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结构体系及创新点
1.3.1 主要研究内容
本书的主要内容安排如下：
第1章指出了研究中国港口多层级治理的背景及意义。通过对港口治理必要性的分析，指出港口治理的影响因素及主要内容，其中特别指出治理方政府与被治理方港口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影响治理效果的首要因素。此外，本章还概要地介绍了本书的主要内容，并指出了研究的创新点。
第2章对当前港口治理理论的进展进行评述，主要从港口治理的内涵和分析框架、当前港口治理理论的主要流派、港口多层级治理、港口集群治理和港口治理的绩效评价这5个方面展开，并总结出港口治理的核心问题是港口由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管理，以及港口的各项职能由政府还是私人企业来提供。最后，本章还指出当前相关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以及本书的改进之处。
第3章对各国的港口治理模式进行比较研究。在港口的多层级治理方面，特别分析了中国港口治理模式的变革，以及欧盟的多层级港口治理模式。
第4章运用共同代理的理论和方法，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行动以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先后行动时的多层级治理模型，得出各种情况下的港口费率、港口规模、经营差异化程度的治理规则，并将其运用到上海港的案例分析之中，就各种因素对治理规则、港口服务需求、港口经营者的利润和社会总福利的影响进行了敏感性分析。
第5章运用委托代理理论中的防止合谋的方法，建立了如何预防治理方之一的地方政府与港口经营者进行合谋的多层级治理模型，得出了各种情况下的港口费率、港口规模、经营差异化程度的治理规则，并将其运用到上海港的案例分析之中，就各种因素对预防合谋的治理效果及社会总福利进行了敏感性分析。
第6章就中国港口治理模式的转变对港口绩效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通过港口的财务绩效和生产绩效两个方面对港口进行综合评估，特别针对2001年和2008年的两次关于港口多层级治理体制的重大改革，讨论治理模式的改变对我国港口综合绩效的影响。
第7章在前文的比较研究、理论建模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完善港口的多层级治理模式给出相应的政策框架和方向建议。
第8章是结论和展望，对研究的主要结论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和总结，并指出研究的不足及未来的拓展方向。
全书的研究框架结构如图1-1所示。
图1-1 研究的基本思路
1.3.2 创新点
本书的创新点主要包括：
（1）建立了港口多层级治理模型，并得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行动以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先后行动时的港口费率、港口规模、经营差异化程度的治理规则。
港口治理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目标上的差异造成了治理方在运用港口资源完成公共任务上的“竞争”，而被治理方港口则可利用上述“竞争”来为自己保留更大的“信息租金”。本书运用共同代理的理论和方法，建立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行动以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先后行动时的多层级治理模型，并得出了上述两种情况下的港口费率、港口规模、经营差异化程度的治理规则。通过理论模型在上海港的实际运用中得知：①多层级治理下，特别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先后行动时，政策的扭曲程度最高；②对于港口经营者而言，当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先后行动时，他的利润最高；③港口经营者的成本越高、政府对港口经营者的关心程度越低、港口的服务需求对价格的敏感程度越高，政策的扭曲程度也越高。
（2）建立了具有防止合谋功能的港口多层级治理模型，并得出此时的港口费率、港口规模、经营差异化程度的治理规则。
本书运用委托代理理论中的防止合谋的方法，建立了如何预防治理方之一的地方政府与港口经营者进行合谋的多层级治理模型，得出了各种情况下的港口费率、港口规模、经营差异化程度的治理规则。通过理论模型在上海港的实际运用中得知：①对于成本效率较高的港口经营者，防止合谋的治理机制与单层级治理时的效果一致，而对于成本效率较低的港口经营者，防止合谋的治理机制会使得港口费率较高、规模较小、港口的服务需求也较少。但另一方面，港口的技术水平却会因此而提升，有利于港口开展差异化竞争；②对于港口经营者而言，防止合谋的治理机制减少了他的利润；③地方政府的风险厌恶程度的增加、地方政府所获信号的精确程度的改善、港口服务的需求对价格的敏感程度的增加均会提升地方政府的效用，但中央政府对港口经营者重视程度的上升却会降低地方政府的效用；④总体而言，防止合谋机制下的社会总福利要高于单层级治理时，但地方政府的风险厌恶程度和中央政府对港口经营者重视程度的增加会妨碍社会福利的改善，而地方政府所获信号的精确程度以及港口服务的需求对价格的敏感程度的增加却有利于社会福利的改善。
（3）在治理模式对港口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方面，提出从港口的财务绩效和生产绩效两个方面对港口进行综合评估，建立了基于面板数据的港口绩效的评价模型，并分析了我国2001年和2008年两次关于港口多层级治理体制的重大改革对港口综合绩效的影响。
本书以中国港口近20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通过港口的财务绩效和生产绩效两个方面对港口进行综合评估，其中特别针对2001年和2008年的两次关于港口多层级治理体制的重大改革，就治理模式的改变对中国港口综合绩效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指出：①2001年港口的治理权限下放后，港口的偿债能力下降，但港口的综合财务绩效却有所上升；②上述两次重大改革对我国港口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显著；③港口的治理权限下放后出现了港口过度建设和重复性建设的现象，导致规模经济效应下降；④港口的治理权限下放导致了中国港口固定资产投入比重偏高，而劳动力和其他投入比重偏低的现象；⑤港口的治理权限下放对促进港口生产率有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