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国内环境

把握和分析今后一个时期的国内发展环境，我们必须认清历史方位、时代特征、发展基础、现实条件和主要问题，这样才能明确方向，扬长避短，兴利除弊，攻坚克难。

5.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党的十九大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基于新阶段我国发展的历史起点、发展环境和发展要求作出的重大政治判断，为深刻把握新的阶段性特征提供了时代坐标和科学依据。

新时代的内涵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

·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

·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

·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

5.1.1　国家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生产力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

经济实力快速提升。如图5.1所示，1978—201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共增长了34.5倍，年均增长9.6%，经济总量从1978年的3 678.7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82.7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从1978年的3.8%提高到2017年的15%。2017年，我国经济增长6.9%，所产生的增量为1.2万亿美元，在全世界的国家和地区中排第15位。

经济结构更加优化。在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同时，我国的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要素结构都呈现出不断优化的态势。1978—2017年，服务业比重从24.6%提高到51.6%，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38.3%提高到58.8%，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大幅提高到12.4%（见图5.2、图5.3）。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城镇化水平持续提升。1978—2017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由17.92%上升到58.52%，年均提高超过1个百分点，城市社会成为社会的主流形态。特别是城镇化率在2011年超过50%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见图5.4）。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科技教育成果突出。2017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总量为17 500亿元，位居世界第二，投入强度从2000年的0.89%提高到2.12%；国际专利申请量达到48 882件，首次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二；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4.2%，总量约3.5万亿元；劳动力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5年，高等教育在校学生规模达到3 017.5万人，位居世界第一。我国2000年以来专利申请情况见图5.5。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实施，创新型国家建设成果丰硕，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基础设施日趋完善。我国交通、能源、水利、信息等基础设施水平全面跃升。2017年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2.7万公里，居世界第二位，其中高铁运营里程超过2.4万公里，居世界第一位，占比达到73%；全国高速公路里程达到13.8万公里，居世界第一位；沿海港口深水泊位数2 211个，世界集装箱吞吐量、货物吞吐量前10名的港口占7个；民航运输机场229个，世界前10大机场占3个，前100大机场占11个；移动宽带（3G/4G）用户达11.3亿人，4G用户超过4亿人。

恩格尔系数

是指居民家庭中食物支出金额占消费总支出金额的比重。比重越大表明一个国家或家庭生活越贫困；反之，生活越富裕。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60%以上为贫困，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相对富裕，20%—30%为富裕，20%以下为很富裕。

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居民收入大幅提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分别由1978年的343.4元、133.6元提高到2017年的36 396元、13 432元。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显著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更加丰富，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如图5.6所示，我国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的57.5%下降到2017年的28.6%，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67.7%下降到31.2%，2017年全国恩格尔系数为29.3%，已经达到联合国富足标准。

贫困人口大幅减少。按现行农村贫困标准（2010年价格每年2 300元）测算，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已下降至2017年年末的3 046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至3.1%。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数据，按照1990年以前每日生活费1.25美元的标准、1990年以后每日生活费1.9美元的标准，我国的贫困发生率已从1981年的88%下降到2013年的1.9%（见图5.7）。近30多年来，我国有7亿人摆脱了贫困，是第一个提前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贫困人口减半的发展中国家，为世界减贫作出了巨大贡献。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国际影响力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不断健全，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对外投资、外汇储备稳居世界前列，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1978年的3.65%增加到2016年的31.53%，近五年平均超过30%，超过美、欧、日贡献率的总和，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稳定源。货物进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206.4亿美元快速提升到2017年的41 045亿美元，占世界货物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从0.76%提升到13.12%。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我国实际利用外资从1984年的12.58亿美元大幅提高到2017年的1 360亿美元（见图5.8），位居世界第二。跻身对外投资大国行列。近十年我国对外投资年均增长27.2%，2017年达到1 201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

资料来源：商务部。

5.1.2　发展条件出现新情况、新变化

应该看到，过去经济快速增长中积累的矛盾日益凸显，要素供给条件越来越趋紧，增长条件、增长动力、增长方式都在发生改变。对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

·人口老龄化加速

我国人口发展从结构到总量都出现了重要的转折性变化，老龄化在加速。2010年劳动力年龄人口（15—64岁）总量达到峰值，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4.5%，随后占比将持续下降，2016年已降至72.5%，根据相关资料测算，2020年预计为70.2%，2035年预计为63.1%，2050年预计为58.7%；与此同时，人口抚养比上升，2010年为34.2%，2016年已升至37.9%，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42.4%，2035年将达到58.4%，2050年将达到70.5%；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2010年为8.9%，2016年为10.8%，预计2020年将达到13%，2035年将达到23.3%，2050年将达到28.5%。我国人口总量也将在2030年前后达到14.5亿的峰值。到2030年45—59岁大龄劳动力占比将达到36%左右。虽然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不会根本改变，但人口总量达到峰值、老龄化加快的趋势，将使劳动力供给条件发生变化，人口红利趋于减弱，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养老负担越来越重。人口结构的变化将从生产、消费两个层面加大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接近上限

长期以来，我国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过高，生态环境脆弱，水资源、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瓶颈约束正在加剧。《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7》显示，尽管中国能源消费增长放缓，但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占全球能源消费量的23%和全球能源需求增长的27%。水资源短缺问题更加凸显，660多个城市中有近200个城市严重缺水，主要能源和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持续提高。一些地区盲目开发、过度开发、无序开发，给资源生态环境造成了很大压力。2017年，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超过68%。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有239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超标，占70.7%。目前1 940个评价考核断面中，Ⅳ类、Ⅴ类和劣　Ⅴ类水质断面占32.3%；土壤点位超标率达到16.1%，耕地土壤点位超标率达到19.4%。荒漠化和石漠化土地占国土面积的近20%，中度和重度退化草原面积仍占1/3以上，全国湿地面积近年来每年减少约510万亩。各种数据表明，我国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这意味着我国的基本国情已经从过去的能源资源、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转变为资源环境瓶颈约束不断趋紧。继续沿用原有的发展模式将难以为继，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要求更为迫切。

·城镇化从快速发展期向成熟期过渡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随着城镇化率的不断提高，城镇化发展也将进入一个新阶段。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城镇化发展包括初期、加速和成熟三个阶段，从全球主要地区城市人口比重变化情况来看，当前全球城镇化正处于平稳增速期。我国城镇化正处在加快发展的中后期，预计到2030年左右将进入成熟阶段，城镇化速度将趋缓并逐步收稳，空间结构的剧烈变动也将逐步减缓（见图5.9）。未来十几年将是城乡结构变动的关键窗口期，城镇化蕴藏的巨大潜力和空间仍然存在，但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的任务更加突出，消化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存量的任务更加艰巨，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任务更加紧迫。城镇化发展阶段的变化，将对我国的发展动力、空间结构、社会结构和社会治理产生重要影响。

注：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研究提出，城镇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城镇化率30%以下是初级阶段，从30%到70%是加快阶段，超过70%以后进入成熟阶段，城镇化速度趋缓。

·我国由上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迈进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在70多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16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的比分别为1:7.0、1:5.2、1:4.8、1:3.4，差距很大。2017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8 836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正处于由上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关键时期。这一阶段充满矛盾和风险，需要爬坡过坎，攻坚克难，能否妥善应对，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曾有100多个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地区）行列的经济体，最后仅有13个保持持续增长，最终进入高收入国家（地区）行列，绝大部分经济体未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长期徘徊于中等收入阶段。一些经济学家把“中等收入陷阱”归纳为五个主要问题，即产业低端化、收入分配差距、城市化进程中的贫民窟、资本账户开放、社会福利诉求等。国际经验表明，要想迈向高收入国家（地区）行列，就必须创新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解决这些难题。

5.2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历史性变化

适应社会历史条件变化，准确认识和清楚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是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前提，是推进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基础。

5.2.1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

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新的重大政治判断。

专栏5.1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之后，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宣布：“我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重申，“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从党的十二大到十八大，一直坚持这一论断，始终致力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与时俱进地作出了新表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影响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在1943年提出，人类需求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分为五种，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人都潜藏着五种不同层次的需求，人类在不同的阶段表现出来的各种需求的迫切程度是不同的，体现为从外部得来的满足逐渐向内在得到的满足转化。

变化了的客观实际，要求我们找准现阶段影响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期盼和需要的主要因素。从社会生产看，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我国长期所处的短缺经济和供给不足状况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制造业产值全球第一，出口商品全球第一，高铁里程全球第一，移动宽带用户全球第一等，再讲“落后的社会生产”已经不符合实际。从人民需要看，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再讲“物质文化需要”已经不能真实全面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了。

影响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因素有很多，但主要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发展不平衡，主要是指各区域各领域各方面发展不够平衡，包括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不够平衡、不够协调，制约了全国发展水平的提升。发展不充分，主要指一些地区、一些领域、一些方面还存在发展不足的问题，发展任务仍然很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意味着发展的内涵和重点、理念和方式，工作的方法、环境和条件、水平和要求，与过去相比有很大不同。需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针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提出新的思路、新的战略、新的举措。

·主要矛盾变化没有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

虽然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但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作出这一重大判断，源于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深刻理解和对不断变化的特点的准确把握。这决定了今后推动各项工作，既要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全面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也要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调适工作重点、创新工作方法，更好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专栏5.2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创立

毛泽东同志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提出社会主义可以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阶段。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1981年6月，党的十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党的十三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进行了系统阐述，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第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的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5.2.2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加突出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在准确把握发展成就的同时，清醒地认识我们在发展中需要更好地解决的各种问题，特别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在各领域的突出表现。

·发展质量和效益不高

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问题突出。目前我国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但传统供给向新供给的转型，还跟不上消费需求升级的变化，大多数只能满足低质量、低价格的需求，低端产品供给过剩和中高端产品供给不足并存，实体经济盈利能力下降。从农产品供给看，一方面是粮食等部分农产品大量库存滞销，另一方面是高品质农产品和食品供给难以满足消费者对安全绿色食品的多样化需求。从制造品供给看，一方面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已经高居世界第一、不少产品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包括高端装备、集成电路芯片等高端零部件、高端材料、高端消费品在内的高端制成品还不得不依赖进口。从服务供给看，在大量低端服务供给过剩的同时，在医疗健康、教育培训、文化娱乐、旅游休闲、法律咨询等领域，还有大量服务得不到满足，高端服务需求纷纷转向海外。根据携程旅行网的统计数字，2016年中国公民赴海外医疗旅游共计约50万次，比2015年增加了5倍。

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问题突出。金融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快速上升，制造业比重下降，大量投放的货币资金没有进入实体经济，在金融系统自我循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以及刚性兑付等原因相互交织，助长了我国债务杠杆率的持续提高和风险积累。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资产负债表数据，2016年年底我国总负债244万亿元（不含外债），包含外债的债务约为255万亿元，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的总负债率为342.7%，除去金融的实体总负债率超过250%。国际清算银行估算，我国债务率低于日本（394%）、英国（266%）、加拿大（288%）等经济体，但超过美国（253%）、澳大利亚（247%）和韩国（237%）等发达经济体，明显高于印度（130%）、巴西（146%）和俄罗斯（89%）等新兴经济体，已经接近西班牙金融与经济危机前的债务率（262.1%）。

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问题突出。由于缺乏投资机会，加上土地、财政、金融政策不配套，致使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推高泡沫化风险，带动一线和热点二、三线城市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进一步诱使资金脱实向虚，导致经济增长、财政收入、银行利润越来越依赖于“房地产繁荣”。从单个城市看，根据国际研究机构NUMBEO 2015年的数据，我国深圳、上海、北京均进入全球前十大高房价城市之列（中心城区房价），北、上、广、深在全球房价收入比前十大城市中占据四席，深圳的房价收入比更是高居全球首位。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61%的经济学家认为房价大幅波动是当前我国经济要注意防范和化解的主要风险。

·科技创新能力不强

我国科技发展整体水平已经位居发展中国家前列，但创新能力特别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的问题依然突出，表现在，基础研究相对薄弱，跟踪式、改进式研究多，领跑式、原创式成果少，支撑科学探索和科技攻关的基础还不牢；许多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支撑产业升级、引领未来发展、推动动能转换的科学技术储备亟待加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还不高，企业创新动力不足，激励创新的市场环境和社会氛围仍需进一步培育和优化，制约创新发展的思想观念和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亟待破除；领军人才和高技能人才缺乏，创新型企业家群体亟须发展壮大；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改变，企业自主研发能力不足导致的技术瓶颈问题明显暴露，高度依赖低端加工组装、缺乏技术创新和品牌的产业体系越来越不适应竞争环境的变化，现有技术路线和生产能力面临被淘汰的风险。

·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

从区域差距看，发展不协调是我国长期存在的突出问题。区域发展差距依然较大，一些中西部地区、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仍然较差，发展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还有差距。近年来，区域协调发展又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一些地区人才储备和技术支撑缺口较大、新动能培育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一些资源型省份产业结构单一问题突出、发展面临的困难较多，导致地区发展态势有所分化。例如，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之比2012年已上升到80%，但从2013年开始又有所下降，2016年下降至62.9%，地方人均公共财政支出也呈现类似变化趋势。

从收入差距看，2017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2.71，延续下降态势，但总体上仍然偏高，部分地区的城乡收入倍差还在3倍以上，城乡居民收入还存在较大差距。农村转移人口落户进程不够快，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差距依然较大，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还有十多个点的差距，大量进城的常住农业转移人口还不能享受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同时，农业科技含量、劳动生产率偏低，农村基础设施存在建设等级低、缺乏有效管理养护等突出问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与城镇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从不同群体看，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依然较大。2017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与最低地区的差距仍为3.7倍；全国居民按五等份分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高收入户与低收入户的收入差距仍为10.9倍。

·民生社会领域发展相对滞后

在产业转型、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中，部分地区、产业的摩擦性和结构性失业群体相对增多，直接影响居民收入。受财政收入增幅放缓制约，转移性收入快速增长的压力也在加大。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对脱贫攻坚工作强力推进，大幅减少了我国贫困人口。但消除贫困任务依然艰巨，贫困群体规模仍然较大。特别是扶贫开发难度越来越大，一些贫困者非残即病，劳动能力弱，一些贫困人口居住在深山区、石山区、高寒地区、沙化区和荒漠地区，脱真贫和真脱贫的难度加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还面临不少难题。同时，社会文明水平尚需提高，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亟待增强。对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要求和为全面建成现代化国家奠定坚实基础的要求，我国发展还面临不少亟待化解的难题挑战。

5.3　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党的十九大作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就是发展质量不高的表现。解决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

5.3.1　转变发展方式的攻关期

发展环境和条件的变化，源于我国以往的规模速度型增长越来越难以持续，必须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

·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向中高速转变

1978—2017年，我国经济保持年均9.6%的持续高速增长，部分年份增长速度在两位数以上，在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同期增长中名列前茅。而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一个最直观的特点就是经济增速转向6%左右的中高速增长。图5.10展现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每个五年经济增速的变化。

资料来源：“六五”至“十二五”时期的经济增速根据历年统计年鉴计算得出。“十三五”时期的经济增速来自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的预期性指标。

·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过去40年，在经济快速增长中，土地、资本、劳动力、能源等要素投入的绝对数量大，而资本回报率、劳动生产率、资源能源利用率等不尽如人意。这种投入产出模式，导致并强化了要素投入结构、产业结构、需求结构等矛盾，而结构性矛盾的加剧又对经济正常循环造成阻碍，增加了宏观经济运行的潜在风险；高污染、高排放与高投入相伴而生，让增长付出了高昂的环境成本，使生态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高质量发展要求宏观战略、发展政策不能仅仅着眼于短期增长和需求刺激，而要更多从生产率的提升着眼，更多从供给端的改善入手，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核心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激发经济增长潜能。既要继续优化劳动力等要素流动的市场环境，延长要素在部门间流动配置带来效率提升的周期；又要更加重视人力资本积累，使其成为与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等相配套的有效载体，进而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

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么大的块头、这么大的基数，再追求两位数的增长是不现实的。国际经验也表明，如果不顾潜在增长条件变化，强行通过政策激励拉高经济增速是不可行的。比如，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经济出现衰退，日元升值是一个原因，但主要原因是采取宽松货币政策应对经济下行，最终引发滞胀和资产泡沫，陷入“失去的二十年”。推动经济增长向高质量、高效益模式转变，不是非黑即白的关系，提升质量并不意味着增长速度的大幅下降，而是寻找一个更为合适的增长速度。我们既要尊重客观规律，承认经济高速增长的自然回落和资源环境约束加剧的影响不可回避，又要看到我国市场需求可以支撑持续健康增长、资本积累仍会贡献空间等有利因素，更要看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作为增长新动能的巨大潜力。

罗斯托的经济发展六阶段理论

罗斯托在其1960年出版的《经济增长的阶段》中，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划分为五个阶段：传统社会阶段、起飞前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和大众高消费阶段。后来，在1970年出版的《政治和成长阶段》中，又提出“追求生活质量”的第六阶段，与波特主要强调增长的要素特征不同，这六个阶段的划分侧重于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在起飞阶段，一国需要通过生产性投资加速资本积累，工业作为主导产业迅速成长。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渐减小。到工业化中后期，一国将进入高额群众消费阶段，消费逐渐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社会注意力将从生产转向消费，并呈现耐用消费品普及化、闲暇消费崛起和新白领阶层形成三大特征。

5.3.2　优化经济结构的攻关期

外需拉动、投资拉动、工业主导的增长模式越来越不适应新阶段的新要求，优化经济结构、在更高水平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的任务更加迫切。

·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必然选择

工业化先行国家经验显示，随着一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产业结构将不断升级。在工业化前期，工业开始出现加速增长，工业增速明显快于第一和第三产业；在工业化中期，第二产业仍然保持快速增长，但第二产业发展越来越需要第三产业的支撑，第三产业发展速度加快；在工业化后期，在专业化分工深化和居民消费升级的牵引下，第三产业发展将会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部门。从我国发展情况看，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中后期，正处于服务业快速发展、发挥越来越重要支撑作用的阶段。

·贸易结构改善的演进规律

从发达国家经验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日本都经历了出口快速增长期，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但当它们的货物贸易出口额占世界的比重达到10%左右时，出口增速就会出现拐点。从我国情况看，1979年至2012年我国货物出口保持20%左右的年均增长率，2016年货物贸易出口额占世界的比重已经达到13.1%。这意味着我国出口增速的拐点已经到来，再维持出口高增长会越来越难，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将成为主导。

·居民消费升级的内在要求

国际经验显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万国际元是一个重要转折点。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80年代末的韩国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万国际元后，就开始进入居民消费快速升级阶段。据专家测算，2014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折合国际元约1.1万。从近年居民消费支出迅速扩大、服务消费快速增长、居民出境游表现出强大购买力看，我国已进入新消费快速兴起、消费结构快速升级的新阶段。居民消费正从生存型消费加快向发展型、享受型消费转变，消费重点从注重量的满足向追求质的提升转变，消费形式从有形的物质商品向越来越多的服务消费转变，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新的消费热点不断涌现、快速更迭。迫切需要以消费升级为导向，推动产业升级、供给创新，形成投资与消费良性互动、供给与需求动态协调的经济循环新机制。

国际元

多边购买力平价比较中将不同国家货币转换为统一货币的方法，旨在真实地反映出本国货币的价值。

5.3.3　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

在国内外因素综合作用下，我国传统的主要依靠资源要素投入数量、凭借低成本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竞争的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迫切需要向更多依靠创新驱动的发展转变。

1978—2010年间，我国技术进步虽然有了明显改善，但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土地等要素扩张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劳动力规模持续扩大，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从1982年的62 517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99938万人，年均增长1336万人。资本投入大幅增加，总储蓄率不断上升，1984—2010年27年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年均增长19.2%。城镇建设用地规模不断扩大，2010年城镇建设用地39 758万平方米，是1981年的5.9倍。能源消费不断增加，能源消费总量从1980年的60 275万吨标准煤增加到2010年的360 648万吨标准煤。

“十二五”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要素供给条件的变化，劳动力、土地、能源资源等供求关系日益趋紧，成本快速上升。近年来我国工资水平不断上升，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从2000年的9 333元上升到2015年的62 029元，年均增长13.4%。与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之间的差距迅速缩小，成本优势逐步减弱。土地、能源资源等的成本也呈长期上升态势。工业化、城镇化对土地需求的增长与有限的土地资源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建设用地成本不断上升，2008—2015年，主要监测城市综合地价从2 474元/平方米上升到3 633元/平方米。水资源短缺问题凸显，主要能源和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生态环境越来越脆弱，基于原有资源要素禀赋结构的传统比较优势趋于弱化。

波士顿咨询集团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快速上升的劳动力和能源成本削弱了我国的竞争力。我国根据生产率调整后的制造业平均工资十年间翻了三倍，而美国仅上升了27%。目前我国制造业综合成本只比美国低4%，比印度尼西亚、印度、墨西哥、泰国分别高15.7%、10.3%、5.5%和5.5%。一些对成本比较敏感的行业已经将生产制造环节向成本较低的国家转移。

内容小结

本章论述了我国发展的国内环境。从面临的时代特征、发展基础、现实条件和重要问题等方面，讲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家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展条件出现新情况新变化，面临许多问题和挑战。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主要矛盾变化没有改变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加突出，必须加快解决。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向中高速转变，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关键概念

新的历史起点

发展环境和现实条件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

高质量发展阶段

思考讨论题

1.如何深入理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重大历史成就？

2.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发展环境和现实条件发生了哪些深刻变化？对我国发展有哪些影响？

3.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如何认识“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4.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之后，将在哪些方面表现出与“高速增长阶段”不同的特点？

本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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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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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宇燕，《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201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邹至庄，《中国经济指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

刘世锦，《由数量追赶到质量追赶》，中信出版社，2016年。

李扬，《最新国家资产负债表到底揭示了什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刘鹤，《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15。

王缉思，《大国关系：中美关系分道扬镳，还是殊途同归》，中信出版社，2015。

徐宪平，《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从“十二五”看“十三五”》，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