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支撑_失衡的世界：国际关系和美国首要地位的挑战-QQ阅读女生仙侠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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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支撑

本书的核心是对理论观点的全面评估，但这一评估的结果关系到三个至关重要的政策问题：美国能否继续维持它在全球广阔范围内的安全承诺？以美国的立场能否很好地通过重塑国际体系来更好地推进自身安全利益？什么是普遍意义上的单边主义代价？

围绕美国的安全“足迹”到底应遍及多大的范围，一场争论正在进行。这场争论被以下三个立场主宰：“离岸平衡”（offshore balancing，主张美国应大幅减少安全承诺和海外军事部署，撤回到自己的边界）；“接触”（engagement，主张美国应该维持“9·11”事件之前的海外安全作用和军事状况，谨防任何引人注目的扩张）参考Robert Art, 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 （Ithaca, 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Joseph S.Nye,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Stephen Walt，“Keeping the World Off-Balance: Self-Restraint and U.S.Foreign Policy，”in Ikenberry, America Unrivaled。；“优势战略”（primacy，主张美国应该在“9·11”事件后扩大海外军事介入）。参考Bradley Thayer‘s contribution in Christopher Layne and Bradley Thayer, American Empire: A Debate （New York: Taylor and Francis, 2007）；Michael Mandelbaum, The Case for Goliath: How America Acts as the World‘s Government in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5）；Rosen，“An Empire”。

我们的总体结论即美国不会面临强效体系约束，这一看法与这场辩论有很大关联。具体地说，如果目前的国际关系学说是正确的，那么由于外部约束的存在，美国将难以保持其安全现状（如“接触”理论所主张的），更不用说加强军事介入（如“优势战略”理论所主张的）。或许并非巧合的是，许多持余下一种主张（“离岸平衡”）的学者同样认为美国安全政策面临着非常强效的体系约束。参考Pape，“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Layne，“The Unipolar Illusion Revisited”。

与此相反，我们的分析表明体系环境并没有削弱以上三个主张中的任何一个，更不用说排除了，但分析也并没有说明美国就应该选择它们当中的哪一个。重要的是，要正确区分对国际政治潜在结构的冷静分析和对某种战略选择的鼓吹。错误混淆我们作品的性质的例子，参见Layne，“The Unipolar Illusion Revisited，”37。根据理论和证据，我们认为，目前的单极体系具有持久性，而对美国安全政策的体系约束总的来说并非有效。一个人可以在提倡前面涉及的三大战略——包括离岸平衡战略——中任何一个的同时，也赞同我们对体系环境的评估意见。

有关美国安全政策长期发展方向的争论通常仅限于美国如何以及在何处部署其军事资源，而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提及另一个问题，那就是美国是否应该考虑改变国际体系，而这个问题与我们的分析有着重要关系。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在他的突破性著作《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里认为，“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情况下，（居于领先地位的国家）将试图变革国际体系”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chap.2. 。在这本书出版后的25年里，学者们从来没有严肃讨论过美国对国际体系的变革能否获取这样的“预期净收益”。司空见惯的情况是，学者们不会关注会对领土现状作大幅变更的问题，我们很难想象在一个有核武器的时代，还会有人一本正经地争论大范围征服的实用性或者领土控制的低经济收益。但吉尔平却强调，改变领土现状只是强国可能追求的三个目标之一，另外两个目标不涉及领土，分别是影响全球经济和“创造有利于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利益的国际政治环境和体系规则”。 Ibid., 24. 对于强国为追逐这些非领土目标而推动体系变革的收益和成本，学术界为什么不存在相关的持久讨论？

答案就在对能力分配的评估里。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认为美国在相对衰落，因此，变革体系的代价就会太高，再加上当时的秩序是保守主义占上风。苏维埃政权在1989年到1991年间的解体，带来了有利于美国的戏剧性的力量转变，这可能会增加体系变革的吸引力。然而，大多数的观察家认为单极格局仅仅出现在一个“瞬间”，因此就并不需要为之作出长期的体系行动规划。

不过，到2000年末，大多数学者认识到单极格局一时还不会变化，但美国的体系行动主义（systemic activism）问题仍然被忽视。这种疏忽来源于两个流行的假设。第一个假设是，任何改进该体系的努力要么是徒劳，要么就是代价高昂，或者两者兼有，这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体系对力量实践的约束。以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为例，他强调美国需要“通过彼此同意的规则来运作” G.John Ikenberry, “Strategic Reactions to American Preeminence: Great Power Politics in the Age of Unipolarity,“ manuscript, Princeton University, July 2003, 4. ，以及“美国越愿意在制度约束范围内行动并依赖他国，就越不可能有国家寻求制衡美国或是建立一个敌对的国际秩序” G.John Ikenberry, “The Rise of China, Power Transitions, and the Western Order,“ manuscript, Princeton University, December 2005, 33—34. 。第二个假设用罗伯特·杰维斯的话说是，“当前的国际体系尽管并不尽善尽美，但肯定是令人满意的” Jervis, “Remaking of Unipolar World,“ 7. 。这些假设认为即便单极格局会长期存在，美国改进体系的努力也会入不敷出。如果行动没有任何意义，那么保守主义就是唯一可行的途径。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国际关系学者已经不愿解决体系变革的问题，以及为什么他们转而建议美国做一个“非常保守的国家”并“寻求维持现行的国际体系” Ibid. 。

本书揭示了隐含在保守主义之下的第一个假设是没有依据的。正如我们表明的那样，对美国安全政策的体系约束并没有随着美国力量的增长而增强；没有理由期待在未来20年内，外部约束会对美国改进国际体系的努力形成有实际意义的阻碍。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清楚地发现，作为保守主义根源的第二种假设也很成问题，应该进行商榷。本书的终章解决了一个燃眉之急，那就是开始认真讨论改进体系的潜在安全利益。这样的商榷既可以为决策者提供有益的指导，又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今天单极体系下的真实安全环境，以及美国的决策者们对此可能会如何回应。

我们的分析的最后一个长期政策问题是单边主义的代价。接下来的段落中会涉及关于单边主义代价这一论点的完整论述，提出它的文章是Stephen Brooks and William Wohlforth，“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Case against Unilateralism，”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3（2005）。国际关系学者不约而同地认为单边行动是代价高昂的，特别是对今天的美国而言。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的警告——“对一个‘超级大国’而言，没有什么东西比单边主义的诱惑更危险” Hoffmann，“Clash of Globalizations，”3.要了解对这个问题的普遍处理方式，可参考John Ruggie, ed.，Multilateralism Matters: The Theory and Praxis of an Institutional For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就属于典型的学术评估。普遍的论点是，单边主义的代价之所以高得惊人，是因为它增强了体系约束，包括：更强的制衡美国力量的努力、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合法性的降低，以及对美国声誉的败坏——这会对国际机构内合作的前景造成负面影响。而我们的研究发现，对美国而言，体系约束总的来说并无效用，从而在根本上否定了学术界对单边政策的高昂代价的共识。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单边主义是明智的。任何政策都可能是明智或不明智的，美国奉行的许多具体单边主义政策无疑堕入后者。核心的问题是，是否应该简单地判定存在一种所谓单边主义导致的“普遍意义上的代价”，而罔顾其实质内容。本书的研究成果显示并没有这样的“代价”，哪怕学者们总是习惯性地、煞有介事地对它们进行阐述。我们重申，我们并没有倾向于认为美国应该更多地采取单边主义，抑或认为应该更多地采取多边主义。我们的研究要揭示的是，多边主义行动的收益依赖于自身特定的政策内容，而非那些据称是“普遍意义上的单边主义代价”的东西。分析人士必须区分走过场式的单边政策批判和有实质内容的批判。我们不能忽略对特殊情况下单边行动的收益的思考，因为根据大而化之的一般性推定，体系的刺激必然导致这类行动代价高昂且不切实际。

这三个问题反映的政策内涵在根本上体现了一点：无效的体系约束意味着美国的对外政策仍然有灵活的选择余地，这大大超出了学者的普遍认识。国际关系学者现在明显不大谈美国在这三个政策问题上应该如何选择，但这方面的声音必须被听到。正如我们在本书终章中所强调的那样，尽管国际关系学术界现在还不能为最优选择提供太多指导，但并不意味着情况会永远如此。更确切地讲，这些问题需要更多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