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重塑以杜为宗的观念

生当唐人之后，如何创新是每个时代都不能不面对的问题。宋以后人学唐诗的得失及其与唐诗的异同一直是南宋以来诗家热议的话题。翁方纲的看法是，“宋人精诣，全在刻抉入里，而皆从各自读书学古中来，所以不蹈袭唐人也。然此外亦更无留与后人再刻抉者，以故元人只剩得一段丰致而已，明人则直从格调为之。然而元人之丰致，非复唐人之丰致也；明人之格调，依然唐人之格调也。孰是孰非，自有能辨之者，又不消痛贬何、李始见真际矣”。如此说来，宋以后学唐者分为三路，一为宋人之深刻，二为金元之丰致，三为明人之格调。其中明人的格调是他极力排斥的——他评价诗人通常就按是否模拟格调来褒贬进退；宋人的深刻则为他所宗尚；金元的丰致他也有所取法，盖丰致又可称风调：“大约自元遗山而降，才气化为风调，逮乎杨廉夫、顾仲瑛之属，一唱百和，残膏剩馥，一撇一拂，几于人人集中有之。即后来西泠、云间诸派风调所沿，其源何尝不出自唐贤，讵可以相承相似而废之耶？”此后可取者只有国初前辈中由唐人入手而出入于宋元的王渔洋和朱竹垞，这两家也是他心目中最能独辟蹊径的诗人。王渔洋讲神韵，尤系“合丰致、格调为一而浑化之”。但这样一来，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摆在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乾隆诗人面前：“渔洋先生则超明人而入唐者也，竹垞先生则由元人而入宋而入唐者也。然则二先生之路，今当奚从？”他的答案是：“吾敢议其甲乙耶？然而由竹垞之路稳实耳！”王渔洋的超明人而入唐，即仍走学唐的道路，只不过绝非停留在明人那种字句摹仿的表面，而是要深度体得唐诗的美学精神；朱彝尊的由元人而入宋而入唐则是改由宋、元入手，由宋、元上溯唐人的境界。翁方纲权衡斟酌的结果是朱彝尊更值得取法，或者说在今日走朱彝尊的路更容易成功，而这就不可避免地又触及融合唐宋的问题，必须考虑如何在唐宋之间找到一些沟通点。

到乾隆时代，经过从叶燮迄袁枚的有力论辩，唐宋诗的艺术价值之争已被超越，剩下的问题是从师法策略得出的对唐宋诗典范性的不同判断。清初钱谦益、王士禛之提倡宋诗，曾使唐诗的典范性受到很大冲击，尤其是杜甫有些被冷落，这是沈德潜和翁方纲都深切感觉到的问题。如何使唐宋诗的艺术精神得以沟通，如何维护杜甫的典范性不至失坠，成为翁方纲诗学的一个基本出发点。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生当诗歌传统的接受视野已极大丰富的乾隆时代，究竟该如何确认杜诗的典范性及师法途径呢？就像翁方纲在《苏斋笔记》中说的：

诗必以杜为万法归原处，诗必以杜为千古一辙处，学者皆知此义也。而无如博稽古今，见《选》体以上，若似乎五言必力追杜以前矣；又见宋元以后诸家格调之变、家数之不同，若似乎未能专以杜为定程者。是以诗道纷歧，无又率循也。

针对这两个使人犹豫不定的疑惑，翁方纲举出“杜以叙述乱离为长”和“杜不长于绝句”两个最经典的评价，说明学诗不可貌取而必须从精神上领会。“惟不以貌取，而后知上而风雅颂之典则，即皆杜诗也；下而宋元明之流别，即皆杜诗也。于是乎真诗学出焉矣！”不只是杜甫，继杜甫开宗立派的苏东坡，也只有如此理解，才能透悉他和杜甫的血脉相通之处：“宋之有苏诗，犹唐之有杜诗，一代精华气脉全泄于此。苏亦初不学杜也，然开卷荆州五律何尝不从杜来？其后演迆宏肆，令人不能识其诣所至耳。”为此他不无自得地启发后学说：“窃尝为喜读苏诗者进一辞，曰：能知杜法，则苏诗皆真诗矣，皆无一处之滋弊矣。持此说以读苏、黄，皆此义也；持此说以上下千古，该遍百家，皆此义也。”这样，他就为建立杜、韩、苏、黄、元这一祖四宗的宗法谱系奠定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