去了——这几秒钟漫长得仿佛没有尽头——她的父亲终于鼓足勇气问：“她还能认字吗？”
“根据测试结果，她很可能不具备这个能力。”
苔斯重读了幼儿园的最后一年，仍然没达到上小学的水平。她在一边给娃娃重新穿上裙子、粘上搭扣，而她的父母已被悲伤击倒。但我也从他们的眼神中发现了一种新的感受。他们似乎感到了解脱。他们终于可以不再责备他们以为“懒惰”的女儿，不再让她感觉自己是犯了错。他们也不会再认为，苔斯没能像其他同龄孩子一样成长是他们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发现帮他们卸下了心理上的重负。
每当有医生来我的办公室，愁眉苦脸地告诉我他们必须要向病患家属公布一个坏消息时，我就会想起苔斯和她的父母。我也曾经历这种状态，必须宣布一个无法扭转的事实，打破一个家庭的幻想。我理解医生们的感受，试着成为他们和孩子与家长之间最好的中介。
掩盖真相和坏消息的企图其实是一个陷阱。最初一个阶段在门诊部门的接诊经验让我很快明白了这一点。我惊讶于孩子周边的人竟会如此不遗余力地向他们隐藏真相。他们似乎不明白，孩子需要了解与他有关的真相，即使他还不会说话或者还是个婴儿。谎言往往适得其反，它会使孩子陷入深深的不解和孤独之中。事实上，他们完全能解读我们的肢体语言，感觉到人们在欺骗他。于是他不敢再相信大人。我亲历的许多故事都证实了这一点。
有一次，一对母女找我咨询，想解决一个谜题。这个叫伊奈斯的十二岁女孩成绩很不理想。没有任何预兆地一落千丈。在此之前，伊奈斯在学校里很用功，活泼开朗，有一群好朋友。后来，突然有一天，情况急转直下：在十八个月的时间里，她的成绩变得非常糟糕，班主任说她不愿意集中精力，拒绝学习。是什么使她走向失败的道路呢？
我听了伊奈斯和她母亲的讲述，随后让这个女孩做了测试，评估她的智力。结果一切正常。她的发育状况符合她年龄的正常水平，家庭似乎也比较和睦。我试图寻找一些迹象和征兆来理解她的问题，但一无所获。
就在她们走出我办公室的时候，谜底终于揭晓了。明显的真相往往就在急急匆匆就着门缝丢下的几句话里。正当我目送伊奈斯离开，她母亲转回身，显得很无所谓的样子，小声告诉我：“其实，我没跟您说，因为这件事和我们咨询的问题无关，但是……呃……”她偏过头去，确认她女儿已经在走廊中走远，听不到她要说的话……“我得了癌症。”
我错愕不已。
“十八个月之前？”
“对，差不多是那个时候，我一年半以前曾经住过院。”
“刚好相反，您说的这件事十分要紧。是因为这个您才没有去看她的年末演出？您并没有像您女儿以为的那样去度假，而是住院了，所以没办法去看？”
“是的。我想保护她，不让她知道这些。我不想让她为我担心。”
这位女士对她女儿三缄其口，然而她的秘密却不知怎的就暴露了。伊奈斯明白，有些东西她不应该知道。为了避免知道她母亲不想让她知道的事，她索性放弃了所有学习。她仿佛下意识地对自己说：“既然不能弄明白我自己的人生，了解与我息息相关的事情的始末，我就干脆对所有知识都不感兴趣好了。”那一天，我明白了，孩子们往往能破解隐言，他们理解——或者说能感知到——事情的发生。所以，向他们隐瞒或远或近与他们有关的真相是徒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