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一
陶渊明（369？—427），字元亮，后更名潜，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他是中国文化史及文学史上的最杰出的人物之一。陶渊明去世后，他的友人私谥曰“靖节”，故后人又称其为“靖节先生”。
陶渊明出身士族，曾祖父陶侃是东晋的大功臣，做过大司马，封长沙郡公。他的祖父做过太守，父亲也当过官。陶渊明青年时代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向往先辈的勋业，希望进入仕途，实现“大济苍生”的远大抱负。大概在他二十七八岁时，一方面为了实现他的人生理想，另一方面希望改善母老子幼的窘迫家境，初仕江州祭酒。以后又作过镇军将军及建威将军参军。最后任彭泽（今属江西九江）令，为官八十多天，因不堪吏职，不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加上程氏妹死于武昌，他便弃官归隐，此后二十余年，躬耕田园。陶渊明晚年贫病交加，以至乞食，然以古贤为榜样，固穷守志，决不重返官场。陶渊明脱离官场，回归自然，栖身田园，是他“性本爱丘山”情性的最终胜利，是一次意义非凡的道德人格的实践。由此，标志着一种道德人格新范型的出现，影响了后世无数知识者的处世行为，启示人们从险恶的仕途激流勇退，栖身田园，安顿心灵，其精神追求和人生价值其实一点不亚于攀龙托凤，纡青带紫。
陶渊明的诗歌与散文，是中古文学中的神品，也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最有魅力的杰作，千百年来受到无数人们的喜爱。苏轼甚至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与苏辙书》）。陶渊明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崇高地位，主要在于开创了田园诗派。他从平淡无奇的田园中发现了诗美，以平淡、简洁、有趣味的语言表现出来，一草一木，无不气韵生动，在艺术上有极大的创造性。尤其可贵的是，他的田园诗还直接描写了农民以及自己的辛勤劳动和感受，这是诗歌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
陶渊明生活在崇尚自由和个性张扬的时代。陶诗抒写田园的自由与美好，生活的闲适，同时也时常嗟叹生活的艰辛，愤慨俗世的虚伪，完全是诗人真性情的流露。这与后代许多田园诗的一味闲适或故作旷达划清了界线。如《九日闲居》、《归园田居》五首、《乞食》、《移居》二首、《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还旧居》、《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饮酒》之五、《有会而作》、《读山海经》十三首之一等佳作，无不情趣高尚，真趣淋漓，又富有现实意义。
陶诗有理趣。这与魏晋玄学的盛行有内在关系。但陶渊明的说理与玄学家的抽象不一样，他以诗的语言说理，所以，他终究是诗人，而非哲学家。他思考最多的是生死问题。其中《形影神》三首假设形、影、神三者的对话，阐明了诗人对天地、生死、祸福等诸多问题的见解，表达了他的“委运任化”独特宇宙观，并由此出发，得出形尽神灭的结论，与当时流行的佛教西方净土信仰恰好相反。其他如《怨诗楚调庞主簿邓治中》、《悲从弟仲德》、《挽歌诗》等，一再说到人生而必死，表现出陶渊明对道教神仙长生之说深表怀疑，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陶诗自然平淡，不事雕绘，以写意为主，与时代审美风尚格格不入，故在当代及刘宋时期不受重视。至梁代，始有人认识到陶渊明及其诗文的价值。钟嵘《诗品》将陶潜列入中品，对陶诗的源流、风格、语言及在诗史上的地位都有恰当的评价。他说：“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随后萧统编辑《陶渊明集》，并作序阐明陶渊明隐逸的意义，指出陶诗的“寄酒为迹”，赞美“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荡昭章，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渊明其人“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乃是“大贤笃志”。至唐宋时期，陶渊明及其诗文的价值越来越被人们认识到，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苏轼、朱熹等许多文化名人从多方面揭示了陶渊明的人格及陶诗的艺术造诣，陶渊明的地位也越来越高，遂成为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陶渊明集》得以完整地保存至今，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迹。现在留存的《陶渊明集》源于萧统编的八卷本和北齐阳休之编的十卷本。最重要且常见的善本有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十卷；《陶渊明诗》一卷、《杂文》一卷，宋绍熙三年曾集刻本；《陶靖节先生诗注》四卷，宋汤汉注；《笺注陶渊明集》十卷，元李公焕注；《靖节先生集》十卷，清陶澍注。我们这次整理出版的《陶渊明全集》，即是陶澍集注的《靖节先生集》。
二
陶澍（1779—1839），字子霖，号云汀，晚年自号髹樵、桃花渔者。湖南安化县人。清嘉庆七年（1802）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川西兵备道、山西按察使、安徽巡抚，官至两江总督。卒谥“文毅”。《清史稿》有传。
陶澍集注《靖节先生集》（以下简称陶本），是作者苦心经营数十年的学术成果。据道光庚子（1840）陶澍女婿周诒朴序，《靖节先生集》刊于陶澍卒后的第二年秋九月，由周氏校雠数过，刻于金陵。此书问世之初，流传并不广。自光绪九年（1883）苏州书局重雕之后，流布渐宏。后来又有民国十五年（1926）上海中华书局石印本、民国十七年（1928）和民国二十五年（1928）上海中华书局铅印本、1956年北京古籍刊行社铅印本等。这次以道光庚子秋周诒朴作序的刻本，经校点重新出版。以下对陶本的卷数及编次、校勘、注释、评论、年谱考异等方面作介绍与评论。
一、卷数及编次
《陶渊明集》最早的本子有六卷本、八卷本、十卷本。北齐阳休之《陶集序录》云：“其集先有两本行于世，一本八卷，无序；一本六卷，并序目。编比颠乱，兼复阙少。萧统所撰八卷，合序目诔传，而少《五孝传》及《四八目》，然编录有体，次第可寻。余颇赏潜文，以为三本不同，恐终至亡失，今录统所阙并序目，合为一帙，十卷，以遗好事君子。”据此可知，萧统之前的八卷本、六卷本，或无序，或编次颠乱，或缺少。萧统编的八卷本无《五孝传》、《四八目》，但“编录有体，次第可寻”，优于之前的八卷本和六卷本。阳休之编的十卷本，有序目，有《五孝传》、《四八目》。自此之后，萧统八卷本及阳休之十卷本，成为后世《陶渊明集》的祖本。
陶本编为十卷。卷一至卷四为诗，卷五赋辞，卷六记、传、述、赞，卷七疏、祭文，卷八《五孝传》，卷九《集圣贤群辅录》（一名《四八目》）上，卷十《集圣贤群辅录》下、诸本评陶汇集，卷末《靖节先生年谱考异》（以下简称陶《考》）。陶澍以为萧统所编“正集原止七卷，又录一卷，为八卷”；阳休之所增《五孝传》、《四八目》，“当以别于正集”。在陶澍看来，《五孝传》、《四八目》是伪托，不应该与正集相混。又陶澍不满诸本编次混乱：“今诸本以《五孝传》编于记、传之后，疏、祭文之前，则既违萧编，亦乖阳录矣。”（以上见卷首《例言》）汲古阁本、焦竑作序本、何孟春本，皆是卷七《五孝传》，卷八疏、祭文，《五孝传》编于疏、祭文之前。陶澍以为不妥。再有，何孟春本“移置卷次”，把《五孝传》与《五柳先生传》、《孟府君传》编在同一卷，自谓“伦贯”。陶澍却以为萧统本原无《五孝传》、《四八目》，后人疑为赝作，何本把这些赝作和《五柳先生传》、《孟府君传》编为同卷，“殊为不伦”（见《诸本序录》）。
毫无疑问，陶澍视萧统八卷本是天下第一善本，其次是阳休之十卷本。陶本的卷数及渊明诗文编次，是对萧统本与阳休之本的一种回归。陶本把《五孝传》、《四八目》“离而出之”，是追踪萧统本之旧，因为后者无此二篇；陶本把《五孝传》、《四八目》编为卷八、九、十合三卷，置于正集的卷七之后，那是不乖阳录，因为阳休之本增《五孝传》、《四八目》。但陶本这样编次，并非不偏不倚，而是有一定原则的，这原则即是真伪。前七卷是真品，精金美玉，编为正集；后三卷是赝品，归入另册。那么，为什么陶澍以为《五孝传》、《四八目》是伪托？依据大致有二：一是萧统八卷本无此二篇，二是《四库总目提要》已裁定这二篇是依托之文，“休之误信而增之”，而且这裁定来自“睿鉴指示”，既经圣上指示，故四库本《陶渊明集》删除《五孝传》、《四八目》，别录于子部类书。然陶澍赞同《四库总目提要》的结论，却仍然不予割舍，并为之注释，理由是“以究六朝人之书，为后世类书之祖，足资考证也”。陶本如此处理《五孝传》、《四八目》，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甄别玉石，各归其类，值得肯定。当然，《五孝传》、《四八目》是否确如《四库总目提要》所说，不出于渊明之手，那是另外问题，须专门研究。
二、校勘
陶集在长达千余年的流布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产生的异文极多，早在宋人就有不胜其校之叹。据现存文献资料，至迟在北宋就有人对陶集进行系统的校勘。思悦《书陶集后》云：“昭明太子旧所纂录，且传写寖讹，复多脱落，后人虽加综辑，曾未见其完正。愚尝采拾众本，以事雠校。”可知思悦曾校雠过陶集，只是不能确知他所说的众本究竟是何本。汲古阁本、曾集本、苏写本、汤汉注本，其实都是宋人的校勘陶集的定本。
校勘须选择底本。陶本据以校勘的底本，有人说是李公焕本（李本），有人以为不是。其实，陶本的《例言》已经交代明白：“是集宋莒公本今不可见。世所传者唯汤文清、李公焕、何孟春三家最著。汤止注诗，颇为简要。李、何稍繁，然于意逆之处，俱有发明。故今所注，虽博采群贤，要以三家为本。”这里虽说注释，实际上陶本的校勘也以三家为本。《例言》又云：“今参取汤文清本、李公焕本、何孟春本、焦弱侯本、汲古阁旧本、毛晋绿君亭本、何义门所校宣和本，择善而存。”说明陶本的注释也以汤本、李本、何本为主，再采众本，择善而存。《例言》未曾言及，而实际采用的，还有蒋薰本、休阳程氏本、刘履《选诗补注》、何义门所校宣和本、梁元帝《金楼子》、《文选》、《初学记》、《艺文类聚》、《宋书》等，真所谓“博采群贤”。
校勘方法大体有二：一是仅列出异文；一是列出异文，再加去取。陶本《例言》云：“其义可两存，但云某本作某。去取从违，不敢专辄。”此即是第一种方法。正、异文两存的情况，在陶本校勘时大量存在。例如《停云》诗：“罇湛新醪。”陶校：“各本如此，休阳程氏梓本作‘樽酒新湛’。”同上：“枝条载荣。”载，陶校：“汤本作‘载’，各本作‘再’。”又，《九日闲居》诗序：“持醪靡由。”陶校：“汤本云：一作‘时醪靡至’。”罗列异文两存之，能保存文本流传过程的原貌。虽然一时不能去取，但不妨“以待来哲”。如果勉强去取，很可能又添新错；两存之，反而是谨慎之举。
校勘比较有价值者，是有确切的依据，或坚实的理由，作出正确无误的去取。陶本于此有不少精彩的例子：《时运》诗：“宇暧微霄。”陶校：“焦本作‘余霭微消’，云：一作‘宇暧微霄’，非。澍按：‘宇暧微霄’即《归园田居》诗‘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景状，若作‘余霭微消’则与‘山涤余霭’词意重复矣。”按：霄，云气。“宇暧微霄”是写天宇尚不清明，还有少许云气。陶本以《归园田居》诗“暧暧远人村”二句为依据，取“宇暧微霄”。而焦本作“余霭微消”，确如陶校所言，与上面词意重复。
又《劝农》诗：“桑妇宵兴。”兴，陶校：“焦本作‘兴’，各本作‘征’，非。”陶本去“征”取“兴”。按：兴，起也，作也。宵兴，夜作之谓。潘岳《哀永逝文》：“启夕兮宵兴，悲绝绪兮莫承。”孙绰《游天台山赋》：“昼咏宵兴。”“桑妇宵兴”，是说桑妇夜起劳作。“宵征”则是夜行了。故作“宵兴”是。
又《答庞参军》诗序：“辄依《周礼》往复之义。”礼，陶校：“各本作‘孔’……何校宣和本作‘礼’，今从之。”按：“往复之义”见于《仪礼集编·聘礼》，作“礼”是。以上两例的去取虽不言理由，其实都是有依据的，只是未明言罢了。
校勘与文字、音韵之学的关系最为直接。陶澍具有文字学的深厚功底，以此运用于陶集的校勘（以及注释），不少地方能达到不可移易的程度。例如《乞食》诗：“飢来驱我去。”飢，陶校：“何校宣和本作‘飢’，各本作‘饑’。澍按：《说文》飢、饑义别。谷不熟为饑。飢，饿也。当以作‘飢’为是。”陶校去饑取飢，正确无误。
又《答庞参军》诗：“或有数㪷酒”，㪷，汤本作“斟”。陶校：“‘㪷’、‘斗’同，作‘斟’非。”按：《玉篇》：㪷，俗“斗”字。《汉书·平帝纪》：“民捕蝗诣吏，以石㪷受钱。”陶校是。
又《游斜川》诗：“中觞纵遥情”，觞，陶校：“各本作‘觞’，中觞，酒半也。焦从宋本作‘肠’，非。”以上数例都是据字义来决定去取。
三、集注
陶注继承并发展了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的集注形式，对陶集作了空前深度的解读。陶注引的文献资料远超李本，据不完全统计，陶注引用前人的著作计有汤注、李注、何注、苏轼、黄庭坚、朱熹、吴师道、吴瞻泰、焦竑、毛晋、谭元春、张自烈、袁桷、《萸江诗话》、钱大昕、惠栋、沈德潜、查慎行、温汝能、蒋薰，以及《史记》、《汉书》等著作数十种，取精用宏，成为陶集流布以来总结程度最高、注释最详细的善本。
陶注归纳起来用了三种方法：
一种广泛征引他人注释及评论，不著一言，以见己意。《时运》诗一章：“有风自南，翼彼新苗。”陶本注：“何注：翼，犹披也。吴注：王棠曰：‘新苗因风而舞，若羽翼之状，工于肖物。’”何注釋“翼”犹“披”，谓南风吹动了新苗之叶。而王棠釋“翼”字就更具想象之美。“翼”成了形容词，状新苗在风中舞动，状若羽翼。确是陶诗“工于肖物”的好例子。
又《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诗：“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陶注引罗大经语：“此十字雪之轻虚洁白，尽在是矣，后此者莫能加也。”正如渊明以十字状雪后世莫能加一样，罗大经评论此二句状雪，简洁准确，后人亦罕能及。故陶注用罗大经评语已足，无须另作新评。
又《饮酒》其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见”，《文选》作“望”。陶注此二句，既有校勘，又有注释，而以后者为主。陶注广引苏东坡、《苕溪渔隐丛话》、王安石、《复斋漫录》、吴崧诸家之说，解释“采菊”二句之妙。大旨归于东坡之说：“见南山者，本自采菊，无意望山，适举首见之，故悠然忘情，趣闲而累远，未可于文字精粗间求之。”读者通过这样的集注，可以深度了解历来对此二句的不同注解，以及何种是主流意见，予人知识、趣味与思索。
一种是注引他注、他评之后，加按语表示己见。例如《时运》诗三章：“我爱其静，寤寐交挥。”陶注引汤注及查慎行见解后，按语云：“周、程每令人寻孔、颜乐处，先此唯先生知斯意耳。”汤注仅仅指出爱静是“谓其无外慕”，而陶注点出渊明爱静即是周敦颐、二程所说的“寻孔、颜乐处”。所谓“孔、颜乐处”是宋代理学家推崇的一种人生境界，源于对天理的体认，进而与天道合一，无处不乐。陶澍以为渊明早在宋儒之前就已得“孔、颜乐处”，实质是指渊明暮春之游的乐趣乃属于儒家之乐，且已进入圣贤的境界。陶澍的看法，无疑揭示了陶渊明思想归宿这一问题，是非常值得重视的见解。
又《饮酒》诗十八：“有时不肯言，岂不在伐国。仁者用其心，何尝失显默。”陶注先引何注：“《董仲舒传》：鲁君问柳下惠以伐齐，柳下惠曰：‘伐国不问仁人，此言何为至哉？’”何注指出了上面四句诗的典故。陶注又引汤注：“此篇盖托子云以自况，故以柳下惠事终之。”以为渊明以扬雄自况。再注引何焯语（略）。最后按语云：“载醪不却，聊混迹于子云；伐国不对，实希风于柳下。盖子云《剧秦美新》，正由未识不对伐国之义。必如柳下方为仁者之用心，方为不失显默耳。此先生志节皭然，即寓于和光同尘之内，所以为道合中庸也。”这段按语，正确揭示了乱世之中陶渊明的处世准则，即兼取扬雄的载酒不却与柳下惠的伐国不对，显默不失，这才是仁者之用心。
一种在某些诗后引用与此诗相关的评论，或解释诗旨，或注释重点。此种方法始于李公焕，至陶澍蔚为大观。再有，若须考辨且问题重要且复杂者，往往有“说具《年谱考异》”的提示，让读者在《年谱考异》中得到具体详细的了解。因此，陶注与此书卷末的《靖节先生年谱考异》有密切联系而不可分。以下举数例说明之。
《命子》诗第五章叙渊明曾祖陶侃功德。此章后面引马永卿《懒真子》：“……语默隆窊，言自陶青后未有显者也。渊明乃长沙公之曾孙，《侃传》不载世家，独于此见之。”马氏的意思是说，《命子》诗是陶氏的谱系。在《懒真子》后又加按语，历叙汉代陶青之后陶氏的有名人物，解释第四章中的“运有隆窊”一句，实际上已经勾勒了陶氏谱系。陶注又引《萸江诗话》：“……东坡言陶公忠义，横秋霜而贯白日。朱子称之，其始终一节如此，以视桓温父子、刘季奴诸人，真犹麒麟之于破獍也。先生诗以‘临宠不忒’特表桓公之心，而致慨于近不可得，其旨深哉！”指出《命子》诗第五章赞美陶侃，寄寓深旨。此诗最后引李注引张縯说，感慨陶氏后裔于六代之际，“迄无所用”。再引何孟春感慨陶氏后裔于六代之际，仅见渊明曾孙，为梁安成王萧秀取为里司。最后引毛晋记明代李梦阳访得渊明墓，并命渊明后裔二人奉渊明墓祠之事，感慨“先生历世重光之一线也”。纵观陶注《命子》诗，着重于陶氏族谱的编辑与架构，以便读者了解陶氏的源流。
《归去来兮辞》是陶集中的第一等文章，历代评论资料汗牛充栋。陶注遴选欧阳修、李格非、朱熹、李公焕注、晁以道、王若虚、张自烈、林云铭诸人的评论，说明此文的艺术成就与深远影响。读者由上述评论，可大体了解陶渊明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比如渊明归田之原因，怎样看待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宋人如何倾倒此文，《归去来兮辞》与《楚辞》的关系，等等。末了，陶注又加按语：“先生之归，史言不肯折腰督邮，序言因妹丧自免。窃意先生有托而去，初假督邮为名，至属文，又迂其说于妹丧自晦耳。其实闵晋祚之将终，深知时不可为，思以岩栖谷隐，置身理乱之外，庶得全其后凋之节也。”陶注发现史传与此文序言之间的不一致，遂以为督邮及妹丧皆非渊明辞官的真实原因，渊明归隐乃是见晋室将终，有托而逃也。溯陶注之源，仍是沈约《宋书》“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之说。
其他如《饮酒》诗二十之后引罗愿、李光地、何焯、沈德潜等人的评论，证明渊明根底从经术中来，是“圣门弟子”。《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末引李公焕、沈德潜，说明渊明安貧苦节，不以躬耕为耻，异于晋人。《挽歌诗》末引李公焕注引祁宽、赵泉山，以及王世贞等人的评论，说明渊明自作挽歌，了然于生死之道……凡此，皆涉及渊明的思想、性格，直造陶渊明研究的深邃殿堂。
衡量一部古籍注释的优劣，最终体现在有无发明。唯有新见，才能推进一门学问。陶本最为人称道之处，就在于多有发明。这些新见，多在《年谱考异》和集注中。这里先述后者。
《赠长沙公》诗之长沙公，张縯《吴谱辩证》以为是陶延寿，渊明为其诸父行。然陶延寿事迹不详。陶注在此诗之末据《晋书·陶侃传》，考出延寿在桓亮起兵时为长沙公，以亮称乱，起兵收亮。又据《宋书·何承天传》，延寿曾为何承天辅国将军。又据《宋书·高祖纪》，义熙五年（409）南燕慕容超来犯，咨议参军陶延寿击走之。据以上史传所载，得出结论：“是延寿在晋颇立勋业，无忝厥祖，先生固非虚为嘉许也。”经陶注后，之前不知其详的长沙公陶延寿，始呈其大致面目。
《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诗，陶注周家墓或许是周访家墓：“《晋书·周访传》：陶侃微时丁艰。将葬，家中忽失牛，遇一老父，谓曰：‘前冈见一牛，眠山污中，其地若葬，位极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当世出二千石。言讫不见。侃寻牛，得之，因葬其处，以所指别山与访。访父死，葬焉，果为刺史。自访以下三世，为益州四十一年，如其所言云。周、陶世姻，此所游或即访家墓也。”陶注的推断，颇合情理。
《岁暮和张常侍》诗题中之“张常侍”，历来不知指谁。陶注于诗
题下注：“张常侍，当即本传所称乡亲张野。《莲社高贤传》：‘野字莱民，南阳人，居柴桑，与渊明有婚姻契，征拜散骑常侍，不就。’但野以义熙十四年卒，题不应云‘和’。详味诗意，亦似哀挽之辞。或‘和’当作‘悲’。又野族子张诠，亦征常侍。或诠有挽野之作，而公和之耶？”陶注疑心张常侍为张野族子张诠，并说有可能是张诠作诗挽张野之卒，渊明和之。这一推测，虽无法证实，但完全有可能。
《祭从弟敬远文》：“父则同生，母则从母。”李注引《尔雅》曰：“母之姊妹为从母。”由李注知渊明母、敬远母为姊妹。然何以二人之父为同生，二人之母为姊妹？陶注引：“《豫章书》曰：‘孟嘉以二女妻侃子茂之二子，一生渊明，一生敬远。’是敬远之母为先生从母也。”由此豁然得解：原来渊明、敬远同祖，祖为陶茂。陶茂有二子，娶孟嘉二女，一生渊明，一生敬远。故渊明、敬远之父为同生，二人之母为从母，同为孟嘉女。
四、集评
陶本的集评形式也沿袭李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无论内容和形式都有极大的发展。
陶本的卷首部分于“诸本叙录”后，列“诔传”与“附录杂识”。“诔传”是有关陶渊明的生平资料，计有颜延之《陶征士诔》、《宋书·隐逸传》、萧统《陶渊明传》、《晋书·隐逸传》、《南史·隐逸传》、《莲社高贤传》。相比李本只录颜延之《陶征士诔》和萧统《陶渊明传》，自然完备多了。特别是沈约《宋书·隐逸传》，是记录陶渊明生平事迹的最早传记，涵盖了诸如陶渊明的名字、故里、仕宦经历、年号甲子之说、渊明的卒年和年纪等，以上都是后人了解、研究陶渊明的宝贵文献，陶本收录而李本不录，得失高下立判。
“诔传”后面的“附录杂识”，仿效何孟春注本扩而广之。何本录《晋中兴书》、《续晋阳秋》、《庐山记》、《庐阜杂记》、《云仙散录》数条，不无参考价值。陶本采录何本，并新增《文中子》、李元中《莲社图记》、《江西通志》等多至二十余则，内容涉及渊明诗文价值、生平事迹、故里、传闻轶事、靖节祠、渊明墓。凭借这些资料，简直可以勾勒出陶渊明接受简史。其中，有些资料非常有价值，例如《颜氏家训》：“刘孝绰当时既有重名，无所与让，唯服谢朓，常以谢诗置几案间，动静辄讽味。簡文爱陶渊明文，亦复如此。”可见渊明诗文在粱代受到主流文学家的喜爱程度。
陶本集评当然是有所选择的。看选择什么，即可知注者关注什么，想要解决什么问题。例如陶注引王祎《经行记》，此文以为渊明辞官彭泽，原因是刘裕将移晋祚，陶氏世为晋臣，义不事二姓，故托为之辞去耳，与督邮至县无关。王祎的说法，与陶澍若合符契，故注者选录之。
另一处集评在卷三之首。陶注引《复斋漫录》、曾季狸、王应麟、吴师道、宋濂、郎瑛，内容皆讨论“年号甲子之说”，最后陶澍总结上述诸家见解，加以辩证。何以卷三之首集录这么多的异说？陶澍本人不惜笔墨辩证之？原因之一是陶诗题甲子者，都编在卷三，如思悦所统计：“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诗一十二首，皆安帝时作也。”二是“年号甲子之说”与陶渊明的政治立场直接关联，研究者都无法回避这个重大问题。集录诸家评述后，陶澍按语简述“年号甲子之说”的来龙去脉，反驳思悦所谓“诗中并无标晋年号者，所题甲子，盖偶记一时之事”的看法，认为沈约去渊明近十余年，“必亲见先生自定之本可知……其目以编年为序，而所谓或书年号、或仅书甲子者，乃皆见于目录中，故约作《宋书》，特为发其微趣”，“不书宋号，正孤臣惓惓故朝”。总之，陶澍信从沈约所谓“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的政治立场，大量收录前人有关“年号甲子之说”的评论，目的是表露渊明于故朝的未白之忠诚。
陶本的集评，最集中的地方是卷十之末的“诸本评陶汇集”。前有几句说明：“自李公焕本《靖节集》前有总论，诸本踵之，递有增录。今汇为一卷，删其重复，又续采数条附于其后。”可知陶本“评陶汇集”，也是沿袭李本以来的传统。陶本把李本、何本、吴瞻泰《陶诗汇注》本里的评陶汇为一卷，删去重复，又添新增的数条，再加上集注中所引的的评陶，基本上汇集了宋人以来评陶的精华，成为一部自宋至清的陶渊明研究小史，使我们看到历代学者解读渊明其人、其诗的持续不断的努力。陶本汇集前人评陶，不是另立炉灶，而是依次抄录、删削之前陶集诸本的评陶。这固然体现了注者不掠人之美的品德，但更深的用意，恐怕还是展示宋人以来评陶不断深入的历程。同时，这也方便了读者，一册在手，不用翻检诸本，历代评陶的精华皆在目前。
五、年谱考异
陶本卷末的《靖节先生年谱考异》（以下简称陶《考》）在陶渊明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若论创新意义和学术价值，陶《考》冠于全书。由于年代久远，史料缺乏，理解渊明其人、其诗并非易事，异说之多，常常使人废卷而叹。陶《考》即是为厘清陶渊明研究中的各种异说而作。
陶渊明之有年谱，始于南宋。今天所知宋人的陶渊明年谱有四种：李涛（巽岩）《靖节新传》（已佚）、王质《栗里谱》、吴人杰《陶靖节先生年谱》、张縯《吴谱辩证》。最后一种仅见于李公焕注中，仅有数则，似非完帙。王谱简略，吴谱多有发明，远胜王谱。清代早于陶澍的顾易撰有《柳村陶谱》，未见优于吴谱。陶《考》仿效张縯《吴谱辩证》，体例以王、吴二谱并列于前，然后考辩异同，辨别是非，提出己见。
陶《考》创见甚多，不能遍举，这里仅举其影响较大的考辩成果。
1．陶渊明为陶侃曾孙。陶侃为渊明曾祖，渊明为其曾孙，晋宋以来的史传皆无异词。至清有阎若璩、阎詠父子，谓渊明非陶侃曾孙。陶《考》引钱大昕《读陶诗跋》，力辨阎氏父子之误。再据《晋书·陶侃传》、陶茂麟《家谱》、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昌邑《陶氏族谱》，考证渊明世系。又李公焕《命子》诗注谓渊明“父姿城太守”，陶《考》考《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以为无“姿城”，当以“安城”为是。
2．《祭程氏妹文》“慈妣早世”之“慈妣”，乃程氏妹之生母，渊明之慈母。王谱、吴谱皆谓渊明十二岁丧母，陶《考》据颜延之誄“母老子幼”等语，及《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诗“久游恋所生”句，证明渊明出仕及行役之时，其母孟夫人尚在，故“慈妣早世”指渊明慈母死，而非生母。
3．《归园田居》诗非作于渊明三十岁时。《归园田居》诗说：“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王谱据“三十年”，即称此诗作于渊明归隐时，正三十岁。陶《考》以为“景文之意，以堕地为尘网，故系此诗于年三十，说近释氏。先生胸中无此尘网，当以仕途言之”。意思说，“尘网”指仕途，非谓一出生即堕尘网。陶《考》又引刘履、何孟春、吴谱，考证渊明解归及作《归园田居》诗，时在义熙二年（406）。
4．渊明作刘牢之镇军将军参军，镇军非指刘裕。渊明又从刘牢之讨孙恩，直至东海隅。陶集卷三第一首《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诗，诗题中的镇军是谁，前人有异说。《文选》李善注、马端临《文选通考》都说刘裕为镇军将军，渊明参其军事。叶梦得也疑心渊明曾仕刘裕。吴谱始谓镇军非刘裕，并说“先生亦岂从裕辟者”？陶《考》赞同镇军非刘裕说，并从诗题“曲阿”入手，考《晋书》、《宋书》中的《晋孝武帝纪》、《安帝纪》、《宋武帝本纪》、《王恭传》、《刘牢之传》、
《桓玄传》中的刘牢之事迹，得出如下结论：先生始作参军实在己亥，镇军实为刘牢之。又云：“己亥十一月，孙恩陷会稽，牢之率众东讨。先生《饮酒》诗曰：‘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正追赋其尝从军讨恩，驰驱海隅事也，足为先生参牢之军之明证。”
5．渊明未尝挈眷属居京师。陶集卷三有《还旧居》诗云：“畴昔家上京，六载去还归。”对这二句诗，众说纷纭。有人以为上京指京都，渊明居京师六载。陶《考》于“元兴二年癸卯（403）条”下说：“先生未尝有挈眷居京师事，其《庚子从都还阻风规林》诗曰：‘行行循归路，计日望旧居。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是眷属皆在旧居明证。”又说：“王《谱》既以从都还为还浔阳，游斜川为留浔阳逾年，则因知旧居之在浔阳矣。又以《癸卯怀古田舍》之作，为自江陵归柴桑，复适京都，宅忧居家，思湓城。夫在官则迟回于故里，居忧方留恋于京师，揆之人情，殊为不近。况平畴良苗，即事多欣，乃田家实景，即寝迹衡门，邈与世绝，亦岂在京师语邪？”驳王谱所谓渊明居京师，“宅忧居家，思湓城”之臆说，很有说服力。
6．渊明参刘敬宣建威参军，为敬宣奉表使都。陶集卷三有《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谿》诗。吴谱以为诗题中的建威指建威将军刘怀肃，义熙元年（405），怀肃以建威将军为江州刺史，渊明参其军事。吴瞻泰《陶诗汇注》则疑心建威将军可能是刘敬宣。陶《考》以为刘怀肃虽亦号建威将军，但当时作淮南、历阳二郡太守，非江州刺史。“江州刺史则敬宣以建威将军为之，镇浔阳……先生为江州柴桑人，得佐本州戎幕，且素参牢之军事，敬宣为牢之子，与先生世好，其特辟先生，有由也。”又据《通鉴》所载刘毅怀恨敬宣，“敬宣不自安，自表解官，乃召为宣城内史”之事，猜测渊明使都，或许为刘敬宣上表求解职。朱自清《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称陶《考》之说
“殊嫌过巧”，然并非全无可能。
7．庞参军与庞主簿遵非一人。陶集有《答庞参军》诗四言、五言各一首，又有《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诗。吴正传《诗话》以为《答庞参军》诗中的庞参军与史传中的“故人庞通之”为同一人，又怀疑庞主簿遵就是庞参军。陶《考》同意吴氏之说，并据《宋书·裴松之传》“司徒主簿庞遵使南兖州”之记载，以为《怨诗楚调》诗中的庞主簿，即《宋书》中的司徒主簿庞遵；但奉使江陵的庞参军，非主簿庞遵。理由是渊明与庞参军交往时间短而不深，故曰“相知何必旧，倾盖定前言”；“而于主簿遵，则为《怨诗楚调》示之，历叙生平，备泝艰苦，至以钟期相望，视参军交情，有浅深之别矣”。陶《考》以为庞参军与庞主簿非同一人，而庞主簿遵即渊明故人庞通之，言之成理，可以信从。
8．颜延之来浔阳与渊明情款，当在义熙十一、二年间。萧统《陶渊明传》记颜延之二度来浔阳，与渊明情款，但不记年月。吴谱谓在义熙十二年（416），渊明五十四岁。陶《考》据《宋书·孟怀玉传》、《通鉴·安帝纪》、《南史·刘湛传》，考定柳为江州刺史，实踵孟怀玉之后，义熙十一年到官，十二年除尚书令，未去江西而卒。延之来浔阳，与先生情款，当在此两年也。义熙十二年，渊明时五十二岁。陶《考》精密无误。
上述陶《考》中的重要成果，均体现出清代乾嘉学派严谨的考据功夫。尤其是关于渊明仕宦及行役的考辩，广证博引，洋洋洒洒，颇有雄辩气势，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当年梁启超作《陶渊明年谱》，称赞陶《考》“至博赡矣”。梁氏亦以为渊明作刘牢之镇军参军，年谱撰成后，“乃见陶澍《年谱考异》，正谓先生所参为刘牢之之军，与吾说合，为之狂喜”。由此可见梁氏佩服陶《考》之一斑。
六、结语
陶澍集注《靖节先生集》，是近代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之前陶渊明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在陶学研究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追溯陶渊明研究史，南北朝时期好比涓涓细流，唐代就是春潮初涨了。至宋代，文化艺术全面高涨，陶渊明研究也出现高潮。以苏轼、朱熹为代表的一批文化名人，大力推崇陶渊明，整理并刻印陶集，研究渊明诗文，编纂渊明年谱，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元代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即是南北朝至宋代陶渊明研究的第一次总结。其后，陶集新注本及评论陶渊明思想与作品的研究著作大量出现。陶澍集注《靖节先生集》，正是对宋代以来陶渊明研究的总结。由于陶澍见到的有关文献远比李公焕所见为多，陶本超过李本也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
读陶澍集注《靖节先生集》，有两个根本性的特点需要注意。一是陶澍对陶渊明政治态度的定位。他完全信从沈约关于渊明归隐之后不肯仕刘裕新朝，“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的说法，视渊明为忠晋人物。这样的定位，或多或少影响到他的研究。他不承认渊明曾在桓玄手下做过官，恐怕就与定位渊明是忠晋人物有关。二是陶澍接受前代学者朱熹、刘履、沈德潜诸人的评陶影响，以为渊明的思想渊源来自儒家。这样的认识，自然也影响他的集注以及对历代评陶文献的取舍。
如前所述，陶《考》非常精彩，确实至为“博赡”，堪称自有陶渊明年谱以来的最佳之作。但曲说亦不止一处，无论是对渊明思想、行踪，还是诗文的考证，都尚有商榷的余地。敬畏前人的研究成果，但非盲目信从，放出自己的眼光，看得更宽广、更深远，应该是新时代的陶渊明研究者应有的品格。
三
最后简单介绍一下本书的校点情况。本书所据底本，为上海图书馆藏清道光二年（1822）周诒朴刻本《靖节先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底本中陶澍的集注以双行小字夹注的形式刻于诗间，我们用注码的形式将其提出，集中放在该诗之后。陶注的引文我们尽量找到原文加以校核，凡是校改之处，皆在当页末加以校记说明。
另，原刻本前有钦定四库全书提要、诸本序录、诔传杂识、附录杂识四种，现据丛书体例，一并作为“附录”列于书末。
改定于2015年10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