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第一部分：“自我”与“平衡”

用脑做事，你会觉得疲惫或者有压力；用心做事，你会觉得是享受。跟着自己的初心，你就会拥有一个快乐的人生！

—陈明哲

3.1.1　绪论

尽管科技让世界变小了，但东方与西方之间、研究与教学之间、学术与实务之间，这些有与无之间的制度与文化的差异却正在扩大（Chen，2014）。陈明哲博士深切关注这些差距及其对人们工作和生活的影响，致力于建立一个可调和、平衡和最终融合的社群。在本采访中，陈博士分享了他在战略管理领域作为思想家、学者、教育家和企业顾问的职业生涯和经历。

陈博士是战略管理领域的权威学者，在开创性的动态竞争理论和文化双融观点方面享誉盛名。他是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莱斯利·格雷森（Leslie E. Grayson）教授。在任职于达顿商学院之前，陈博士创办并指导了全球华人企业发展中心，并曾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他也曾在帝国理工学院、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台湾政治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清华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学校进行访问并担任荣誉客座教授。

作为管理咨询顾问，他的企业客户包括联合技术、默克、联邦快递、杜邦、美国铝业、AIG、摩根士丹利、慕尼黑保险、宏碁、腾讯和劳斯莱斯等。陈博士是《透视华人企业：全球经理人指南》（Inside Chinese Business: A Guide for Managers Worldwide and Competitive Dynamics）和《动态竞争战略探微：理论、实证与应用》的作者。他在管理领域顶尖期刊发表了大量文章，并且担任国际管理学会发行的《管理学会评论》（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AMR）的副主编，以及《战略管理学报》（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和《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等著名期刊的编辑委员。陈博士曾任国际管理学会（AOM）主席和院士、战略管理学会（SMS）院士、企业政策与战略（BPS）分会^[1]前主席。他曾获得许多的奖项，包括《管理学会评论》《管理探究杂志》（Journal of Management Inquiry）以及BPS分会的最佳论文奖。

陈博士曾在《福布斯》《华尔街日报》《今日美国》、路透社、美国单线电视新闻网（CNN）、美国公共电视网（PBS）、《新闻周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德国《商报》（Handelsblat）和中国中央电视台等国际媒体上亮相。他曾在多个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为东西方企业对话做出了贡献。论坛包括2000年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企业高峰会”、2004年在纽约举行的“美中高级行政首脑会议”、2004年的“中欧论坛汉堡峰会”、2007年的“中国CEO论坛”，以及2006～2007年HSM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圣保罗和米兰主办的“世界商业论坛”。

他是中国顶尖商业杂志的定期撰稿人，包括担任《哈佛商业评论》（全球繁体中文版）专栏作家。

由于采访的时间很长，我们将其分为两部分。在第一部分，陈博士与我们分享了他的价值观、信仰和哲学观，解释了这些观念如何塑造他的教学、研究和参与企业实务的方式；他还介绍了在做重要的职业决策时，他的观念如何提供协助。

3.1.2　访谈

柯洁：您个人的价值观是什么？这些价值观如何影响您的职业选择和研究关注的焦点？

陈博士：让我以一个例子开始。我在2006年创立了全球华人管理学者社群。这个社群是我开展文化双融工作的一部分，它的哲学基础来自中国人“中”的观念。其根本的含义是，“自我”和其他人是融合在一起的。对我来说，“中”是指导我生活和工作的核心价值。也是中国被称为中国的原因。这是平衡的概念，“做你自己”的同时也考虑到其他方面，然后试图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所以，做我自己是一个维度，甚至是我的哲学观。

我不确定你是否阅读过我在2012年为《华盛顿邮报》撰写的《精一的力量》（Power of Oneness）（Chen，2012），这个想法源自中国的《尚书》。专注于“一”，便是我做所有事情的最高原则和出发点。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我只关注一个研究问题，而且我“只”做一件事。对我而言，这件事就是“让世界变得更小”。把它翻译成通用语言，就是“把学术和实务结合起来，也把东西方桥接起来”。这只是一件事，但它是一件大事。

我用“精一”（oneness）指导我所有的活动。例如，我不把研究、教学和专业服务视为三种不同的活动。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这是同一件事，这种思维方式让我与其他人略有区别。我做了很多的教学工作，并且和世界各地的企业管理人员一起工作。在课堂教学与撰写论文或在企业演说没有什么不同，它们是“同一件事”，只是观众和形式不同而已。我写的不是超然独立的文章，我只是在如实地践行我的信仰。简单说，这是一个关于平衡和精一的概念。特别是在如今环境中，“精一”的概念相当重要。“精一”意味着人性与专业性之间、东方与西方之间、全球与本土之间、社群服务与自我利益之间的平衡。“平衡”这个“中”的哲学观，是我生存的基本价值观。

柯洁：有时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达到平衡，如果您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做？您会先专注于一件事情，稍后再做另一件事情吗？

陈博士：这是非常好的问题。为了达到平衡，我采取了更长远的观点。让我举一个例子。我花了12年才弄清楚如何在美国说“yes”和“no”。在西方，当有人称赞你的成就时，你应该说“谢谢”，接受赞美。在中国，你应该否认这一点，并把荣耀归功于他人或家人。在这种情况下，我通常会回答“您人真好”，这意味着我接受了一半，否认了一半。然而，按照西方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你是不诚实的。我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能很好地表达。

找到平衡并不容易。比如，因为你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时常在研究、教学和实务等方面处于紧张状态。因此，我采取顺序的方法来平衡自己。我将注意力完全集中研究上，但同时，我不会忽视教学和实务的重要性。我会安排并投入到一系列相关的活动中，这样我便能保持专注。比如，我最近在中国待了三个星期，我为商界人士授课并与他们会面。对我来说，这便是“精一”这个概念最适用和最有帮助的地方。效率的概念在其中也变得至关重要，我能确切地知道在这一刻我需要做是什么，例如接受你的采访。

柯洁：那么您如何做时间管理，比如您最近在中国待了三个星期？

陈博士：保持专注。当我教书时，我不会分心。例如，我非常珍惜时间，我在中国教书时，我拒绝了所有餐叙和会议的邀约，当我精神最集中和头脑最清晰的时候，我只专注于我的教学和我的学生。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会在凌晨3点开始阅读、写作和反思前一天的教学。我会把我的课程安排在下午2点之后，以确保我的教学质量和表现，而且只在下午5点以后接听或打电话。

柯洁：您在AOM的主席演讲中提到，您曾经在爱新觉罗·毓鋆的书院中学习。您为什么选择这样做呢？

陈博士：我是被选中的，而不是我自己选择的。

柯洁：如何被选中呢？

陈博士：作为中国人，我一直想更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哲学、历史、文化和社会，这一直存在于我脑海中。碰巧有一个朋友在跟毓老师学习，所以我表达了我的兴趣，然后我们必须和毓老师面谈。我非常幸运，有机会学习那些经典，即使是我父母那一代也没有这个机会，这是私塾式训练。

柯洁：您在大学里学的是什么专业？

陈博士：那时仅限于管理，根本没有研究的课程。为了研究中国经典，我不得不放弃一些我的大学课程，这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却是我一生中做过的最好选择。我出生并成长于偏乡，一直到17岁，这种背景对我的发展影响很大。这种边缘化的成长促使我成为独立和自主的企业家，并且驱动我去开创自己的事业。

柯洁：您如此热爱东方的哲学经典，为什么决定继续留在西方呢？

陈博士：这也涉及文化双融的概念。中国哲学对当今世界有着更广泛的影响。“永远不要成为井底之蛙，只留在自己的舒适区”，我喜欢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寻找挑战，开启自己的新体验。我认为，成为文化双融的行践者就是不断地与自己对话，拒绝自己，直到提升到更高的层次。所以，我就是在不断地实践和争取奖学金去美国留学之间来回努力，以取得更大的进步。

柯洁：您是如何选择职业的？

陈博士：这对我来说是一条自然的道路。我喜欢思考并激励人们，不仅是从研究或学术的角度来激发，而且还希望能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影响。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在理论上，我是理性的。所以，成为管理学教授的选择是自然发生的，因为学术界能够让我整合研究、教学、实务和服务。

柯洁：说到教学，您提倡运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更好地促进沟通交流。您是如何准备教学，和每位学生进行深入交流呢？

陈博士：是的，我尽量和学生交流。在开课前我的研究助理会帮我收集学生的相关信息，以便我了解每位学生的背景。我还要求我的研究助理要了解、掌握我的课程内容与进度，以便他们知道要收集哪些信息。在课堂上，我会提很多问题，与学生有很多互动。而且，我会利用各种机会，例如午餐时间，进一步与他们沟通和交流。

柯洁：您应该没有太多的时间来指导学生，对吗？

陈博士：其实，我为博士生提供了很多建议，只是我不以传统的方式来提供。博士生是教授的“资产”，我不喜欢和别的教授竞争博士生。但是，我和很多博士生一起交流与学习，并和他们保持深厚的关系，而不只是担任他们的指导教授。这是我发挥所学中国哲学的方式，因为东西文化对于老师的定义有很大的差异。

柯洁：您能详细说一下吗？

陈博士：在中国，老师是传道、授业、解惑。在西方，最多只能做两件事：传授专业知识和解决疑惑。

柯洁：您采取的是哪种方法呢？

陈博士：如果你知道我的背景，就知道我采取的是比较传统的中国方法。

柯洁：您如何在这两种方法之间取得妥协？

陈博士：我不认为我会在提供建议和担任指导教授中取得妥协，这就是我不遵守“西方（或任何人）规则”的原因。我设定自己的标准。这也许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对话，因为这是我在学术界遇到的最严重的问题。而且，不仅在西方，在中国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柯洁：同样的问题指的是什么？

陈博士：研究型的老师往往不擅长教学，教学型的老师也不太在乎科研。学术界在教学和科研上存在着巨大分歧，这种分歧甚至影响到全人类，意味着关系到社群和整个社会。而且，目前学术界的价值体系，让人们变得以自我为中心、甚至自私，往往会忘记中国哲学的本质：“人–我–合”。

柯洁：您为什么认为这是一个问题？

陈博士：因为这导致学术界通常只能教育出“为发表而发表”的野心家，他们为了写作而写作，却忽视了教学、社群服务和其他的一切。我的亚洲文化背景和我对中国经典的接触，在某种程度上非常关键，所以我一直在努力平衡教学和研究。比如，我甚至在国际管理学会的主席演讲和中国管理学者交流营的会议中，播放了两三分钟我的教学视频。再举一个例子，1997年我自费到中国大陆，为首批任教于中国的所有MBA项目的54位管理学教授进行培训。

柯洁：您为什么这样做？

陈博士：因为我觉得总有一些事情需要我帮忙。几年前在李岚清基金会论坛上，在中国的25所商学院院长面前，清华大学前院长都认可这一点。他说：

很多华人学者都回来了，因为现在中国做得很好，他们都会因为充满机会而回来。但陈教授用自己的经费回来教导和帮助我们。

我不确定这是否表达了我的意思，但我想强调的是，我自费去中国大陆做了11天的培训。我去清华大学参加聚会时，每个参加工作坊的教授都带来一个想提高自己教学技能的年轻同事。对我来说，此机会让我认识到当今中国商业界和学术界的独特需求与西方截然不同。至少在美国，我对中国需要什么有更为直接的理解，那就是，即使在现如今，教学的重要性也远大于研究。我认为，中国应该进行更多的应用型研究。

柯洁：您在职业生涯中还做了哪些其他重要的决定？

陈博士：我试图追随自己的内心，并让我的决定从心里释放出来。例如，我1996年的AMR论文（Chen，1996）首次被接受可刊登在《组织科学》（Organization Science）的特刊上，但是我拒绝了这本著名刊物的邀请，因为我希望看到我的论文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我记得是在当年10月中旬的星期一早上，和当时的威廉·纽曼教授（William H. Newman，AOM第六任主席，AOM的William H. Newman论文奖便是以其名字命名的）认真讨论及思考后，我走进我的唐·汉布里克（Don Hambrick，他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和系主任）的办公室，和他分享我的决定。他不断要求我重新考虑：“明哲，你还没有拿到终身教授的职业呢。”我对当时的回答记忆犹新：“唐，我非常敬重您，我是来告知您我的决定，而不是征求您的意见。”那时候，我不知道这篇论文的命运是什么，我不能想象这篇论文有一天在第一轮就被AMR所接受，并获得两个最佳论文奖。事实证明，这是肯定“我是谁”以及“我想完成什么”的重要里程碑。它奠定了我在沃顿商学院待了好几年的决定，在那里我专注于创建和发展一流的国际研究计划：全球华人企业发展中心。你知道，大多数学者不会那样做。之后我来到弗吉尼亚大学，这是一所教学型大学，在这里我的重点是教学。所以，我想我已经做了很多人可能不了解、不赞赏或不认同的重大决定。

柯洁：您为什么这么说？

陈博士：1997年我加入沃顿商学院时甚至采取了非典型的学术道路，因为我想创造新的东西，创建研究中心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现在我在中国教这么多，是因为我对中国社会非常关心，这就是我开始花更多时间的原因。让我再举一个例子。我曾向《管理科学》（Management Science, MS）投稿，在二审时，本来三位审稿人都已经接受了这篇论文，但副主编还是把它送给了第四位的审稿人，并根据第四位审稿人的意见拒绝了我的论文。我的同事们建议我对此提出申诉，但因为我的共同作者丹尼·米勒（Danny Miller）和我是保守派（我作为一名前篮球运动员，不相信“即时回放”），觉得一旦接到这个结果，即使是有问题，这也代表最后的结果了。

上面的例子也涉及价值观的问题。对我而言，个人价值观是非常抽象的。除非你能践行你的价值观，否则你不能说你有价值观。为了“让世界变得更小”，我坚定不移地遵循着儒家传统的原则：“学行合一”“知行合一”。另一个例子是决定加入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这是一所重视教学承诺和卓越教学的大学。举一个学校对教学承诺的例子。在其他大学，提供办公时间（office hours）是教师对学生表明承诺的常见作法，但是在达顿商学院，提供办公时间是个禁忌，只有我们不在办公室的时候才会这样做。也就是说，在白天我们应该可以随时接受学生的来访。所以你看，这与“研究型大学”完全不同。

我在职业生涯中做出的另一个决定是我去了沃顿商学院，而非仅是追求专注于研究的传统路径。在沃顿商学院，从零开始创建一个国际研究中心是大多数学者不会做的事。一方面，我是一位战略思考者—我从职业生涯角度追求这样的活动，但同时我又不喜欢只从职业生涯的角度切入。因为对我而言，这只是学者所面对的一个问题，而且我们的专业在这方面可能会走上一条被误导的道路，我不认为这对于我的职业生涯有什么帮助。但是，这反而是我希望自己能做出最大贡献并创造差异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我说我做了大多数人可能不会做的决定，我做了很多艰难的选择。也许你不相信，我不指导任何博士生，相反，我是和一些助理教授和副教授一起工作。

柯洁：我能否理解为，每当您在职业生涯中要做出重要决定时，都是先考虑对学术社群有多大的帮助和益处？

陈博士：是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觉得你说得很好。事实上，我并不是考虑或思考自己的事业，而是认真考虑为我所在乎的人做出的贡献。特别是在当前的学术环境下，由于论文发表的压力，学者不善于思考“我们应该对谁负责”，反而认为应该回应期刊主编和审稿人，即学者应为“学术写作”负责。我采取更广泛的视角，不仅对学术界同侪负责，而且对学生和管理者负责。我可以寄给你我在国际管理学会主席演讲的演讲稿（这篇演讲稿2014年刊登于AMR），你会看到我演讲的方式，与过去狭隘的、偏重技术性的演讲非常不同，我采用互动的方式来回应听众的问题。我在复旦大学教授我的第一个EMBA课程后，60个学员中，有1/3都流泪了。老实说，在清华大学，每当我上完课时，院长都会问班级的负责人有多少人哭了。大多数学者或许不关心经理人如何思考，以及为什么我们要为经理人负责。但是我很关心他们，因为我认为经理人也是企业学者（business academic）的成员之一。当前的管理学者实际上辜负了这群重要组成分子的期望。因此，这必须仰赖大学、学者、高管以及企业领导人共同努力。为此，我最近还创建了一个独立的数字平台。

柯洁：您能详细阐述一个平衡的、以研究为中心的学术生涯吗？

陈博士：让我从文化双融的整体概念开始谈起，这是我在国际管理学会主席演讲的主题。首先，我用一个非常广泛的文化定义。文化=文+化。“文”是经天纬地，意思是任何与人和事有关的东西都属于“文”的一部分，文化双融确实与“文”有关。文化有许多对立的隐喻：它可能是东方与西方，也可能是学术与实践；可能是人性与专业，也可能是全球性与本土性。所以，基本上文化就是“文之化”（wenization）。我试图分别找到两方的优点，然后避免两方的缺点。所以，我会从西方汲取好的东西，比如效率和雄心，还有东方好的东西，比如流程和人性，以及所有那些比较柔性的东西。

如果你阅读我的演讲稿，你会看到我甚至提到哈佛大学的迈克尔·塔什曼（Michael Tushman）或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唐·汉布里克这些学者。我把他们当作案例，是为了帮助读者想象一个介于两个明显对立面之间的张力。在我整个职业生涯中，我从整合东西方最好的方面中获益匪浅。所以在很多方面，我又“中”又“西”。一方面，人们可能会认为我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但同时，我也是全球化的一部分。我甚至开玩笑说，我是在犹太文化中长大的，因为当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时，管理系的12位同事中有7位是犹太人。你看看我在说什么？

我个人并不认为东方与西方、全球与本土、学术与实践、教学与研究是对立且相互冲突的，我找到了整合、同化以及释放彼此的方式。其实，我用整合的方式在国际管理学会中开设教学论坛和职业生涯发展工作坊。作为一个“边缘人”，我会问自己“边缘”对于研究和教学的意义是什么。由于我有在偏乡生活的成长背景，我对清华大学钱颖一院长说：“我的旅程和您完全不同，你们都在顶级著名的院校学习。”钱颖一院长获得了清华大学学士学位、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我说：“清华大学毕业生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他们只仰望星空而不低头看路。”

我也在工作坊中讨论过，身为一个边缘人，我必须对别人的需求和关心保持敏感，也许就是中文所说的“看脸色”。他们立即问：“您看谁的脸色？”我注意到各种各样的“他人”：学生、同事、共同作者、审稿人等。我喜欢从对方的观点来思考。事实上，我在动态竞争的研究中，甚至发展了“对手”（另一种他人的形式）为中心的观点。在教室中，我会注意那些没有发言的学员，把自己摆到他们的位置，找出原因。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全方位思考的人。我的人生不是分割的。这也是学者或任何专业人士所面临的挑战。你们会把人生分成家庭、事业，也会把人生分成研究、教学等，我不分这个或那个，我就是想把事情做得更加和谐与整合，并在两者间找到协同。

回到您的问题，发展一个以研究为中心的平衡的学术生涯，对我而言意味着要平衡研究与教学、事业与生活、制度与专业。然而，身为一个学者，在早期职业生涯中，最具挑战性的时期往往也是家庭生活最艰难的时期。因此，发展均衡的学术生涯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课题。我非常幸运能够将自己的专业和兴趣相结合，并有机会看到我的各种专业活动：学术研究、为实务人士写作、MBA和高管教育，以及公司演讲和咨询活动之间的整合或协调。我曾在文章（Chen，2002，2014）中详细讨论过这个问题。

3.1.3　反思

陈博士的职业道路和生活经历，对于中国管理学者而言，在许多方面有着不同的启发。陈博士对“精一”的独特见解，使得他的职业生涯充满文化双融的智慧。他对提升企业教育和学术研究的热情，对衔接东西方专业服务的热情，以及利他的奉献和经验，都展现了他试着“让世界变得更小”的努力。在他成功的职业道路上，以“中”或平衡为基础，并作为他的中心价值和哲学观，让他对许多看似矛盾的分歧和超越工作和生活的悖论，采取一种平衡的、整合的和整体的方法。他高超的整合能力不仅表现在许多不同寻常的职业决定上，而且反映在他的教学、研究和服务这些看似相互竞争的角色平衡上。此外，陈博士尽管以中间方式保持平衡，但他一直设法“做自己”，即使这可能意味着违背传统智慧或者做出艰难的决定。简言之，陈博士透过他的职业生涯证明，他是一个真正的文化大使，衔接着东西两方。

在第二部分，陈博士将与我们分享他如何从早期担任导师（师傅）中受益，从而开创了他的研究成果，以及他如何产生有趣的研究问题，为管理研究做出重大贡献。他也将为新进学者提供建议。

[1] 企业政策与战略分会，Business Policy and Strategy Division，目前更名为Strategic Management Divi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