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新龙村贫困特征与风险分布

追寻着当地流传的地名故事，课题组初步感受到自然环境的风险留给一个贫困村庄发展的烙印。课题组在乌蒙山区持续数年调查发现，5年（2013～2017年）来精准扶贫政策在边远山区取得了很多的成绩，但因山区特殊的贫困特征和独特的人文社会环境，面向全国的精准扶贫政策在贫困山村产生了一系列与其减贫愿景相悖的问题与后果。

新龙村自然环境恶劣，历史上发生过地震、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曾在彝良地震、鲁甸地震中经济损失严重。脆弱的生态环境和接续的自然灾害实际上破坏了得来不易的减贫成效，导致大量返贫及新增贫困的出现。同时，恶劣的生态环境与灾害频发给人们生活及村庄发展带来极多风险。

新龙村因环境导致的贫困分布特征是怎样的，贫困特征与社会风险分布又是怎样的，这是课题组将进一步具体呈现的内容。

一 新龙村的贫困特征

新龙村全村共有425户，1633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156户550人，2014年贫困发生率38%，2016年贫困发生率33%，被威宁县扶贫办认定为“一类贫困村”。就村民生活而言，温饱一直是没有完全解决的大问题。如图1-4所示，新龙村民的人均纯收入与国家贫困标准线持平。据课题组2017年进行的问卷调查，受访家庭中有14.89%存在因季节性缺粮而挨饿的情况。除此之外，课题组还尝试从人均纯收入及其满意度、贫困分布等方面来分析当地的贫困特征。

（一）村人均纯收入常年与国家贫困标准持平

为了更清楚地理解这个贫困村的贫困深度，我们将2008～2016年国家、威宁县、石门乡和新龙村的人均纯收入情况进行比较。需要说明的是，为了比较的一致性，这里的“人均纯收入”均为“农民的年人均纯收入”。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在2008～2016年增长迅速，从每人每年4761元增长到12363元，是原来的2.6倍。威宁县人均纯收入在2010～2015年略高于石门乡的人均纯收入，直到2016年石门乡人均纯收入与威宁县持平，均只达到了全国人均纯收入的61%。2016年，新龙村人均纯收入是所在乡人均的40%，是国家的24.83%。新龙村人均纯收入常年与国家贫困标准持平，仅在2010年超过国家贫困标准，新龙村的贫困水平由此可见一斑，见图1-4。

图1-4 新龙村与石门乡、威宁县和全国人均纯收入、国家贫困标准比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威宁县统计年鉴》（2008～2016）。

（二）受访村民的生活满意度普遍较低

2017年，课题组在新龙村随机抽取了95户家庭，在村干部的热心帮助下，问卷调查应答率为100%。调查数据显示，78.4%的受访户对家庭收入“不太满意或很不满意”。其中70.3%的受访贫困户表示对当年的家庭收入并不满意，而这一比例的受访非贫困户也高达59%，与其他村收入情况相比，也无明显优势，53.4%的受访户认为与本村其他村民生活状况“差一些或差很多”。也有一半受访户表示与亲朋好友生活“差一些或差很多”。

60.8%的受访户表示对他们的生活状况“不太满意或很不满意”，但非贫困户的目前生活满意度反而比贫困户低。与5年前相比，94.8%的受访户表示“好很多或好一些”。受访户表示他们的生活与5年前相比变得好了，60.3%认为与5年前相比，他们的生活“很好或好一些”，但也有4.1%的受访户表示比5年前差。41.9%的受访户认为未来生活状况“不好说”，这说明，他们对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仍有担忧。

（三）新龙三个自然村寨贫困差距拉大

新龙村属高原中山地貌，呈三角形分布的7个村民小组地势高低不一，落差300米。2009年以来，特别是精准扶贫之后，三个自然村寨，即飞姑、祖基、新塘之间的贫困程度差距逐步拉大，成为新龙村的主要特征。

贫困发生率最低的新塘居民共168户，贫困户35户，占比20.8%，相对来说这里交通条件好、扶贫资源充足。祖基因自然条件差、交通闭塞，直到2020年仍然没有像样儿的产业。20世纪90年代，一个社会组织进入村庄开展社区脱贫实践，取得了一定的脱贫效果。2017年祖基102户[3]，其中37户为贫困户，占比36.3%。新龙村剩余贫困户均在飞姑，共68户，略低于新塘、祖基之和这也就是说，近一半的新龙村贫困人口在飞姑。但是，交通限制了精准扶贫项目的进入，是政府和社会组织扶贫的边缘地带。

3个自然村除了贫困发生率差异较大之外，在地方政府设计的脱贫攻坚版图上的位置也存在较大差异。比如，在2015～2017年，新龙村获得来自中央政府和省政府等的脱贫项目资金总计3950万元，仅占全乡扶贫资金的3‰。这说明，新龙村是石门乡精准扶贫的边缘村，而新龙村六、七组的产业扶贫、生态补偿、搬迁扶贫等各类扶贫项目总投入资金几乎为0，成了精准扶贫项目和资金边缘村的“死角”。

二 生存发展风险分布

贫困村的生存发展风险类型是多样的，密集地分布在人们的日常生活里。根据课题组对新龙村的持续观察，村民的安居风险、教育风险、交通和医疗风险、生计风险等是主要的风险类型。

（一）自然灾害、地质灾害和意外事故

新龙村位于地质灾害多发地带。2012年9月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交界处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4公里。彝良地震当天，新龙村民居受灾的一张照片在各大媒体广泛传播。图片的说明文字是：“在贵州省威宁县石门乡新龙村，一名男子站在一栋因地震严重受损的房屋前。新华社图。”记者从威宁县地震局了解到，云贵乡和石门乡等地震感强烈，县城有明显震感。威宁县与云南省接壤的几个乡镇房屋受损情况严重，不少房屋倒塌和开裂。

图1-5 2012年彝良地震，新华社提供的新龙村民居受灾照片

当时，新龙村没有人员伤亡，但是村两委干部挨家挨户组织村民搬出危房，把25位老人转移到安全地带。新龙村有8户农户受灾情况严重，房屋已成危房，村民的饮用水窖有4口已不能用，村卫生室、小广场等公共建筑设施出现开裂。[4]

调查数据显示，2016年，15.2%的受访户表示自然灾害对家里的农业生产带来了危害。80.6%的受访户表示2016年没有遭遇过自然灾害。对于意外事故，受访户（95户）中只有5户遭受过，均为非贫困户。

（二）居住风险

新龙村村民的住房条件较几年前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但仍然存在进一步改善的空间。新龙村的安居风险主要包括住房质量总体不高、房内生活设施差。受访户中，有82.1%住在平房里，17.9%住在楼房里，楼房住户大多是2016年年底经过易地搬迁的农户。33.3%的受访户总体住房状况一般或良好，另有1/3受访户住房被政府认定为危房，还有剩下的1/3虽然没有被认定，但实际上属于危房。总体而言，新龙村2010年以来茅草房改造成绩明显。调查数据显示，83.3%的受访户住房为“砖混材料”（50.0%）和“钢筋混凝土”（33.3%），但仍然有16.7%的受访户住在竹草土坯中。其中，住竹草土坯的非贫困户比例（20.0%）高于贫困户（12.5%）。新龙村在2016年为新塘120户贫困村民修建住房，为每户投资10万元。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贫困人口的住房质量，这与贵州省扶贫攻坚进程中对贫困户住房先行帮扶有关。

66.7%的受访户室内最主要的取暖设施是炉子，97.3%的受访户家中没有沐浴设施。能源使用方面，只有2.7%的受访户使用了新能源燃气。83.3%的受访户没有接通互联网，获取信息的方式单一。95.8%的受访户没有冲水马桶/卫生厕所，大多数受访户仍然使用传统旱厕，甚至没有厕所。这些数据说明，新龙村居民住房室内设施条件差。

住房状况差，农户日常生活对传统能源过度依赖和对新能源应用不够。但是，已有50.0%的受访户将电作为最主要的炊事能源，逐渐取代柴草和煤炭。农户生活垃圾大多随意丢弃（62.2%），生活污水随意排放（86.5%）。这说明贫困村距离美丽乡村建设、实现美丽清洁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根据调查数据，新龙村村民当前的住房满意度较低，只有10.7%的受访户对当前住房状况表示“非常满意或比较满意”，建档立卡贫困户与非建档立卡户住房满意度没有明显差异，分别占比8.1%和7.7%。

（三）教育风险与贫困代际传递

经济贫困是造成农村教育困境的重要原因。[5]从教育的社会功能上看，教育通过教化提升劳动力素质，提升他们走出贫困的能力，最终实现消除社会不平等和贫困。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1986）、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2000）、危房改造工程（2009）以及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1993）中的相关政策都表现出了一定的有效性。但是，农村义务教育政策的实施仍然面临许多问题。[6]一方面，全国中小学校布局通过撤点并校调整政策，直接导致农村学生上学远、上学难问题，增加了农民的教育负担。另一方面，中小学撤点并校在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的同时损害了乡村社会发展，是空心村形成的主要原因。[7]

图1-6 新龙村村民受教育程度情况

资料来源：2016年课题组在新龙村所做的人口教育普查。

课题组在2016年8月对新龙村村民进行了一次受教育程度普查，如图1-6所示。除去2010年以后出生的婴幼儿170人，应（已）受教育的人口总数为1866人。其中，从未进入学校的人数为1181人，占比63%，即全村一半以上为文盲。接受小学程度教育（包括肄业）的占比22%，接受初中（中职）程度教育的占11%，接受高中（高职）教育的占2%，接受大学（大专）教育的占0.6%。贫困与上学成本过高，是阻碍新龙村受教育程度提高的重要原因。根据“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百村调查入户调查，新龙村适龄学生未上学或失学辍学的主要原因是“上学费用高，承担不起”“孩子自己不想上学”。这也说明，尽管我国早已实施9年义务教育减免学费与提供营养餐，但仍然有学生因上学成本过高而上不起学。

西部贫困地区学校，尤其是像新龙村小学这样的教学点，历史上在一系列国家教育政策面前摇曳、挣扎。以国家教师政策为例，“清退教师政策”对贫困地区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历史上，代课教师曾是边远山区教育的脊梁，随着国家的发展，国家教育投入逐年增多，代课教师不断被退出学校之外，特岗教师逐步进入边校，成为提升贫困地区的教学质量的主力军。但是贫困地区学校有其独特之处，比如，新龙小学引进的特岗教师不会苗语，教学质量不升反降。可见，全国实施的教育惠民政策会因与地方特定需求不同而成为压垮民族地区边校的最后一根稻草。

另外，新龙村留守学童的现象较两年前已经有所好转。调查数据显示，70.6%的受访户表示适龄学生多与父母住在一起。关于入学可及性问题，新龙村17.6%的受访户表示学生在本村上学，64.7%的受访户表示学生在本乡镇上学。这与大多数学生正在就读中心校有关，乡镇所在地距离新龙村约10公里。

36.9%的受访户认为本村学校（教学点）条件“非常好或比较好”，贫困户与非贫困户就读学校条件差异不大。因新龙村村民散落，学生上学路途较远，40.7%的受访户表示其孩子住校。但是，不能忽略的问题是，仍然有40.7%的受访户表示他们家里的孩子上学路途需要1小时以上，7.4%表示需要0.5～1小时。近一半学生（48.1%）实际上都已经超出我国撤点并校政策“中小学生就读路程不超过30分钟”的范围。

课题组的调查追踪了新龙村的一场精准扶贫大变革。新龙小学同样也经历了从即将被撤掉到被村民拯救风险历程，随后又成为当地政府重点建设的婴幼儿双语教学示范点，教育扶贫资金大量进入新龙小学。由此新龙小学缺乏资金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新龙小学又出现了新的教育风险。

（四）交通和医疗风险

交通始终是限制新龙村发展、村民便利生活的重要因素。长期以来，不通路且距县城远限制了新龙村民正常获得医疗救治和报销的权利。不通路、没有路不仅长期限制新龙村的经济发展，还限制着新龙村民社会保障与福利的获得。这也意味着，新龙村面临着交通和社会福利缺失或不够便利的双重风险。

通过调查，我们了解到新龙村民身心疾病问题较为严重，建档立卡贫困户（75.9%）比非建档立卡户所患疾病严重（66.7%）。78.6%的受访户认为他们发病时需要治疗，但其中19.6%并没去治疗，主要原因是经济困难（73.3%）。42.9%的受访户表示他们的身体状况过好“日常生活没有问题”，5.4%有“严重问题”，而受访户中的非贫困户没有此类严重问题。受访贫困户在身体疼痛和感觉焦虑或压抑方面比非建档立卡户严重，93.4%的受访贫困户表示有一点焦虑或压抑，同样情况的非贫困户占比33.3%。

除此之外，2016年，16.7%的受访户曾受工伤和交通事故。这与运动式建设有着直接关系，村民在当地就业进行家乡建设，但因岗前培训不到位，工伤事业多有发生且事后劳资双方处理不够得当。

村民们表示，如果家庭成员有急病需要医治会采用粗制担架从家中抬出，步行去医院。（乡级）卫生院救护车费用太高，一出车就需交付700元，超过30公里按里程每公里增加20元。离新龙村最近的三甲医院在60公里之外，这意味着救护车单程要1300元以上。1300元，几乎是新龙村农户2014～2015年全年全家的收入。

2016～2017年，中央和省级财政向石门乡拨付扶贫资金118.03亿元，其中96%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乡域内修路里程大增，新龙村也因此获益。

新龙村大水塘最初在2016年修成通村路，长2.5公里，宽4米，是该村历史上的第一条路。2017年底祖基、飞姑通村路逐渐修成。这为新龙村村民出行、外出看病提供了便利。但是此后，新龙村交通事故逐年增多。通路后一年内，新龙村发生交通事故3起，石门乡内发生交通事故14起，据不完全统计，全乡因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至少5个。

（五）精准扶贫过程中的风险

据调查，新龙村最主要的致贫原因是：生病（32.3%）、缺资金（23.1%）和上学（16.9%）。50.0%的受访户享受过扶贫政策，77.8%的受访建档立卡户表示为本户安排的扶贫措施“非常合适或比较合适”，有43.2%受访户表示本户到目前为止的扶贫效果“非常好或比较好”。

19.6%的受访户表示政府为本村安排的各种扶贫项目“很合理或比较合理”，47.1%认为“不太合理或很不合理”。19.6%的受访户认为本村贫困户选择“很合理或比较合理”，43.1%表示“不太合理或很不合理”。

大多数受访户对新龙村精准扶贫调整结果比较满意，但认为村干部按照精准扶贫项目程序不合理。新龙村建档立卡名单调整时，53.1%的受访户表示村干部来家里调查过，38.8%表示没有调查过。村干部按照精准扶贫调出程序找家户成员签字盖章认定脱贫时，42.9%的受访户表示没有签字盖章，34.0%认为村干部没有把调整名单进行公示。对扶贫项目的满意度情况，54.0%的受访户对调整结果表示满意，34.0%表示不满意，12.0%表示无所谓。受访户中的非贫困户对调整结果的满意度（80.0%）高于贫困户的满意度（5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