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国际环境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经济已经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度关联，国际环境对我国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分析研判未来的国际环境，不可预见的因素多，难以预测的事情多，很难作出面面俱到全景式的判断，只能力求对面临的主要机遇与挑战有一个基本认识。这里，主要从政治、经济、科技维度进行分析。

4.1　国际政治格局复杂多变

世界多极化

是指国际关系格局由一两个超级大国为中心向由多个实力相当的国家或国家集团组成的力量中心转化的趋势。这是国际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顺应时代发展需求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趋势。

西方国家仍然保持强势地位，但政治极化突出，社会分化严重；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正在改变全球政治经济版图，大国之间争夺全球治理和国际规则制定主导权的较量更趋激烈。

4.1.1　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要变化

新兴市场国家

是指相对于成熟或发达市场而言目前正处于发展中的国家、地区或某一经济体，通常具有劳动力成本低、天然资源丰富的特征。如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和南非“金砖五国”，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土耳其和墨西哥“薄荷四国”等。

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大国力量此消彼长，世界多极化趋势增强，“东升西降”“南升北降”态势明显。发达国家地位和作用相对下降。经济困境、政党争端、民粹政治、社会裂痕等问题日益掣肘西方国家的国际行动能力，面对越来越多的全球治理难题，拿不出有效的解决方案；七国集团难以垄断并主导国际事务。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2016年，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0%，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为38.8%，较2007年提高了10.5个百分点；最具有代表性的“金砖五国”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达到22.4%，较2007年的13.6%提高了8.8个百分点。经济实力的上升带来全球影响力、话语权的增强。

4.1.2　大国博弈与冲突加剧

西方国家社会分化严重

随着世界经济的下行，发达国家增长和分配、资本和劳动、效率和公平的矛盾更加突出。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所著的《21世纪资本论》，用翔实的数据证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已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瑞信研究院发布的2016年度《全球财富报告》显示，处于财富金字塔底层的35亿成年人占全球成年人总数的74.5%，但人均拥有的财富不到1万美元，拥有的总财富仅占全球总财富的2.4%；而3 300万的百万富翁，仅占全球成年人口的0.7%，却拥有着全球45.6%的财富。收入差距扩大，中产阶级萎缩，民众怨恨上升，西方国家枪击、暴力犯罪等极端事件频频发生。

大国关系决定着全球和平稳定大局。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西方发达国家面临政治、经济、社会危机，孤立主义、民粹主义不断滋长，内顾倾向上升，部分国家政治碎片化和意识形态逆主流化现象明显。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在一定程度上是这种思潮、民意的反映。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优先”的理念，实行对外政策上的单边主义、国际贸易中的保护主义、社会领域里的保守排外主义，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形成的国际治理体系、经济全球化进程产生了巨大冲击。美国政府最新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及美国国防部《2018年国防战略报告》，强调当今世界是一个“竞争的新时代”，把中国、俄罗斯视为“战略竞争对手”“首要安全威胁”，称将开展全面竞争；特朗普政府同时还要求北约盟友承担更多的防务费用；没有美国参与、支撑的国际治理体系会变得更加脆弱。这些都将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轨迹，削弱国际秩序的稳定性，导致大国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博弈与冲突更加剧烈，进一步增加世界发展的不确定性。

专栏4.1　特朗普政府的主要政策主张

4.1.3　地缘性风险与全球性挑战交织

大国间地缘政治博弈与部分国家民族主义、极端主义兴起，导致地缘政治关系复杂变化，全球热点地区争端和局部摩擦风险增加。在中东地区，各方利益犬牙交错，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阿拉伯国家之间、伊斯兰教派之间的新老矛盾复杂多变，民族、宗教、政治、领土问题并存交织，而域外大国的干预进一步加剧了中东局势的复杂性。在东北亚地区，朝鲜弃核的最新表态和朝美领导人新加坡峰会虽然使朝核问题出现了转机，朝、韩、美、日、中、俄等国难以建立真正的信任关系，未来地区形势的走向依然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乌克兰地区仍不安宁，西亚北非冲突频发。我国周边地区总体稳定，但南海、钓鱼岛、台湾等问题值得高度关注，外部势力的干预使局面更加复杂，需要严密防范。

人类社会正面临越来越多的共同挑战，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共存。不仅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气候变暖等方面的挑战十分严峻，而且衍生出信息网络安全、恐怖主义、核扩散威胁等一系列新的问题。在反恐领域，“伊斯兰国”、索马里“青年党”等极端组织尽管受到沉重打击，但仍然具有一定势力，肆意在全球范围内煽动引发暴力袭击。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各国之间政策协调难度加大，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一些发达国家在减排问题上有明显倒退现象。此外，食品安全、大规模流行性疾病、跨国刑事犯罪等问题越来越多，海洋权益、极地资源争夺也日趋激烈。

英国脱欧事件

英国远离欧洲大陆，虽然加入欧盟，但由于历史及地缘因素，与欧盟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一直未加入欧元区。欧债危机爆发，英国疑欧力量再度上升。随着欧盟及成员国内部矛盾加深、英国民粹主义思潮抬头和近年来呈现的大党渐衰、小党崛起、选票分散、议程破碎等特点，2016年6月23日，英国举行脱欧公投。投票结果显示，51.9%的英国人投票支持脱欧。2016年6月28日，欧洲议会投票通过决议案，启动英国脱欧程序。2017年12月8日，欧盟宣布与英国达成脱欧协议，英国确定将于2019年3月19日之前正式脱欧。

修昔底德陷阱

由古希腊历史巨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被誉为西方史学之父的修昔底德提出，指的是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就变得不可避免。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雅典和斯巴达两个城邦之间，雅典的急剧崛起震惊了陆地霸主斯巴达，双方之间的威胁和反威胁引发战争，长达30年的战争结束后，两国均遭毁灭。

4.1.4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加速

随着国际力量对比的消长和全球性挑战的增多，国际社会要求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全球治理体系面临困境，现有的治理理念、体系和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国际格局和时代潮流。

第一，全球治理“失序”和“碎片化”。现行全球治理体系是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安全治理体系和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为核心的世界经济治理体系构成的，治理手段主要靠国际组织中国家间的协商和谈判。但当今全球问题的复杂性、多重性、交叉性相互叠加，仅依靠松散的协商和谈判，难以达成真正的全球共识，缺乏有效的治理行为约束。

第二，国际治理体系的公平性不够。现行全球治理的主导力量是发达国家，发达国家通过主导国际规则制定垄断国际事务，维护自身利益，治理方向偏离了维护和弘扬国际公平正义的基本原则。经济治理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主要是由发达国家主导制定的，较多地体现了发达国家的利益，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相对来说体现得不够。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外政策的变化，不仅难以施行有利于世界经济长远发展的治理，反而可能会倾向于对外转嫁矛盾。

第三，全球治理的有效性不够。现有的国际治理旧体系滞后于国际形势新变化。一方面，全球经济治理不能充分适应国际分工深化的新要求，防范和应对金融危机乏力，难以有效化解国际金融市场频繁动荡、资产泡沫积聚等问题。另一方面，国际政策协调难度加大，全球治理制度供给明显不足，难以应对不断扩大的全球治理议程和范围，解决全球性问题时收效甚微。

在此背景下，全球治理新机制正在艰难形成。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金融组织的投票权和话语权进一步增加，“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打破了发达国家在金融领域的垄断；发展中国家倡导的“南南合作”与区域性合作联盟不断发展壮大，提升了全球治理的制度性话语权。顺应时代潮流，我国积极参与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全球治理观，安全观，发展观，正确义利观，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赋予了全球治理新的生命力和闪光点。

我国参与创建的二十国集团（G20）由应对金融危机的临时性机制发展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常态化平台。与传统的西方七国集团（G7）相比，G20更具包容性、普惠性与广泛性。G20作为全球治理新机制的标志，增加了新兴经济体的发言权与代表性，把结构性改革作为破解世界经济难题的主方向，更加注重提出有利于低收入和发展中国家包容性增长的各项举措。

全球治理体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形成了以雅尔塔体系为主要基础的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确立了通过大国合作来保卫和平与发展的原则，建立了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安全治理体系，随着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一系列国际组织的建立，全球治理体系得到不断完善和发展。

G20机制的形成

199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期间，由G7成员、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市场国家、韩国和澳大利亚等非G7发达国家共22个成员国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召开对话会议。1999年再次召开两次对话会议，奠定了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雏形，并选择了由成员国担任轮值主席，不设立秘书处的非正式机制安排。1999年12月15日，首届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德国柏林召开，参加会议的成员为20个，包括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法国、德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意大利、日本、韩国、墨西哥、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南非、土耳其、英国、美国和欧盟。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推动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升级为领导人峰会。2009年的匹兹堡峰会明确了G20是协调全球经济事务的首要平台。G20机制从危机应对为主的机制，转型成为长效经济治理和短期危机应对兼备的机制。2016年9月，习近平主席主持召开G20领导人杭州峰会，首次提出把创新作为全球恢复增长的新动力，首次把结构性改革作为解决世界经济难题的主方向，首次把发展置于宏观政策协调的突出位置，首次形成全球多边投资规则框架，取得了多项开创性、引领性的重要成果，在G20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中国印记。

4.2　世界经济面临深度调整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尽管各国纷纷发力，持续应对，但世界经济的复苏进程曲折艰难。分析世界经济形势，既要看到积极因素在增加，新的动能在集聚，又要看到实行再平衡还需时日，转型尚未结束，世界经济增长趋势和格局变化仍具有不确定性。

4.2.1　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深入发展

经济全球化是时代大潮、发展大势，不可扭转，不可阻挡，但其发展的过程并不平坦。可以预言，经济全球化的速度可能有所放缓，动力可能有所转换，规则可能有所改变。

经济全球化

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

·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思潮抬头

历史上，每次面对经济危机和处于下行周期时，各国一般容易采取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实施多种多样的贸易保护手段。这次也不例外，近年来世界经济疲弱，发展失衡、治理困境、财政赤字等问题更加突出，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给全球化进程蒙上了阴影。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2017年贸易发展年度总报告》显示，2016年10月到2017年10月，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实施了108项新的贸易限制措施，包括新增关税、数量限制等，相当于平均每月有近9项新措施出台。其中，美国是采取贸易保护政策最多的国家。特朗普政府提出退出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和墨西哥产品征收高关税、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多项反全球化主张。贸易保护导致的贸易成本上升，已经成为影响全球贸易复苏的重要阻碍。

·多边贸易体制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贸易大崩溃

2009年全球贸易大幅下降12%，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降幅，被称为“贸易大崩溃”，其影响至今尚未消散。贸易大崩溃时，货物贸易下降幅度大于服务贸易，货物贸易中的耐用品下降幅度大于非耐用品（消费品），导致货物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耐用品占货物贸易的比重均下降。由于货物贸易和耐用品的收入弹性大于服务贸易和消费品，在接下来的这几年，即便相同的经济增速，对贸易的拉动力也将明显减弱。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全球价值链的损害，是目前贸易增速低于经济增速的重要原因。全球价值链的修复并非一日之功，只能在经济稳步、持续的复苏中得以改善。

全球贸易体系正经历自1994年乌拉圭回合谈判以来最大的一轮重构。世界贸易组织在多边贸易体制的核心地位有所削弱，启动于2001年的多哈回合谈判长期以来陷入停滞，虽然达成了《贸易便利化协定》和《信息技术协定》扩围协议，但仍无法实现全球性多边协议的突破。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贸易安排一直是驱动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的两个轮子。多哈回合谈判受阻滞后，区域合作呈显著加强态势。奥巴马担任美国总统期间，联手有关国家出于对世界贸易组织新一轮谈判进展缓慢、对现有公平竞争机制的不满，启动了更高标准的区域性自由贸易机制《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太平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企图用新的区域性贸易机制替代世界贸易组织多边机制，与此同时，更多区域贸易协定也相继出现，引起了人们对全球贸易体制碎片化的担忧。特别是一些国家试图通过主导区域性经贸协定的谈判，限制和排除区域外的竞争，加剧了“重区域主义”而“轻多边主义”的倾向。特朗普政府对现有贸易体制的不满更是溢于言表，不仅退出了TPP，还扬言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

·世界贸易增长进入一个较长的低谷期

近些年，全球贸易增速持续低于经济增速，世界贸易额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持续下降。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全球贸易增速已从1990—2008年的年均7%降至2009—2015年的年均3%。2016年全球实际贸易量增速仅为1.3%，不仅低于全球经济增速，也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增长率。尽管在全球投资增加的带动下，2017年世界贸易增速有所提高，并再次高于全球收入增速，但未来趋势是否稳定依然值得怀疑。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罗伯托·阿泽维多认为，贸易增长的急剧减速是严重的，这对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是一个重要的警钟及信号。全球贸易增长仍然面临减速风险，各国应予以充分的重视并通力合作。

4.2.2　世界经济在调整中艰难复苏

国际金融危机严重损害了世界经济的增长机制。虽然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有10年，但世界经济尚未走出亚健康和弱复苏的调整期，增长水平尚未恢复到危机前。

·世界经济内生动力仍然不足

无论从深度、广度还是持续期看，本轮国际金融危机都是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虽然近期世界经济呈现回暖向好态势，但全球新的增长动力并没有完全形成。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结构性问题远未解决，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的外部风险和压力增大。世界经济在“负重前行”，缺乏内生动力。研究表明，劳动生产率增长乏力已成为长期性趋势和全球性问题。欧盟、日本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始于20世纪90年代，美国从2005年起出现下降，韩国的增长率已从20世纪70年代的6%下降到3%，背后的原因是人口老龄化加速，人力资本效率降低，“僵尸企业”数量增加，技术创新的“时滞效应”，等等。

·主要国家发展态势和政策取向面临不确定性

从发达经济体看，美国经济复苏进程相对较为顺利，失业率大幅下降，经济表现有所改善。2018年1月，美国失业率保持在4.1%的历史低位，而上一轮失业率降至4%左右还是在2000年左右。欧洲和日本经济复苏相对缓慢，但2017年经济也有所回升。从发展中经济体看，中国和印度仍保持较高经济增速，巴西和俄罗斯经济继2016年明显收缩之后有所改善。尽管2017年全球经济首次同步复苏，但2018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提出，这并非“新常态”，世界经济仍然面临中期下行风险，当前势头的持久性依然值得怀疑。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主要国家开启了长达10年的货币宽松时代，现在美元加息、货币减量，未来的货币政策将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此外，过去几年发达经济体的财政政策总体上从紧缩转为大致中性，未来美国的财政政策即将转向明显的扩张。主要国家宏观政策的变化，将对国际经济产生复杂影响，并可能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明显的外溢效应。

·未来一段时期世界和主要国家增长预测

从中长期看，全球经济仍然面临诸多复杂挑战。人口老龄化、债务规模攀升、科技革命尚在孕育等因素使全球增长潜力受限，新的增长动能仍然缺乏，潜在增长率增速低迷，为寻求走出增长困境的良方，各国纷纷推进结构性改革。如果不发生突破性的技术进步，世界经济增长很难恢复到金融危机以前的高速增长。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8年4月公布的《世界经济展望》预计，未来两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3.9%（见图4.1、图4.2），不及国际金融危机前10年4.2%的平均增速（见表4.1）。

全球人口老龄化趋势

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17年修订版）报告显示，目前全球60岁及以上人口为9.62亿人，到2050年这一年龄层的人口数量将是现在的2倍多，达到21亿人；2100年将是现在的3倍多，达到31亿人。一些国家的人口老龄化现象已持续较长时间，其中，日本60岁及以上人口已占其总人口的33%，意大利占到29%，葡萄牙、保加利亚和芬兰都占到28%，均列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问题最严重的国家前列。中国人口老龄化在加速，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6%。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大型企业联合会研究报告。

表4.1　全球主要国家经济发展预测

单位：%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8年4月。

4.2.3　国际经济格局正在重构

危机打破了原有的全球经济格局，国际分工格局深刻调整，对世界经济的影响重要而深远。全球经济重心继续向亚太转移。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大势难逆，而亚太地区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最为活跃、最具潜力，这将牵引全球经济重心进一步向亚太转移。国际分工格局面临深刻调整，为实现经济再平衡，美欧等发达国家积极推动制造业回归和扩大产品出口，美国实施重振制造业战略和出口倍增计划，与中国的产业竞争由互补为主向竞争为主转变，对我国出口需求增长和产业结构向中高端迈进形成重大挑战。发展中国家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凭借劳动力成本和自然资源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对我国中低端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挤压。“高端回流，低端转移”将是未来我国产业竞争的新特点。

国际能源版图和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见图4.3）。为应对气候变化、改善能源安全，各国推动能源体系向清洁、低碳、多元方向发展。预计未来数十年中，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和天然气将重塑能源结构，成为满足能源需求的主力军，化石能源在能源生产和消费中所占的比重将逐步降低。美国的页岩油革命改变了全球能源供求版图。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能源消费国，其能源自给率将大幅提高，天然气将转为净出口，在全球能源格局中由需求方转变为供给方和需求方双重角色。亚洲能源需求将快速增长，未来我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天然气进口国，印度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煤炭进口国。美国页岩油气的产量不断上升，从边际生产者成为重要供给者，会对全球石油供给产生重大影响。能源供求版图的变化，将牵动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变化，对我国维护能源运输通道安全和应对地缘政治关系变化都提出了新的挑战。

资料来源：《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7》。

4.3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

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危机往往孕育着新的科技革命，科技的重大创新突破往往引发新的产业变革。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科技革命，都深刻影响了世界的发展面貌和力量格局。当前，从全球范围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

4.3.1　人类社会又一次进入创新活跃期

全球科技创新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和特征，一些重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已经呈现出革命性突破的先兆，带动了关键技术交叉融合、群体跃进。

·科技革命积累新能量

近年来，学科交叉融合加速，新兴学科不断涌现，前沿领域持续延伸，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意识本质等基础科学领域正在或有望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技术广泛渗透，带动几乎所有领域发生了以绿色、智能、泛在为特征的群体性技术革命。传统意义上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产业化的边界日趋模糊，科技创新的链条更加灵巧，技术更新和成果转化更加快捷，产业更新换代不断加快。科技创新活动不断突破地域、组织、技术的界限，演化为创新体系的竞争，创新战略竞争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准确预测新一轮科技革命会在哪些领域率先取得突破难度很大，但是综合考虑学科的研究进展、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以及科技知识体系的内在矛盾，可以对存在突破可能的领域进行重点把握。国内外许多机构和不少专家学者都对科技创新的方向和趋势进行了研究和预测。

专栏4.2　《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发布的2017年、2018年全球十大突破性技术

·产业变革孕育新突破

在技术进步的驱动下，产业变革也蓄势待发。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布了一项报告，提出了12项未来可能改变生活、企业与全球经济的颠覆性科技。后来麦肯锡城市中国计划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深化，总结出14项颠覆性技术（见表4.2）。普华永道在其研究报告中提出，人工智能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并预测到2030年人工智能将带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近16万亿元。

表4.2　麦肯锡管理咨询公司提出的十二大颠覆技术及经济价值

注：以上均预测到2025年。

4.3.2　主要国家加速培育新的增长动力

面对世界科技创新发展新趋势，主要国家都在寻找科技创新突破口，纷纷把科技投资作为战略性投资，超前部署和发展前沿技术及战略产业，力图抢占未来经济科技发展先机，占据国际竞争的有利地位（见表4.3）。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NEC）与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联合发布的2015版《美国国家创新战略》，紧紧围绕国家重点领域，首次公布了维持创新生态系统的六个关键要素：投资基础创新领域；鼓励私人部门创新；培养更多创新人才；创造高质量就业岗位和促进经济增长；推动国家重点创新领域取得突破；建设创新型政府。日本《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16—2020年）》提出了“超智能社会”的概念，提出通过网络空间和现实空间的融合，最大限度地促进、利用和深化信息技术与物联网发展，促进生产方式、工作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广泛变化。世界主要国家在出台新的创新战略的同时，也纷纷加大投入，加强人才、专利、标准等战略性创新资源的争夺。

表4.3　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科技创新战略

4.3.3　国内外经济转型形成历史性交汇

历史经验证明，谁能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抓住先机，谁就能在世界发展中占据领先地位。近代以后，由于国内外的各种原因，我国屡次错失科技革命发展先机。当前这场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形成历史性交汇。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科学、技术、文教和人才方面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必须全力推进现代经济体系的建设，面临的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要求也愈加迫切。这一交汇，为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重大历史性机遇。

来而不可失者时也，蹈而不可失者机也。

——苏轼《代侯公说项羽辞》

颠覆性技术

是相对于渐进式创新而言的技术创新，是一种另辟蹊径、对已有传统或主流技术途径产生整体或根本性替代效果的技术。它可能是全新的技术，也可能是现有技术的跨学科、跨领域应用。

但也要看到，世界科技和产业竞争日趋激烈。如果我们再次错失科技和产业革命带来的巨大机遇，不仅可能会面临与发达国家科技实力和产业竞争力差距进一步拉大的风险、被锁定在国际分工低端环节，而且在原有技术和产业背景下形成的庞大生产能力也将面临颠覆性技术冲击的挑战。因此，必须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加快各领域科技创新，掌握全球科技竞争先机。

内容小结

本章论述了我国发展的国际环境。主要从政治、经济、科技三个维度分析变化趋势。从国际政治格局看，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要变化，发达国家的地位和作用相对下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大国博弈和冲突加剧，地区性风险与全球性挑战交织，国际政治领域的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加速。从世界经济发展看，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深入发展；世界经济在调整中艰难复苏；国际经济格局正在重构。从科技产业变革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人类社会又一次进入创新活跃期；主要国家加速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国内外经济转型形成历史性交汇。

关键概念

国际政治格局

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世界经济调整重构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思考讨论题

1.如何看待国际力量对比和大国关系的变化及对国际格局带来的深刻影响？

2.请你谈谈我国在参与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的角色及作用。

3.你对经济全球化以及今后一个时期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怎么看？

4.你认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最具突破性、影响力的是哪些领域、哪些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