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服务经济思想史述评

服务经济理论在经济思想史上是一个独特的领域，对立观点贯穿始终，出现过许多方向性的理论拐点。需要注意的是，现在的服务业和早期的服务业存在很大差别，生产方式和服务业的内容甚至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回顾经济思想史中有关服务问题的讨论，对于全面理解服务经济和服务业发展问题有重要参考价值。

研究服务经济思想史的学者对服务经济思想划段不完全相同。综合让-克洛德·德劳内（Jean-Claude Delaunay）、江小涓等中外学者的研究和归纳，经济思想史上对服务问题的研究可以划分为六个阶段：朴素认识时期（17世纪初到18世纪中期）、古典认识时期（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服务泛在时期（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服务分类时期（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服务经济时期（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20世纪末）、产业融合时期（从21世纪初期至今）。下面将分别予以介绍，并在“古典认识时期”之后单独介绍马克思对服务经济的理论认识。

一、朴素认识时期（1600—1750年）

古典前期约从1600年到1750年，是服务经济的朴素认识时期。在那个时期，服务类的活动已广泛存在，其中有些活动还非常显著，但对于什么是服务业仍然缺乏明确的界定。

重商主义者自身没有服务业理论，他们的注意力都放在外贸、海运这些最有利可图的活动上。尽管这些就是服务业活动，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经济活动是否对社会有用上，其标准是对获取国民财富是否有贡献。对重商主义文献的研究显示，重商主义者们的主要兴趣在于增加王国（皇室）收入与财富，而不考虑服务业自身是否有其内在价值。

服务业有助于国民财富的增长这一观点是皮埃尔· L．布阿吉尔贝尔（P.Le Pesant de Boisguilbert,1646—1714）提出的。他指出，服务业包括“医生、律师、马戏团演员……国王、军队、文官”。布阿吉尔贝尔注意到服务经济活动间的相互依存性：如果一个农夫只跟某个牧民一人进行贸易，他又不想给牧民足够的小麦以维生，却要牧民为他提供用兽皮做成的自己所需要的衣服，那么，不仅那个牧民会饿死，他自己也会因失去他最为需要的衣物而冻死。

相互依存的最终实现是在消费这一最终阶段。服务和消费者的其他付费活动一样，顺理成章地成为经济上有用的、能够创造价值的活动。

18世纪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发展，特别是在农业和工业领域的发展应用，使学者们开始从资本的角度重新考虑服务活动和服务业。“消费导向”的分析框架将所有经济活动视为等效，“生产导向”的分析框架则试图将经济活动按照具有生产性的多少进行排序。对生产性的讨论成为下一阶段服务业概念发展的理论基础。从净产出的角度考虑，就出现了资本积累问题。

二、古典认识时期（1750—1850年）

（一）亚当·斯密——质疑服务对国民财富和经济增长的意义

古典经济学家中，在服务经济思想史上有开拓性影响的无疑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斯密虽然没有专门论述服务业的著作，但其相关观点分散在《国富论》的各个章节中。

斯密发现，劳动可分为两类：“一类因生产价值，可称为生产性劳动，另一类可称为非生产性劳动。制造业工人的劳动，通常会把维持自身生活所需的价值与提供雇主利润的价值，加在所加工的原材料的价值上。然而家仆的劳动，却不能增加什么价值。”（亚当·斯密，1997:303-306）这一标准如实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即劳动是否有价值要根据它是否为投资带来回报，与工作的物质结果无关。重要的不是完成了工作，而是产生了利润。

斯密认为，家仆的劳动，“不是通过耐久物品或可卖商品来固定或实现的，终究是随生随灭，不能保留起来供日后取得同量服务之用”。此时，斯密关注的是消费品的耐久性，服务一旦实现同时也就消失了，不具有有形商品那样的耐久性。值得注意的是，斯密并不是说这类活动不产生成果，但这一点往往被后来者误认为“斯密对服务业持非生产性的观点”。

斯密对于非生产性服务经济活动给出了一个列表，包括神职人员、律师、医护人员、作家、艺术家、喜剧演员、音乐家、歌手、剧院舞蹈演员、其他私人服务者和家仆，包括国家的仆佣（王室、公务员和军队）。而运输、银行、贸易等商业活动都不被视为非生产性的。概括起来，他判断劳动是生产性还是非生产性，有两项主要标准：是否有利于资本增值和财富积累。

斯密认为，新雇用一个家仆都是国民财富的损失。雇用家仆的支出来源于利润，而利润的减少会减少资本积累。“资本增加，由于节俭；资本减少，由于奢侈与妄为。”重要的经济变量还是投资与储蓄。贵族和王室雇用的仆佣是非生产性的，尽管其是有用的，但他们不生产价值（不产生资本），用于这些活动的支出和工业与商业的扩张产生了竞争，不利于国民财富的积累。经济产出中只有用于投资的部分，才能够产生利润，才能够带来社会财富的积累。在斯密时代，能够吸收大量投资并产生可观利润的主要是制造业；而许多服务虽然也是工作，却不具备这种性质，不仅如此，由于对服务的支出来源于利润，因此减少了资本积累，与工商业的扩张产生竞争。概括这些论述，斯密是从财富和资本能否被积累的角度看待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对斯密来说，国民财富的增长要靠资本积累，服务性消费对积累无益。因此服务活动虽然是必要的，但必须做出严格限制。

与上述观点密切相关，斯密强调生产结果的性质。斯密认为，只有实物性的产出具有耐久性，能够保留下去随时取用，是可积累的财富，而非实物性的产出随产随用不能积累。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产业分类日益复杂和丰富，旧政治与社会体制下的社会群体和阶级逐渐演变，与新的中产阶级融合。工业发展让斯密的非生产性支出概念变得过时。

专栏

对斯密服务“非生产性”观点的评价

对服务业生产性还是非生产性的理论讨论，生动反映了服务的特点和服务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中的地位变化。从当代人们对服务业的理解看，服务业当然是生产性活动，不仅当前创造价值，而且促进经济长期发展。许多现时的观察者对历史上有过服务业生产性、非生产性的争论感到“不可理解”。历史地看问题，人们对服务的思考绝不是一部错误层出的思想史，而是人们对当时服务业实际状况的理性思考。在那个生产率发生革命性变化和产业投资回报丰厚的时代，判断一种经济行为是否是“生产性”的，其核心是讨论它是否能利用先进技术设备高效率地生产，能否为投资带来可观利润。显然，当时的制造业符合这个标准，绝大多数服务业不具备这类特征，斯密列举最多的“非生产性”的服务是仆佣。许多非生产性的服务支出被斯密视为负担，因为这类活动占用了人力资本，还要为此支付工资，减少了资本积累。

总之，斯密问题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当时商品生产和服务提供两类经济活动对提高生产效率、积累物质财富和积累产业资本等方面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现在的服务业和斯密时代的服务业存在很大差别，生产方式、企业形态和服务内容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用现在的状况评价从前并不恰当。

（二）萨伊

萨伊（1767—1832）是提出与斯密不同的生产性就业的第一个法国学者。该论述在其《政治经济学概论》第1卷第13章出现。萨伊对服务业给予了肯定，这可以从下面的引文中看出来：“斯密没有将这些产业的产出称为商品……他并未将需要支付价格的物品都称为商品，而是将具有价格，又能够储存的物品称为商品……但是医生……公务员、律师、法官的工作能够满足社会的需要，没有他们社会甚至无法正常运转。难道他们的工作结果不是真实的？它们是真实的，人们必须为此支付其他物质性产品的价格——斯密意义上的财富——而且这一交换能使物质产品生产者获得收益。”（萨伊，1997:127-129）

萨伊认为，服务也有资本的需求，服务业需要获取知识和技能，这与现代的人力资本概念类似。“医生能够给出专业建议使其患者受益前，医生及其父母都必须承担医生多年学习的成本。律师、歌手、乐师等也是同样的道理。”

对于贸易，萨伊认为，是与工业生产相似的活动。“商业活动是生产，如同工业生产一样，是将产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了另一个地方，为产品增加价值。”

对于银行业，萨伊认为，银行活动是生产性的，且依赖于银行家特殊的专业知识。市场对这些特殊知识有需求，同时银行家降低了维护流动性储备的成本，从而得到工作报酬。“银行家从别人那里接受或支付货币，或者提供能够在各地兑现的汇票，这与金银交易其实是一样的。”

他的思想可以概括为：（1）服务业生产是“非物质性产出”;（2）（但是）有些服务活动比其他活动更具有生产性；（3）服务和现在所指的“人力资本”之间存在联系。

（三）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穆勒（1806—1873）处于古典经济学发展末期，他的思想一般被认为是斯密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19世纪以后新发展的经济学之间的一个折中。和前人一样，穆勒的服务业（涉及的经济活动类别也是一样的）理论也是关于哪些特定类型的工作是生产性的。穆勒在其名著《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对“服务”做了界定。他认为，服务是指劳动产生的效用并未固定或体现在任何物品中，表现为给予一种快乐，消除不便或痛苦，时间可长可短，但不会使人或物的性质得到永久性改善。穆勒进一步指出，此效用分为三种情况：“其一是固定和体现在外界物体中的效用，即运用劳动使外物具有能使它们对人有用的性质。其二是固定和体现在人身上的效用，即劳动用于使人具备能使他们对自己和别人有用的品质。所有与教育有关系的人的劳动属此类。其三就是上面界定的服务。”（穆勒，1997:62-63）。

“因此，在本文中，我只将所谓的物质财富视为财富，只将生产（蕴含了效用的）实物的劳动视为生产性劳动。”“对不以物质产品作为其直接成果的劳动，只要物质产品的增加是其终极后果，我将不拒绝称其为生产性的……这种劳动可以说是间接生产性的，而耕作者及棉纺工的劳动则是直接生产性的。它们的共同之处是，它们使社会的物质产品比以前更为丰富，它们增加了或有助于增加物质财富。”

可见，穆勒对服务生产性或非生产性的判断取决于服务是否改进了个体或社会的生产力。

古典主义者们关于服务业的争论还是很激烈的。斯密非常强调资本积累概念，服务业雇用的劳动被认为是非生产性的，部分就是因为他们不能被积累，不能形成资本存量，其结果是这些劳动必须用收入来支付。斯密的反对者们对斯密提出了很多批评，却又在不断重申他所确立的基本划分方法。他们提出，无论是商品还是服务都是有价值的，服务业是生产性的，因为他们有用并且需要支付价格。即便在没有价格的时候，它们也是生产性的，比如家仆。反对者们并没有对两大类劳动以及服务业和工业之间的差异和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斯密和反对者们不过是强调了社会实际运作的不同方面。而在这一阶段，服务业的多样性、随时间的变化和服务业的历史等问题都基本没有被讨论。

三、马克思对服务经济的理论认识

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史》对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部分讨论了服务的作用和它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

马克思将服务业分为两类：第一类包含个人、国家或者其他类型组织提供给个人的服务，如教师、教授、家仆、教士和公务人员都归为这一类。第二类包含此后人们归为服务业的那些行业，如商品运输、机器与设备的养护和贸易、银行、保险以及财务会计等，对这类服务业马克思有鲜明的观点：运输和养护活动是生产性的，商业和金融活动则不是。

马克思重点关注的是1860年前后出现的机械化和产业资本的扩张，而当时服务业的作用和今天完全不能相比。因此，马克思强调实物商品的生产，服务业不是其研究的重要领域，这一点与斯密相似。

马克思是这样界定服务的：“服务这个词，一般来说，不过是指这种劳动的特殊使用价值，就像其他一切商品也提供自己的特殊使用价值一样；但是，这种劳动的特殊使用价值在这里取得了‘服务’这个特殊名称，是因为劳动不是作为物，而是作为活动提供服务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409）

马克思注重对资本主义的实际观察，当时有两个现象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对其研究有重要影响。一是产业资本的扩张及其强大的盈利能力，这导致他从资本的要求出发来判断劳动是否具有生产性，生产性的劳动在创造价值的同时必须也创造剩余价值，即能产生利润。二是技术革命和机械化带来实物生产力的巨大提升，因此马克思强调“物质生产”（material production）。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只要劳动生产率还没有提高到能够使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即物质极大丰富的程度，物质生产将继续占有优先重要的地位。

马克思观察到，服务业存在“低效率”问题。他认为，在商业部门，劳动分工并不是依据机械化过程，而是根据它们活动的专门化。商业企业数量的相对增长是因为商业领域的经济活动不容易实现机械化，因此没有规模经济。尽管马克思不是最早表述这个观点的研究者，例如斯密也有过类似表述，但马克思的观点更加鲜明，后来鲍莫尔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更深入和系统的研究。

四、服务泛在时期（1850—1930年）

这个时期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30年代左右。19世纪末，关于服务业是否创造价值的讨论逐渐消失，非生产性劳动的概念已经从经济学文献中消失了。变化还不仅限于此，服务业从屡受负面评价跃居为泛在的生产性活动。在当时的理论中，服务的概念被广泛使用，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可以视为服务，都是生产性的，学者们以服务关系描述各种经济关系，德劳内（Jean-Claude Delaunay）在其书中将这一章命名为“一切皆生产，一切皆服务”（All is productive, all is service），概括地表述了这个时期服务泛在的理论倾向。

这个时期对服务经济理论发展有重要贡献的两位经济学家是法国古典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夏（Frédéric Bastiat,1801—1850）及其追随者克莱芒·卡尔松（Clément Colson,1853—1939），两人立场相近。巴斯夏的代表作是1851年重版的《和谐经济论》（Harmonies Economiques）。其理论的核心观点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关系都是交换服务的关系。卡尔松的观点与巴斯夏基本相同：人类的每一项活动都是服务，物质生产本身也是提供服务。

巴斯夏对斯密的反驳主要出于两个方面：一是斯密从生产所需劳动这个角度解释价值，而服务从其纯粹的形式上看完全由劳动构成，难道它们不含有价值吗？完全可以将服务看作直接劳动，而将商品看作间接劳动，即劳动凝结在商品之中。二是所有的生产都不创造物质，而只是通过移动或者组合来改变物质的形态和功能。“生产和形成物质实体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不论生产过程最终显示为服务还是某种物质实体，由于都满足了我们的需要，在经济上的重要性是一样的。为他人提供健康服务的医生，和一个农夫一样，都是生产性的。”由于人类不能创造物质，所以不论属于哪个产业，企业都处于同样的位置：它们是在交易服务，而不是在制造产品。巴斯夏同时还将服务看作一种社会关系，因为“一个人做出努力，另一个人从中得到满足”，而“满足另一个人的需要而做出的努力，实际上就是提供一种服务”，社会由相互提供劳动的个体组成，“我们提供服务，并得到等量的服务作为回报”（巴斯夏，1995）。

这个时期后半段，学术界越来越关注公共服务问题。其背景是许多国家的公共服务快速扩张。此前，由于公共服务的地位较弱，因此“所有服务都是生产性的”和“所有生产都是服务”这样的观点基本上可以解释当时的经济活动。然而随着公共服务的扩张，“所有服务都是生产性的”这个观点受到质疑。因为许多公共服务是通过再分配产生的消费行为。对于公共支出增长很快这种现象，学者们普遍抱有矛盾的看法。例如，巴斯夏认为，政府行使的职能表明了“职业专业化的进步”。但与此同时，他又对政府作用的扩张有些担心。一方面，卡尔松认为政府的新职能很重要，例如铁路和电报的发明、煤气和街道电力照明的发展、改善营养不良和劣质饮用水、完善排水设施等，都需要扩大公共投资和公共建设的范围，并逐渐成为政府的正常职能；人们更加重视文化和物质层面的幸福也促进了教育和社会安全服务的发展。另一方面，卡尔松对这种现象又有深深的担忧，认为存在政府干预过度的可能性。他说，当前某些流行思想鼓励政府提供免费服务，并取消初等教育学校收费和桥梁、运河的收费。如果政府能够明智地使用经费，这些预算的增长可能不会是坏事。但是我们必须问的问题是：假设不可能用更低的成本得到同样的结果，公共服务是否运作良好？他承认，这个问题基本上无解（卡尔松，2011）。

五、服务分类时期（1930—1965年）

这个时期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此时关注的重点已经从此前的价值判断转向分析框架的构建和相应的结构性分析。理论进展主要体现在对服务的分类与度量，其中最典型的是三次产业划分方法的提出。代表性学者有阿兰·费希尔（Allan G.B. Fisher）、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和让·福拉斯蒂埃（Jean Fourastié）。三人对经济活动宽口径的分类方法相似，但在增长和发展的原因解释上存在差异。这三位学者的贡献都非常重要，以下予以分别介绍。

费希尔的观点体现在他的两本著作中——发表于1935年的《安全与进步的冲突》（The Clash of Progress and Security）和发表于1945年的《经济进步与社会安全》（Economic Progress and Social Security）。两本书的主题都是如何应对经济结构性变化的挑战。他指出，发达经济体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怎样充分迅速地与需求结构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产业部门变化相适应。费希尔第一个明确指出，尽管第一产业是维持人类基本需求的产业，但是劳动力仍然逐渐从这些根本性的“初级”经济活动中转移出来，进入第二产业，而后更多地进入第三产业。他指出，第三产业的重要性在于它包含了很多潜在的“增长点”，这些增长点需要政府经济政策创造条件，吸引资本进入，减少在这些新兴非传统部门的企业风险。“第三产业”的本义是指除农业（第一产业）和工业（第二产业）以外的所有经济活动的集合体，此前研究中提到的种种服务业都可以被归为第三产业。使用三次产业分类方法的意义在于：首先，它标志着开始对经济活动进行结构性分析，服务业和农业、制造业获得了同等重要的理论地位，经济分析的框架更加完善和规范。其次，将种类繁多的服务业概括为第三次产业，表示认同这个产业内部各细分行业具有一定的同质性。

克拉克的主要著作《经济进步的条件》（The Conditions of Economic Progress）出版于1940年。三次产业划分是该书的基本分析框架，书中不仅有分类，而且对每类产业特点有详细表述，其观点对服务经济理论研究产生了长期影响。在克拉克的分类中，第一产业活动包括农业、林业和渔业，由于自然因素地位重要，因此表现出规模收益递减规律。第二产业或者工业将原材料转化为可以运输的产品，表现出规模经济的规律。第三产业或者服务业包括独立艺术家的小规模生产、建筑、公共设施（煤、气、水、电）、运输、贸易和其他更多类型的服务业，可以是也可以不是由市场提供。克拉克并不认为在工业和服务业生产率之间存在系统差距，尽管建筑业生产率增长趋势似乎比制造业要慢，但贸易和运输业并不比制造业落后。克拉克认为，就业向服务业转移的主要原因是消费需求总量和需求构成变化。克拉克使用了德国统计学家克里斯蒂安·恩格尔（Christian Engel）提出的需求饱和水平理论，即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支出结构将发生变化，当收入水平较高时，对服务需求比例就相对较高（Clark,1935）。

福拉斯蒂埃1949年出版的《XX世纪的伟大希望》（The Great White Hope of the XXth Century）一书提出了划分三次产业的一个标准。福拉斯蒂埃认为，在自然因素收益率和资本与组织收益率之间存在差别，因此不同产业在规模经济和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差别。他的标准是：生产率增长为平均水平的是第一产业，生产率增长快于平均水平的是第二产业，生产率增长慢于平均水平的就是第三产业。这种用生产率增长状况来划分产业的标准在实际应用中有许多困难，例如同一产业，如果劳动生产率发生变化，产业分类就要改变。但是，这种划分方法标准唯一、逻辑严谨、普适性好、理论架构很完美。福拉斯蒂埃还提出了更多有启发性的观点。他认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对消费者的时间支出有不同意义——使用第二产业的产品需要时间，而使用第三产业的服务节省时间，很多情况下可以用服务替代商品来满足同样的需求。他还讨论了服务业部门增长和整体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认为在经济整体发展和经济能够承受的服务业活动数量之间存在均衡点，这个均衡点由技术进步的速度决定，符合这个数量比例要求的，服务业就是生产性的，否则不是（Fourastié,1949）。

总之，1935—1965年这三十年是“第三产业”这个概念逐渐成熟的时期。三次产业的概念和若干相关理论范畴成为此后经济学家描述经济发展历史变化和阶段性特征的一个重要分析框架。表1-1列出了上述几位学者使用的分类法，同时还增加了西蒙·库兹涅茨（Kuznets,1966）。增加库兹涅茨是考虑到他在我国的影响较大。可以看出，对第三产业（服务业）定义最宽的是克拉克，除制造业之外都包括在内；定义最窄的是库兹涅茨，他将建筑、公用设施、运输和通信都定义为工业。

六、服务经济时期（1965—2000年）

这个时期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20世纪末。其中前十年更显得重要，许多在现代服务理论中有重要地位的观点就产生在这个时期。首先要提到的是维克多·富克斯（Victor Fuchs），他是现代服务经济理论的重要开创者。同时，这个时期还产生了若干当代服务经济理论的经典文献和代表性学者。

（一）富克斯的服务经济理论

富克斯在服务经济理论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1960年出版的专著《服务经济学》（The Service Economy）已经成为服务经济研究的经典之作。这是经济研究文献中，第一次明确地将服务经济作为研究对象。

富克斯的著作之所以重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他明确了服务型社会的判断标准：吸纳一半以上的就业人口。对于富克斯而言，服务经济的概念来自于就业分布：“这个国家（美国）在经济发展中处于一个领先阶段。我国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实现了‘服务经济’的国家——超过半数的就业人口不再从事食品、服装、房屋、汽车以及其他有形商品生产。”（Fuchs,1960,1965）

第二，他从服务业自身特点来解释服务业相对高增长的原因，强调了服务业自身效率较低这个因素的影响。例如，富克斯以1930—1960年间的数据说明，就业向服务业转移的原因并不是商品和服务在收入弹性上的差异，而是在人均产出（生产率）上的差异。这些差异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技术、劳动力素质和资本密集度。同时，他也指出了服务最终需求增长和中间服务需求增长的重要性。

第三，富克斯明确将消费者视为生产效率的一个要素。虽然此前已有学者对消费者参与的必要性和意义有过表述，但没有集中到对提供者效率的影响这个重要角度上。富克斯得出了一个重要理论结论：许多服务业部门的生产率部分地依赖于消费者的知识、经验和动机。

（二）希尔的服务经济理论

进入20世纪70年代，希尔（Hill,1977）指出：“一项服务生产活动是这样一种活动，即生产者的活动会改善其他一些经济单位的状况。生产者不是对其商品或本人增加价值，而是对其他某一经济单位的商品或个人增加价值。”

他还认为：“服务应向某一经济单位提供，这一点是服务观念所固有的。它和商品生产形成鲜明的对照，在商品生产中，生产者也许不会想到谁将获得其正在制造的商品。一个农民可能在同其最后顾主完全隔绝的情形下种庄稼，然而一位教师却不能没有学生而从事教学。就服务来说，实际生产过程一定要直接触及某一进行消费的经济单位，以便提供一项服务。”

希尔进一步解释道：“不论提供的服务性质如何，贯穿一切种类服务生产的一个共同要素是，服务在其生产时一定要交付。这就成为它同商品生产的根本区别，在商品生产中没有这样的生产限制。另外，服务在其生产时一定要由消费者获得，这个事实意味着，服务是不能由生产者堆到存货中的。”

希尔从“变化”的观点入手，贴近服务的本质，避免单纯描述服务的特征，而是强调了服务生产与服务产品的区别以及服务产出是相应的个体或商品状态的变化、不应与服务生产过程相混淆等观点。但希尔的定义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在特定条件下某些服务（如保安）的目的并非寻求变化，而是避免变化。

（三）贝尔的后工业化理论

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后工业社会”理论开始出现，其代表作是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出版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The Coming of the Post-Industrial Society:A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一书。该书总结了他对美国社会未来转型的一些主要观察和预测，和富克斯相似，贝尔以经济活动人口的分布作为发展阶段分类的主要依据。美国战后劳动力产业分布的数量特征是，第三产业部门呈现相对更快的增长速度。自1947年以来，增长最快的部门是公共管理（联邦政府以及州和市政府），其中教育部门的增长更快（1968年在教育部门就业的人数超过非联邦公共部门就业的一半）；增长第二快的是“私人和专业提供服务”，其中增长最快的是医疗服务。贝尔提出的一个重要判断是：美国已经进入到后工业社会，即第三产业为主导的社会。

贝尔认为，大量人口在第三产业就业的主要原因有：第一，收入水平提高。恩格尔曲线显示，随着富裕程度的不断提高，需求结构向高档品（通常是服务）迁移。第二，主要经济部门生产率趋势之间存在差异。即便对三个部门产品的需求以相同速度增长，由于服务业跟不上工业部门生产率的增长，仅仅为了保持同样的增长，服务业也需要吸收更多的就业者。另外，他还强调了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不同的消费构成和生活方式：如果工业社会是由标志着生活水平的商品数量来界定的，那么后工业社会就是由服务和舒适所计量的生活质量来界定的，比如健康、教育、娱乐和艺术（Bell,1973）。

（四）鲍莫尔关于服务业生产率低的观点

威廉·鲍莫尔（William Baumol）在196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成了最著名的服务业文献之一。该文中，他从一个相对负面的视角看待服务业的增长。他的研究发现，美国许多大城市由于服务业高成本，出现了所谓的“成本病（cost disease）”，引发了财政危机。由此，鲍莫尔提出了“服务业效率低”这个著名的观点（Baumol,1967）。虽然鲍莫尔后来转而使用更为复杂的解释，并不断修订自己的观点，但这篇论文仍然是他对服务业理论做出的最重要的标志性文献。

鲍莫尔提出的“成本病”在很多服务业部门都存在，这是因为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在生产方法和技术方面存在差异。鲍莫尔将经济活动分为两个主要部门：一个是技术导向的“进步部门”（progressive sector），这个部门由于“创新、资本积累和规模经济带来人均产出的累积增长”；另一个是“非进步部门”（non-progressive sector），这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保持在一个不变水平，这种状况是由生产过程的性质导致的。非进步部门的基本特征是，由于工作本身就是最终产品，基本上没有采用资本和新技术的空间，也就没有提高生产率的可能。鲍莫尔提出了下面的经典例子：“乐队五重奏半个小时的表演要求2.5个小时的人工费用，而任何试图提高生产率的打算都会受到在场观众的批评。”

第一个部门主要指生产商品的工业，第二个部门主要指的是服务业。商品生产部门不断增加资本和技术含量会带来实际工资的增长，由于不同部门之间工资水平的趋同要求，工业部门工资增长的效应，会“溢出”（roll out）到服务业部门，却不能被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所抵消，因此，提供单位服务的成本将变得越来越高。由此可以得到一个“非平衡增长”（unbalanced growth）的宏观经济模型，其中一个结果就是非进步部门（服务业）产出的相对价格水平呈现指数化增长。如果我们假设服务业的需求对价格变化无弹性，并且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增长，一个必然结果就是由于需求增长而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服务业吸纳的就业比例愈来愈高。相应地，经济总体生产率增长（非进步部门的零增长和进步部门一个恒定增长率的平均数）将不可避免地下降。

20世纪70年代开始，几乎每一个发达国家都出现了服务业就业比重提高而实际增长放慢的现象，鲍莫尔的理论似乎得到证实，因而更得到学术界的重视。虽然鲍莫尔并不是最早提出上述观点的学者，如亚当·斯密、马克思、让·福拉斯蒂埃和富克斯都提到过服务业和制造业的生产率差距问题，但鲍莫尔提出的观点简洁概括，并且构建了一个可分析的模型，因此在服务经济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

过于简化的模型虽然优美，却不可避免地存在对复杂现象解释力不足的问题。鲍莫尔受到的批评不少，特别是下述质疑始终存在：并不是所有的服务业都存在低效率问题，那些类似于“音乐五重奏”的服务业只是部分，包括艺术服务（剧院表演、舞蹈、音乐）、饮食、旅馆等，也包括一些公共服务业。但是，有数量众多的其他类型服务业已经出现明显的技术进步，如运输、通信、银行、零售等。这个质疑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愈来愈多。鲍莫尔后来也修正完善了自己的观点，他和苏·安妮·布莱克曼（Sue Anne Blackman）、爱德华·N．沃尔夫（Edward N.Wolff）一起发表了一篇论文（Baumol et al.,1985），扩展了他的理论，在两个典型部门（进步部门和非进步/停滞部门）之外，引入了第三个部门——渐进停滞部门（asymptotically stagnant sector），其生产过程要求从停滞部门和进步部门引入固定比例的投入品。作者证明，在经历过一段时间的经济增长后，这一部门的表现倾向于（渐近地）与停滞部门相似，也会受到成本病的影响。

（五）关于服务业内部异质性的讨论

第三产业的原始定义是指除农业和工业以外的所有经济活动的集合体。这是一个使用排除法的宽泛定义，并没有给出这个集合体的共同特征，给研究工作带来很大难度。在后来的研究中，服务业内部的异质性受到更多关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针对特定类型的服务业开展研究，因此，“服务业”的复数形式（services）逐渐替代了单数形式（service），研究的对象从“服务部门”转向“服务产业”。

辛格曼（Singelman）提出，服务业的不同类别对应了不同的经济行为和社会特征。例如，“克拉克法则”（Clark Law，第三产业就业与人均国民收入正相关）适用于某些服务业，但是并不适用于其他服务业。据此，辛格曼将第三产业分为四个子类别：分配服务业（distributive services，运输、通信、贸易）、生产者服务业（producer services，银行、商务服务、房地产）、社会服务业（social services，医疗护理、教育、邮政、公共和非营利性服务）和私人服务业（personal services，家务料理、旅店、饭店、旅游、修理等）。辛格曼的分类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今它仍是服务业分类的基本文献。

托马斯·斯坦贝克（Thomas Stanback）、蒂里·努瓦耶勒（Thierry Noyelle）等学者对生产性服务业给予特别关注。他们认为，新经济最典型的特征是当代工业生产必需的“先进服务业”（advanced services）需要给予特别的关注。在服务型社会中，最应关注的不是家庭而是生产，特别是变得更为复杂的生产结构，其中生产型服务业扮演着重要角色。

七、产业融合时期（21世纪初至今）

国内学者江小涓（2014）特别指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产品制造和服务提供在生产消费全过程中相互渗透，两者融合的领域日益拓展，到21世纪初，产业融合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在融合程度最高的信息产业中，制造和服务已经密不可分。这种高度融合的状况，已经成为许多学者研究问题的背景，他们不再区分信息制造和信息服务，而是将信息产业作为研究的整体。产品制造和服务提供的广泛融合表现在生产消费过程的各个环节中。主要表现为企业性质的融合、生产的融合与消费的融合三个方面。

（一）企业性质的融合

多年来，企业被分为工业企业、服务企业等，产业界限清晰。近些年来，许多企业跨界生产和经营，从单纯的设备制造商或服务提供商，向制造服务综合提供商的方向转变。有些企业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既承担系统设计，也承担设备制造，还长期提供售后服务。有些制造企业提供愈来愈多的服务，如汽车制造商设立销售公司并提供汽车金融服务；有些服务企业销售产品，如通信服务商以优惠条件出售甚至制造手机。最典型的是大型IT企业，将制造产品和提供服务融于一体，为企业用户提供整套解决方案，为消费者提供制造产品和丰富的在线服务。这些企业的产业界定已经很模糊，学术界已经普遍使用“综合服务提供商”来描述这类企业。2011年，全球IT产业市值最高的前10家公司，多数已经难以区分它们是制造企业还是服务企业。如排名第一的苹果公司，产品和在线服务对其市场竞争力而言同等重要；排名第三的IBM，原先是典型的制造商，却早已宣称自己已经转型，从设备制造转变成为综合服务提供商；排名第四的甲骨文，原先是典型的软件企业，近些年却在不断地增强硬件能力，特别在收购SUN以后，成为软硬兼备的企业。

（二）生产的融合

很长时间以来，产品制造和服务提供是各自独立的过程，现在愈来愈多地表现出两者融合的过程。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新技术产业，从开始就表现出产品制造和服务提供相融合的特征，如通信产业、计算机产业、互联网产业、广播电视产业等，都是硬件软件即制造与服务不可分离的产业。即使是许多传统产业如设备制造、服装制造甚至家具制造业，出售的都不仅仅是商品，而是商品和服务的综合体，商品中含有大量的研发、设计、管理、信息、分销、售后服务等生产者服务的内容，“商品”价格中服务投入所占的比重明显上升，在相当多的产品中已经超过一半。同样，许多服务提供中的实物载体也愈来愈多。以公共服务为例，长期以来，许多公共服务都是典型的“纯劳动”，如教育、治安、政务服务等。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已经大量采用信息设备，如远程教育和医疗需要信息远程传输设备，社会治安大量采用监测设备，政府服务事项网上办理需要大量的设备投入等，这类服务已经从以往的劳动密集型转变为技术、资金投入的重要性不断提升的服务业。

（三）消费的融合

当代产品消费特别是信息产品消费中，相当一部分已经不是单纯的商品消费或者服务消费，两者不能分离，已经一体化了。如购买苹果公司的终端机，同时也就购买了苹果极为丰富的在线服务。一台不能接入互联网的计算机，在消费者眼中几乎毫无价值。不提供良好售后服务的耐用消费品，多数消费者不会选择购买。和融合不同但意义相近的一种现象，是商品和服务的消费可以相互替代，消费者通过购买汽车、电视机、家庭影院、家用医疗器械等商品消费行为，与搭乘出租车、去影院看电影和去医院接受保健治疗等服务消费行为，获得了同等“效用”，特别是能够替代家政服务的家用智能产品日益增长，如洗衣机、智能炊具、洗碗机、保洁机器人等。

从目前的技术和产业发展看，制造和服务的融合趋势还会继续。因此，再回顾萨伊和巴斯夏的观点，就会发现两者的观点很有意思：萨伊强调“效用”这个概念，不论生产过程最终显示为服务还是某种物质实体，由于都满足了我们的需要，在经济性上的重要性是一样的。而巴斯夏强调商品和服务都是劳动，服务是直接劳动，商品是间接劳动，因此两者都是泛定义下的“服务”，“一切皆生产，一切皆服务”。

自美国在20世纪中叶成为第一个“服务经济”（the service economy）国家以后，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经济体也都相继进入服务经济社会，由此开启了世界经济的服务化（tertiarization）进程。从工业革命到服务业革命的经济结构演进，“对社会以及经济分析具有‘革命性’的含义”（Fuchs,1965）。然而，“要在最具一般性的水平上进行比较经济研究是多么的困难”（Riddle,1986）。其原因不仅在于“那种认为只有制造业的活动才能促进经济增长的偏见是多么的根深蒂固又影响广泛”（Riddle,1986），而且在于在“服务”这个总标签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异质性，以至于人们很难很好地把握服务业到底是什么、到底发生什么。正如格瑞里奇斯（Griliches,1979）所言：“如果我们不改进这方面的测算工作，包括提高基本统计数据的可得性以及改进用来解读数据的概念框架，那么我们将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