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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高成长企业发展:中国视角
高成长企业具有高爆发、高成长以及技术颠覆性等特点,其诞生和发展往往代表着未来产业发展方向,是我国新产业、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的开拓者。同时,高成长企业的发展也是衡量一个城市创业创新环境和未来发展潜力的重要名片。
一 主要城市高成长企业发展演进
具体到各个城市所认定的独角兽企业数目存在评价标准的不统一性,从不同机构发布的榜单也可以看出不同机构认定的独角兽企业数目也不尽相同,为了保证国内不同区域间高成长独角兽企业发展现状的可比性,这里采用影响力较大的胡润研究院2020年8月4日发布的《苏州高新区·2020胡润全球独角兽榜》进行对比,其中与各城市认定的独角兽数目和市值可能存在差异,例如南京在胡润独角兽排行榜中为11家,而南京市发布的《南京市独角兽、瞪羚企业发展白皮书》中所认定的独角兽数目为15家。
第一,从独角兽企业数目来看,排名前12的城市中有6个在中国。在中国拥有独角兽企业最多的城市中,北京以较大优势排名第一为93家,第二名至第六名分别是上海、杭州、深圳、南京和广州,其独角兽企业数目分别是47家、20家、20家、11家和9家。排名前四的北京、上海、杭州和深圳占全国独角兽企业总数的80%以上。图2-4展示了国内拥有独角兽企业的城市2017—2020年间独角兽企业数目变动情况。
图2-4 中国城市独角兽企业数目变化趋势[6]
资料来源:根据胡润研究院独角兽数据整理。
第二,从各城市独角兽企业总市值情况来看,“北上杭深”优势明显。如表2-6所示,中国城市独角兽企业市值总额排名前五位分别是:北京、杭州、上海、深圳和南京。其中北京独角兽企业的总市值达到26490亿元人民币,近乎是排名第二的杭州的两倍。虽然南京独角兽企业在数目上(11家)并不比排名第三的杭州(20家)少太多,但是从总市值来看,南京独角兽企业的总市值只有杭州独角兽企业总市值的1/10,据艾媒咨询(iiMedia Research)发布的《2020中国独角兽榜单TOP100》显示,中国独角兽百强榜中,南京只有1家,可以看出,南京高成长企业的发展与目前国内发展较为领先的北京、杭州等城市还有一定差距。
表2-6 全球城市独角兽企业市值总额排名情况(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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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2020年中国独角兽企业行业分布
图2-6 2019年中国独角兽企业行业分布
第三,从国内独角兽企业行业分布看,新兴产业占比持续增加。图2-5和图2-6分别展示了中国2019年和2020年胡润研究院公布的中国独角兽企业的行业分布情况,在2019年的榜单中,中国独角兽企业分布最多的行业是电子商务(33家,占比16.02%)、金融科技(22家,占比10.68%)、媒体和娱乐(17家,占比8.25%)、物流(16家,占比7.77%)和人工智能(15家,占比7.28%)。在2020年的榜单中,中国独角兽企业分布最多的行业是电子商务(39家,占比17.18%)、人工智能(21家,占比9.25%)、金融科技(18家,占比7.93%)、健康科技(16家,占比7.05%)、物流(16家,占比7.05%)。
从2019年和2020年独角兽行业的行业分布变动可以看出,在特殊历史背景下企业的发展也顺应其发展规律,在2020年初国内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原本在2019年排名靠前的媒体和娱乐行业在2020年已不再位居前五行列,而健康科技行业异军突起。具体到国内独角兽集中的北京、上海、杭州和深圳几个城市来看,北京独角兽企业数量最多、行业分布领域最广,是引领全国独角兽的新模式、新业态、新技术的高地。上海独角兽企业多以平台驱动,“互联网+”引领产业转型升级的特征明显。杭州独角兽企业的地域特征明显,企业多围绕阿里生态圈进行业务布局,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大企业成为杭州独角兽孵化的重要平台。深圳独角兽企业多为技术密集型,例如智能硬件领域的柔宇科技、机器人领域的优必选、人工智能领域的奥比中光等。2020年北京、上海、杭州、深圳和南京的独角兽行业分布如表2-7所示。
第四,从培育周期来看,北京独角兽企业培育周期相对较短。北京独角兽企业接近44%成立时间在3—5年,而上海、杭州、深圳独角兽企业培育周期多集中在5—7年,企业占比均在40%以上。深圳独角兽企业多以技术驱动,企业培育周期较长,因此成立3年以下的独角兽企业偏少。
表2-7 中国主要城市独角兽企业所在行业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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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国内主要城市高成长企业发展的经验启示
中国高成长企业发展有四大系地区特征,分别是:北京、上海、杭州以及以深圳为首的粤港澳大湾区,受各自地方创新环境的影响,呈现出具有地方特色的发展特点。北京作为国家科技创新中心,人才智力资源密集,政策完善,是除硅谷外全球独角兽企业最多的城市,也是我国各类创新资源广为集聚的地区之一,良好的资源生态环境使北京成为诞生新行业、新技术、新模式独角兽企业的高地。上海独角兽企业主要分布于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医疗健康、交通出行等10个行业领域,其中60%以上的独角兽属于“互联网+”企业,这些独角兽企业的出现见证了上海率先引领产业互联网发展的成果。杭州拥有先进的数字经济产业,“阿里系”带动效应显著,晋升新一线城市。粤港澳大湾区殷实拥有工业企业基础条件、明显的区位优势、广州科学城科研支持和国家战略性政策扶持。
针对独角兽企业跨界融合、颠覆性和自成长的独特发展规律,紧密结合分享经济、平台经济、智能经济等新经济的发展特点,把握经济新趋势,聚集地方优势资源,聚焦生态环境建设,打造独角兽企业集群,是独角兽培育的方向。四大地区在创新载体建设、产业孵化链完善、技术研发投入、投融资、工业(商业)用地、人才引进、企业上市等多方面都给予了政策上的大力支持。
一方面,从四大地区的经验可以看到,独角兽企业的出现,与良好的创业氛围、健全的创业机制、有效的政策扶持密不可分。归纳起来即是根据独角兽企业的成长过程形成种子企业遴选、孵化、加速、落地等比较顺畅的运行机制和保障政策。具体可包括:一是通过设立独角兽企业排行榜、开展寻找下一个独角兽企业活动等方式发现具有独角兽基因的企业;二是发挥专业孵化器或平台型孵化器在种子公司创业初期的创业支撑、辅导及融资等活动中的一体化作用;三是利用国内外风险投资资金推动种子企业加速发展;四是出台针对高成长企业的扶持政策。
另一方面,独角兽企业的培育应多管齐下形成发展合力。从四大城市的实践来看,独角兽企业的培育需要政府、企业、投资人、科研院所、第三方机构等共同参与,形成共同探索独角兽企业孵化培育的新机制、新举措。通过召开研讨会、“海选”、发布“排行榜”等方式,从众多高成长企业中遴选一批具有潜力的发展对象给予重点关注与支持。例如,对本土具有独角兽基因的企业,包括那些仍然处于萌芽状态的具有潜质的小微企业,由第三方机构建立一个标准化的“独角兽企业排行榜”,每年更新完善,引起包括投资人在内“伯乐”的关注,或许下一个独角兽企业就会从他们中间走出来。
表2-8 北京、上海、深圳和杭州高成长企业发展优势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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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8总结了北京、上海、杭州和深圳四个城市在独角兽企业发展中的人才、技术、金融支持等优势以及所采取的政策措施。表2-9从中分析得到四大系独角兽企业发展的SWOT状况。
表2-9 四大系独角兽发展SWOT一览
因此,从上述高成长企业发展中可以总结出如下几点经验:
第一,完善市场竞争生态,构建开放包容的创新创业生态环境。打造适合独角兽企业成长的土壤,需要依托城市拥有的各类经济资源要素,不断创新技术与商业模式,营造适合创新创业的发展环境。这就需要当地:一是遵循市场竞争生态,构建公平的市场规则,激发企业竞争动力;二是需要敞开大门,全方面引进具有强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企业和团队;三是营造诚实守信,注重商业道德的创业环境,降低企业创新创业的交易成本;四是需要宽容失败,构建开放包容的评价体系。以上海市为例,2018年上海在杨浦国家双创示范基地推出一系列新举措,探索建立“鼓励创新+宽容失败”新机制,以符合双创特点的市场化评估体系,降低双创的成本和风险,为符合条件的成长型科技企业提供“双创保障性功能载体”。
第二,优化创新政策供给,提升全面服务的科技创新孵化水平。由于独角兽企业在发展初期具有聚焦小区域和细分市场的特点,独角兽企业之间存在着较大的行业差距,所以对政策的需求也更加趋于领域的精细化和差异化。除此之外,独角兽企业作为创新型的社会经济组织,有着自身的发展阶段和周期,在不同时期都有着独特的政策需要,因此优化政策设计和政策供给,推进微观政策多样化、精细化、阶段化,才能更好地激发创新活力。
第三,加强人才引进和培养,筑牢产业转型的前沿科技发展基础。以创新驱动为特征的大量科技型独角兽企业已占据独角兽群体的主体,这种现象的产生是以人才集聚为基础的。以杭州为例,根据杭州人才部门提供的数据,截止到2019年底,全市累计引进海外归国留学人员5.5万名、外国人才3.5万名,居全国副省级城市前列,连续9年入选“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十大城市”。在人才净流入率、海外人才净流入率、互联网人才净流入率上杭州均保持全国第一。近年来,杭州加大力度推动未来科技城、余杭独角兽企业园和企业孵化园的建设,支持企事业单位开展关键核心技术研究。这一系列围绕人才和平台的建设,为杭州独角兽企业数量培育位居全国第三、估值全国第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四,改善科技金融生态环境,扩展多元互补的各类企业融资渠道。金融服务是新特优中小企业和独角兽企业支持政策的重要一环,可以有效促进技术需求对接、人才交流共享、项目资本融合,助力更多的新特优中小企业成长为独角兽。在近年来资本大环境消极的环境下,需要鼓励商业银行为符合条件的企业提供主动授信,并结合风险补偿、政策性融资担保等方式,着力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第五,寻求政企联合创新机制,推动深层次的企业技术转化应用。2020年疫情期间,大数据、医疗等企业与政府联合开展疫情防控和治理方式的合作,在防疫工作中贡献突出。例如复星国际凭借自身的全球网络,从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调运物资驰援国内;声智企业利用自身人工智能的技术优势,开发AI数字人红外测温系统,AI电梯、AI外呼机器人、AI智能办公屏等产品,不仅提高了防疫效率、降低一线人员筛查工作压力,更有效降低了直接接触带来的交叉感染风险。因此在政府精细化社会治理领域中积极寻求政企联合创新机制,既可以为企业拓宽行业应用,也可以提升政府的管理水平。同时支持企业开拓场景创新,提升企业技术转化与应用能力,挖掘新基建、智慧城市、园区建设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新技术场景需求,为企业成长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以杭州为例,在打造数字经济第一城、完善智慧城市建设的目标下,使5G、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新兴技术企业参与到城市建设中来,赋予了企业技术转化途径,推进了企业应用能力建设,使杭州的新兴技术快速演进,新业态不断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