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据GDP核算方法反映的我国1978年的GDP总量为3 645.2亿元，2008年的GDP总量达到了300 670亿元，年均增长率为8.08％，同时，我国人均GDP也呈指数上升趋势。然而，经济发展的变化却在我国不同的省区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以2000年不变价格计算，2000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11 438.63元，是中部地区的1.98倍，是西部地区的2.62倍。到2012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39668.49元，是中部地区的1.71倍，是西部地区的2.46倍。尽管经济增长差异的倍数有所缩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差异仍显著地存在。
那么，我国各省区之间经济增长存在差异的原因何在？很多学者在传统的解释框架下，基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要素对这一问题给出了部分回答。通过对经典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范式进行梳理，不难发现，从注重物质生产和积累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注重外生技术进步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到注重内生技术进步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基本上都是以“资本”为载体来对经济增长进行考察的。一直以来，公认的资本形式是传统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地区，尽管拥有类似的自然禀赋、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但是其在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等方面仍呈现出较大的差异。那么，如何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呢？
长期以来，随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经济交易中的社会因素逐渐被剥离出去。一个经典的经济研究框架是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在该模型中，市场中的交易和互动被抽象为通过代理人来完成的信息传递过程。而代理人之间并不见面，他们只是单纯地传递买卖指令。然而，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经济行为深深地植根于社会结构之中，代理人的决策受到大量的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强调社会和制度因素、社会规范和信任等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些研究重新将社会因素与经济交易和经济发展联系起来。
近些年来，经济学家越来越认识到社会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在传统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基础上，经济学家开始将社会资本加入到经济增长的源泉中来。自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1980年正式提出“社会资本”这一概念以来，社会资本理论已成为比较有影响力的分析框架之一，并逐渐被经济学研究所采纳。传统经济学家认为，土地、劳动力和物质资本是形成经济增长的三种基本要素。20世纪6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Thodore W.Schultz）和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进一步强调了人力资本的重要作用。而最新研究表明，即使拥有最高级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也难以实现经济增长目标，除非人们愿意与其他人交流和分享工作，愿意在一种信任和合作的氛围中共享技能和资源，这便是社会资本投入。
社会资本被认为是影响地区收入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一国的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资源禀赋、生产要素和技术进步等现实因素，也受到信任等社会资本的影响。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市场经济在一定意义上首先是信用经济。因此，考察信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古谚有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若以社会资本和信任为“礼节”或“荣辱”之一，以经济增长为“仓廪实”及“衣食足”，则因“知礼节”“知荣辱”，才能“仓廪实”“衣食足”。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学者们尝试从社会资本和信任的角度给出回答。一些研究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探讨了社会资本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社会资本对经济效率产生影响的一个重要途径是改善信任水平。既有研究显示，一个国家的信任水平越高，收入水平就越高。在社会资本水平比较高的地区，人们之间彼此信任，相信其他人会履行承诺，相信违反承诺的人会遭到相应的惩罚。这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生产和交易的完成，进而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
但是，社会资本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是什么？本书在对社会资本及信任进行内涵分析和经济学诠释的基础上，探讨了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具体的作用机制。本书的主要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对社会资本进行概括和内涵分析，包括社会资本的概念、特征、经济学视角下的诠释，以及对社会资本的衡量方法。社会资本是与信任、文化和行为准则以及社会网络等密切相关的社会结构特征，它有助于人们进行有效的合作并实现共同的目标。社会资本的特征包含信任、文化和行为准则，以及社会网络等三个方面。从经济学的角度上看，社会资本是一种内在的、独立的社会关系，是一种社会均衡状态。其中，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特征和组成部分。信任的内涵包含信念和偏好两个部分，其中信念部分是指对其他人信任度的预期，而偏好部分既包括自身的风险偏好，还包括对社会的风险偏好，例如无私、互惠、背叛、厌恶等。粗略地看，社会资本可以分为两种类型：认知型社会资本和结构型社会资本。前者包含社会资本的前两个特征，即信任、文化和行为准则。后者主要包含社会资本的第三个特征，即客观的社会网络。
第二部分讨论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然而，从理论和实证层面上看，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对社会资本的研究一定不能脱离其所在的社会和经济情境。不同类型和表现形式的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同的。一种特定形式的社会资本可能对某些行为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对其他行为可能是无用甚至是有害的。比如，以信任为代表的认知型社会资本能够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在纽带型社会资本下，人们倾向于追求小范围的宗派或群体利益，这常常不利于增进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连接型社会资本有助于在全社会范围内的不同网络之间形成合作和规范，促进社会资本得到良性循环并带来经济发展。另外，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与正式制度、人力资本、政府绩效和金融发展密切相关。本书分别从这几个角度讨论了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本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和现实意义。这方面的研究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角度，架设了社会结构和社会特征视角，而不仅仅是经济视角，点破了单纯从物质层面考虑经济增长问题的各种观点的片面性，并为旨在提高社会资本和信任水平的相关政策提供了有力支持。以地区经济增长为例，除进一步释放市场经济活力并推进对外开放外，西部地区还需立足于社会资本建设，改善信任环境，提高信任水平。唯此，才能逐步缩小与东部地区的收入差距，而中部地区则应采取积极措施维持信任优势，巩固和加强市场制度建设。我国在传统上被认为是属于低信任度的社会，因此，“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物质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有着穿越历史的洞见性。2014年6月，国务院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正式颁布和实施，意味着我国的信用体系建设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这将为提高信任水平、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这对于整合社会资源，为经济现代化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具有积极的意义。
崔 巍
2016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