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的日记体诗
日记在中国古代发展已久。俞樾认为日记起源于东汉，其证据是马第伯逐日记载光武帝封禅泰山之事的《封禅仪记》。到了宋代，日记一体已相当繁盛。据顾宏义《宋代日记丛编》，仅传世日记便有55种（含存、残、辑佚），其中不乏《入蜀记》《吴船录》等我们耳熟能详的名作。顾氏将宋人日记分为三类：出使行游、参政、其他（个人生活与读书功课及物候等）。从日记的文体特性来说，其关键词应当是“真实”和“个人化”，但正如鲁迅对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的评价：“早给人家看，钞，自以为一部著作了。”事实上，这些流传于世的日记，即使记录个人生活，往往也并无不可传诸人口的隐秘之事，这与创作者着重于“记录”而非“私密”的文体认知有关。这一特点也影响到其他相近文类。
两宋时期，与日记的勃兴同时，诗歌当中出现了大量标示日期的作品。陆游在《东邻筑舍与儿辈访之为小留》诗中说：“年丰日有携尊兴，家乘从今不一书。”诗后自注：“黄鲁直有日记，谓之《家乘》。”其《老学庵笔记》也提到：“黄鲁直有日记，谓之《家乘》，至宜州犹不辍书。”这种“日记”的观念对陆游的创作影响甚深，他的《入蜀记》便是一部行旅日记；而这一观念不仅体现在其笔记散文的写作中，也影响到诗歌创作，不仅体现在诗题上日期的标示，更带来诗歌题材和内容的新变。陆游固然是宋代日记体诗创作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事实上，写《家乘》的黄庭坚，以及梅尧臣、司马光、苏轼、王十朋、杨万里、文天祥等，都有很多日记体诗，从而形成宋诗当中显著的诗歌类型。
学界对这一问题已有关注。胡传志《日课一诗论》从“日课一诗”的角度谈到陆游“每日坚持作诗”的创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及由此带来的宋诗日常化、生活化特色的形成。鲜于煌则明确以“日记体诗歌”称呼杜甫的纪行诗，不过作者将杜甫可以逐月排列的诗都归为日记体诗，则未免过于泛化；同样，尽管多有学者关注到陆游“以写日记的方式在写诗”，尽管陆游在写《入蜀记》的同时也有诗歌创作，从文体的角度进行诗文对读不失为一个有趣的视角，但并不能因此将那些可以确定写作时间的诗都视为日记体诗，因为文本本身具有时间表现上的类型特征，和读者可以判定作品的写作时间，仍然是不同的。故此，本文借鉴“日记体诗”的称呼，将之界定为诗题中标示了日期的作品。而按照俞樾对马第伯《封禅仪记》作为“日记”的界定，“逐日性”是否也当为“日记体诗”的必要条件呢？明人贺复徵便曾定义日记为“逐日所书，随意命笔”。事实上，即使在存诗近万首的陆游作品中，具有日期标示的连续性的诗作也并不多。从陆游的个人情况来说，其诗十不存一，删削厉害；从一般诗人的创作来说，日记体诗毕竟只是对日记的部分特色的借鉴，而“逐日性”并非不可或缺之要素。那么，什么才是日记体诗的根本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