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记录意识与时间意识

尽管受到日记这一文体的影响，但日记体诗自有其内部的发展轨迹，可以说在诗史上延绵已久。较早写作这类诗的是南北朝时期的诗人。如陶渊明《己酉岁九月九日》、谢灵运《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诗》、江总《庚寅年二月十二日游虎丘山精舍诗》，但总的说来魏晋时期的诗题，标明年月的不少，具体到日期的却并不多见。前人常常提及陶渊明诗题中的时间标示，但主要关注的是陶渊明的纪年方式和背后的政治寓意，而不是从日记体的角度阐发。

推动日记体诗发展的重要人物是杜甫。他既有叙事性强的长题，如《七月三日亭午已后校热退晚加小凉稳睡有诗因论壮年乐事戏呈元二十一曹长》，也有极短的短题，如《十月一日》《十二月一日三首》，后者正是为后世诗人所本的日记体无题诗。在杜甫近两千首诗中，标明日期的作品并不算多，但开创意义颇大，此后，其日记体特点在中唐元、白诗中得到大力发扬，这也正是影响宋人至深的日常化、生活化、琐细化特点的表现之一。白居易的诗题如《十年三月三十日别微之于沣上十四年三月十一日夜遇微之于峡中停舟夷陵三宿而别言不尽者以诗终之因赋七言十七韵以赠且欲记所遇之地与相见之时为他年会话张本也》，体现出明确的“记录”意识。张哲俊先生以白居易诗为例，提出“日记化就是历史化”。应当说，日记体的写作确实与诗人们的历史观有一定关系。

元、白的日记体诗在晚唐并未得到积极响应，至北宋则有了迅速发展。被视为宋诗开山祖师的梅尧臣在日记体诗的写作上，亦可谓是宋人的先行者，诗题上标示有日期的作品多达近百首。他以日记体表现观花、赏景和“喜雪”“雨中饮”“见白髭一茎”，以及交游、记梦等，清晰地表现出记录意识和时间意识。同一时期的司马光、宋祁也有众多日记体诗。相比梅尧臣较为短暂的史官经历，司马光和宋祁更以撰修史书著称于世。众所周知，司马光是《资治通鉴》的主要撰写者，宋祁是《新唐书》的主要撰写者。这种经历是否会使“诗”带上“史”的特点？司马光的诗，以三月为例，有《三月晦日登丰州故城》《三月二十五日安之以诗二绝见招作真率会光以无从者不及赴依韵和呈》《三月十五日宿魏云夫山庄》《三月三十日微雨偶成诗二十四韵书怀献留守开府太尉兼呈真率诸公》等多首日记体；宋祁的诗，如《七月二十七日》《七月二十八日》《七月六日绝句》等，更是典型的日记体。从他们的具体创作来看，所谓“史”的影响，并不体现在对于重要历史事件的记录，也不体现在诗歌叙事性的加强，而主要体现在时间意识即标题对于日期的记录上。正如苏轼《十月十六日记所见》、陆游《绍熙辛亥九月四日雨后白龙挂西北方复雨三日作长句记之》这类诗所示，前者表现一天之内连续遭遇的浓雾、大风、冰雹、惊雷，后者表现一场百年难见的大雨，皆非国家大事，诗人详录日期并“记所见”，都体现了鲜明的时间意识和记录意识。这种时间记录不仅使读者在阅读诗集时，能够获得诗人更为清晰的情感和精神心态之“史”，更能获得诗人藉以传达的许多深层内涵。以北宋创作日记体诗数量多、影响大的苏轼为例。

苏轼因乌台诗案贬居黄州时，作《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东风未肯入东门，走马还寻去岁村。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江城白酒三杯酽，野老苍颜一笑温。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正月二十日”成为连接三年三首同韵七律的纽带。先是“去年”（元丰四年）此日，诗人与潘、郭二生同至女王城，作诗《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于女王城东禅庄院》，诗中回忆起去年（元丰三年）此日正行走在京城贬来黄州的路上，思及当时情景，不由得生出“细雨梅花正断魂”的无限感慨；到了今年（元丰五年）此日，诗人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本来并无明确目的地，因了“去年是日”的指引，便“走马还寻去岁村”。诗人更由此发出关于世事人生的深沉感慨：“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相比唐人崔护“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题都城南庄》）那青春的浪漫与美丽的伤感，同样由“去年今日”和“今年今日”的对照而生发感慨的苏轼，他的“春梦”却并不浪漫。（元丰五年）正月二十日的时间指向性，其背后所联系的与苏轼有关的“事”，使作者“事如春梦了无痕”的感慨有了多重含义，既是访旧不得的怅然，也是世事一场大梦的解脱。等到再一年（元丰六年）的此日，苏轼又有《六年正月二十日复出东门仍用前韵》:“乱山环合水侵门，身在淮南尽处村。五亩渐成终老计，九重新扫旧巢痕。岂惟见惯沙鸥熟，已觉来多钓石温。长与东风约今日，暗香先返玉梅魂。”虽然与潘、郭二生“年年为此会”的约定未获实现，诗人自己却在“正月二十日”的指引下“复出东门”。是要再次寻访“去岁村”吗？自然不是。诗人去年“事如春梦了无痕”的感慨并没有斩断他与政治的联系，“五亩渐成终老计，九重新扫旧巢痕”，这一联“痕”字韵诗的背后，仍然体现着关于政治的隐喻和诗人在仕隐之间的复杂心绪。

事实上，诗题中的日期对于我们考察苏轼诗歌与政治的关系有多方的引导性。《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复用前韵二首》《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这类诗自不必说，其中的日期直接关联着苏轼的贬谪生涯，体现着日记体的记录性；有意味的是像《元祐元年二月八日朝退独在起居院读汉书儒林传感申公故事作小诗一绝》这样的作品：“寂寞申公谢客时，自言已见穆生机。绾臧下吏明堂废，又作龙钟病免归。”这个长长的诗题，如果是爱好简洁的初盛唐人来设定，大约会叫《读〈申公传〉》或《申公》，而苏轼特意点明是“元祐元年二月八日，朝退，独在起居院读”，就不仅仅是为了告知读者自己读申公故事的时间地点。从诗题可看出，此时苏轼刚刚结束漫长的黄州之贬，重回政治中心，担任起居舍人的要职，然而他咏申公不咏其成就与得意之时，却感慨申公及其弟子赵绾、王臧失败的政治命运，背后无疑有关于时局的冷静思考。

刘敞、孔平仲、苏辙、黄庭坚、张耒等也都颇多日记体创作。如孔平仲有《六月五日》《七月六日作》《七月二十六日》等；张耒有作于前后两年的《七月六日二首》共四首绝句，其中说：“黄昏楼角看新月，还是去年牛女时”，正是对苏轼“正月二十日”诗的日记体特色的继承。有学者认为苏辙诗的纪年月是受《春秋》的影响，这自可成为一种理解的视角，不过从诗歌史内部的发展来看，更直接的源头当是从杜甫、苏轼等而来的日记体。到了南宋，日记体诗大量增加，王十朋、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周必大、韩淲、周紫芝、岳珂、刘克庄、舒岳祥、文天祥、马廷鸾等人的创作中都随处可见，日记体已成为南宋诗坛的常见类型。其中文天祥的诗较为特别。如前所述，一般诗人的日记体既不书写重大历史事件，也不具有逐日性的特征，文天祥的诗则恰恰兼具这两点。长篇七古《二月六日海上大战国事不济孤臣天祥坐北舟中向南恸哭为之诗曰》是记录宋亡之诗史。祥兴二年（1279）二月初六，宋军与蒙元军队在崖山决战，最后张世杰带领的宋军战败，陆秀夫背负年幼的皇帝蹈海殉国。此时，与张世杰、陆秀夫并称“宋末三杰”的文天祥已在海丰被俘，正好拘禁在元军船舰上，目睹了宋军大败，写下这首血泪交加的长诗。诗中说：“一朝天昏风雨恶，炮火雷飞箭星落。谁雌谁雄顷刻分，流尸漂血洋水浑。昨朝南船满崖海，今朝只有北船在。昨夜两边桴鼓鸣，今朝船船鼾睡声。北兵去家八千里，椎牛酾酒人人喜。惟有孤臣雨泪垂，冥冥不敢向人啼。”以战场亲历者的视角表现惨烈的崖山决战和诗人惨切的心情，与一般日记体诗的日常化、琐细化大不相同。而文天祥一批逐日书写的纪行诗亦独具特色。崖山兵败后，文天祥被执北上，其诗集中从八月三十日的《发高邮（三十日）》开始，中间经淮安、桃源、邳州、徐州、沛县、鱼台、潭口，过黄河，经汶阳、郓州，过东阿、高唐，经平原、陵州（德县）到献县，渡滹沱河，至河间，直到《保涿州三诗》（题注：在保州，二十九日起三十日到），其后到达燕京，几乎是逐日书写。作者运用题后加日期的方式进行标注，比陆游的入蜀纪行诗有更为明确的时间意识。这些诗追思古之先贤，抒写楚囚南冠之痛，表达守节之志。它们固然是文天祥个人的“私史”，但这私史联系着家国破亡的巨变，因而也是国家之史。这是文天祥日记体诗的显著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