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丹尼尔·贝尔的文学式社会预测理论

丹尼尔·贝尔是专门研究“后工业社会”的美国社会理论家。他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担任社会学教授，继承了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传统和经验主义方法论，同时又综合托克维尔（Charles Alexis Clérel de Tocqueville，1805—1859）、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韦伯（Max Weber，1864—1920）、熊彼特（Jorseph Aloys Schumpeter，1883—1950）和雷蒙德·阿隆（Raymond Aron，1905—1983）的社会思想，系统地总结了西方社会自20世纪60年代后的文化变迁总状况，提出了关于“后工业社会”的理论。他的主要著作包括：《意识形态的终结》（The End of Ideology，1962）、《一般教育的改革》（The Reforming of General Education，1966）、《后工业社会的到来》（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1976［1973］）和《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 of Capitalism，1978［1976］）。

第一项　贝尔的基本社会观

关于他自己的基本社会观点，贝尔曾经坦率地说：“我在经济方面是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而在文化上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许多人会认为这样的命题是很奇怪的，似乎一个人在某一个领域内是激进主义者，他在其他一切领域也就必定是激进主义者，而如果他在某一个领域是保守主义者，那么他在其他一切领域也必定是保守主义者。这样的命题会在社会学和道德方面造成误导，将不同领域的性质混淆起来。”（Bell，D.1978［1976］：xi-xii）

显然，贝尔把社会区分为三个基本领域，即经济、政治和文化。在他看来，三大领域各有其特殊的结构和运作规律，必须分别地加以研究。社会学家只有严格区分三大领域，并针对各个领域的特征揭示其基本问题，才能进一步深刻把握整个社会的结构，并做出恰当的“预测”（forecasting）。但是，另一方面，社会的三大领域并不是相互割裂和相互脱节的。社会学家必须研究三大领域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合理的预测。贝尔期望社会学研究能够为对社会中影响着重大事件的人们提出恰当的参考意见。

因此，“预测”是贝尔社会理论的一个基本范畴，也是他进行社会分析的出发点和基本目标。他说：“《后工业社会的到来》（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1976［1973］）这本书是关于社会预测的论著。但是，一个人可以预测未来吗？这是一个令人误解的问题。如果仅仅由于不存在‘未来’这种事作为逻辑理由的话，人们是不可能进行预测的。以这种方式来使用‘未来’这个词，就是把它异化，也就是假设这样一种实体是一种实在。实际上，‘未来’是一个相对的词，人们只能讨论关于某事的未来。这篇论著就是讨论先进工业社会的未来。预测不同于预见（prediction）。尽管这种区分是任意的，但仍然必须加以区分。预见通常是关于各种事件，例如人们想要在一场选举中获胜，或者一个国家是否会发生战争，谁会在战争中获胜，预见一个新的发明的特点等等。他们讨论的重点是决策。这类预见，如果可能的话，并不可能加以统一公式化，也就是说，不可能归属于某些规则。对事件的预言从根本上说是很困难的。……所以，预见是一种功能，它是广泛地涉及详尽内在知识以及通过长期介入情境而获得的判断。与此不同，当存在着事件和现象的规则性和重复性的情况下，当存在着持续的趋向和潮流，而且这些趋向和潮流，即使是没有准确的轨迹，也可以通过统计上的时间系列加以监控，或者可以作为历史的趋势而加以概括的时候，预测是可能的。因此，预测必然涉及各种可能性以及各种可能的规划。”（Bell，D.1976［1973］：3-4）

在贝尔看来，“预测”概念作为社会研究的中心，是针对当代社会的基本变化而提出的。早期的古典社会学，以自然科学为榜样，只热衷于探索社会及其发展的规律或通则，并试图预见社会的各种事件。但是，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的到来，要求社会的决策者和社会学家一起勾勒出当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并从中预测各种可能性。这种预测，就其方法论基础而言，一方面涵盖了古典社会学所采用过的经验描述和分析的基本方法，另一方面，又要求把握当代社会中不断重复的规则性和一贯的趋向。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预测要求把宏观的理论观点同具体的社会学分析结合起来。在后工业社会中，社会预测之所以必要和可能，是因为社会中那些影响着事件的人们，已经具备较高程度的理性。正如下一项将要详加分析的那样，后工业社会的一个基本特点，是该社会发展趋势越来越决定于决策过程，决定于能在决策中使用权力和使用理性的一批重要人物，其中主要的是掌握实际权力和掌握强大科学技术能力的人们。

作为社会的一个基本领域，经济活动的主要内容是满足社会中各个人的“需求”（needs）和“意愿”（wants）。为了使社会协调地运作，经济活动必须对于各人的需求和意愿进行严格的区分，并在区分的基础上给予不同的满足。所谓“需求”，就是作为人种的成员的所有个人在生活上所基本需要的。“意愿”则是根据个人自身不同的品味和性格而产生的各种不同的欲望（desires）。因此，社会的首要义务就是满足各个成员的最基本需求，不然的话，个人就不能圆满地成为社会的“公民”（full citizens of the society）。

与以往传统社会理论家和经济学家一样，贝尔认为任何社会都必须把握其成员的基本需求的内容，并以合理的结构和分配规则，恰当地满足这些基本需求。尽管社会成员的需求是难以精确界定的，但是贝尔认为，对社会来说，最主要的是要鉴别个人需求在两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方面是指人的生存所绝对必需的，另一方面是为了追求优越性，并满足提高社会地位的欲望的那些内容。关于这两类需求，贝尔基本上接受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的观点和标准。在贝尔看来，第一方面的需求是固定的，而第二方面的需求则是变动性的，可以随着社会情境的许可，表现出不同的可能性和实现程度。

在贝尔看来，经济活动的运作必须同满足社会成员的需求和意愿相协调，但同时，也必须从整个社会结构和社会协调原则，去处理经济领域的各种活动和政策。他认为，判断经济领域中各种需求和意愿的合理性，不但要依据经济领域本身的状况及其可能性，还要考虑到对于整个社会结构的平衡性所产生的影响。因此，他说：“在经济领域中，我认为在采纳使经济政策正当化的价值标准方面，整个社会共同体是优先于个人的。在这方面，首先必须考虑到一个社会的财富资源，把它作为实现社会最低限度分配的标准，使得每个人能够过着有自我尊严的生活，以便能成为社会共同体的成员。具体地说，这意味着建立一整套的优先规则，保障每个人所寻找的工作，确立一定程度的安全制度去对抗市场的各种偶然性，并使人们能享有医学上的适当保护，以防止各种灾害和疾病的危害。”（Bell，D.1978［1976］：xii-xiii）正因为这样，贝尔主张，一个合理的社会所必须实现的最低限度要求，是满足各个家庭的基本生活需求。贝尔认为，个人的财富不应该以任何借口转换成为与经济领域无关的特权，否则的话，就将导致社会的非正义，不利于维系社会结构的正常运作。

在政治领域，贝尔基本上是遵循康德的古典政治理论和自由观。他认为，政治活动最基本的功能和任务是正确地区分公众（public）和私人（private）两个不同的领域。政治领域中的主要行动者是个人而不是群体，不管这些群体是家庭的，或是企业的、教会的、种族的或少数派的组织。贝尔指出，严格区分公众和私人两大领域，是尊重个人自由，因而也是严格遵守政治生活中的基本民主原则的基础。

在公众领域内，法制通行于所有的部门。而法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保障和实现人人平等，并使一切法制的执行程序化。符合正义原则的法制，并不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而是力求平等地对待所有的人，不靠法制的威力而强求人为的“平等”。私人领域，包括道德的和经济的行为，应该允许各个方面的人做出他们自己的决策，容许充分的自决，只要他们的个人行为不影响公众领域正常运作，例如，某些色情活动或者污染行为。

在文化领域中，贝尔强调传统、鉴赏的客观判断标准以及立足于丰富经验和教育基础上的权威的重要性。他认为，文化应该为人类的生命过程提供诠释的系统，有利于克服人类生存中的各种困境。正因为这样，他说：“传统成为任何一种文化的生命力的基本因素，因为它是使人的记忆连贯起来，并告诉我们先人是如何处理同样的困境的。”（Ibid.：xv）同样的道理，贝尔之所以强调美的客观鉴别标准的重要性，就是为了维护文化本身的生命力及其历史经验。在他看来，面对当代文化各种“反文化因素”的泛滥，面对当代艺术创作无视美丑客观标准的过分偏差，面对当代艺术彻底消除艺术与非艺术的区别的倾向，再次强调美的客观鉴别标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贝尔认为，文化应该不同于现实生活，而文化的生命力正是在于它对生活的超越。真正的文化创作要达到美的鉴赏标准，必须经过长期的努力和训练，必须对于人类历史社会的各种经验有充分的认识和体验。所有这些，并不是能够在直接的现实生活中轻而易举地学到的。贝尔显然是在影射当代各种艺术创作的低劣和庸俗。至于文学艺术和文化生活中的权威，在他看来，是培养和教育文化能力的必要条件。

总的来说，贝尔一方面区分了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领域及其特殊规律性，另一方面又强调三者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统一性。他认为，建立合理社会的基本要求应该包括：在经济上保障社会成员最低限度的经济需求，保障每个社会成员的自尊性和公民身份；在政治上保障每个社会成员能够取得相应于他们的能力和努力的社会地位；而在文化方面，为了建构一个合理的未来，作为一个文明的社会制度的必要条件，保障过去和现在的连续性。

第二项　后工业社会的基本变化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50年代，是所谓的“冷战时代”。贝尔和法国社会学家阿兰·图雷纳（Alain Touraine，1925—　）一样（详见本书第六篇相关章节），把这一时期也称为“意识形态的时代”。不论是苏联，还是美国，都把统治阶层的思想观点和论述体系奉为标准的意识形态，通过国家权力机构的强制性力量，灌输到社会各阶层中去。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优势功能，是建立在商品生产和商品销售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原则的基础上的。

贝尔观察到20世纪60年代后，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和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他看来，后工业社会主要是在两大方面发生了根本变化，一方面是理论知识跃居中心地位，另一方面则是服务部门领先于生产经济部门而不断扩膨胀（Bell，D.1978［1976］：xix）。第一方面的变化意味着对于科学的依赖性的增加，科学从此变成为发明和组织的主要手段。这样一来，理论知识的扩张，不只是局限于科学知识范围内，而且成为研究和社会活动的组织力量，也成为整个社会各种战略性资源的主要分配依据。第二方面的变化导致服务部门在整个经济领域中的泛滥和称霸地位；而且，不只是成为生产和消费必须以服务部门为中介和目的，而且超出经济之外的整个社会生活领域，也围绕着服务部门而运转起来。

后工业社会的上述两大变化，又引起了整个社会在下列五个方面的变化：

第一，在经济方面，主要的变化表现在从商品生产转化成为以服务为主的经济结构。在贝尔看来，“后工业主义的论题，主要适用于社会结构方面的变化（即技术经济上的秩序），而对于政治和文化，作为社会结构的其他主要组成领域，后工业主义的论题只是间接地适用。”（Bell，D.1976［1973］：xxi）所以，贝尔把经济看做是社会结构的中心部分。根据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生产的特点，就是以商品生产为中心，建构起一个商品拜物教的社会。但是，资本主义国家商品生产经济的发展，经过两三百年的变化之后，造成了生产率的空前提高，商品的产量已经达到了饱和，甚至过剩的程度，同时，也造成了国民收入的提高，使消费活动在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中提升到主要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不但大量劳动力从农业领域转移到工业生产中，而且集中到少数大都市中。劳动力过剩、国民收入的提高、大都市的人口集中化、文化活动的增加，这一切造成了消费的扩大，并使服务行业从过去经典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附属地位提升为经济活动的主要领域。贝尔指出：“当代的美国，是世界上服务部门总产值超出就业总数和国民生产总值一半的唯一的国家。”（Bell，D.1976［1973］：15）后工业社会经济部门的上述变化，使人的活动从生产劳动转变为服务活动，而人的生活从主要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转变为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主。正如贝尔所说：“在前工业社会里，生活首先是一种对抗自然的游戏”（Ibid.：126）；“在工业社会里，生活是一种对抗人造自然的游戏。世界变成为技术的和合理化的世界”；“后工业社会是以服务为基础。因此它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游戏。人们所考虑的并不是粗壮的体力，也不是能量，而是信息。居于中心的人是专业人士，因为他是通过他的教育来训练而被装备起来的，由他提供后工业社会不断需求的各种类型的基能。如果说一个工业社会是由商品货物的数量来界定的，而这些货物标志着人们生活的水准，那么后工业社会是靠生活的品质来界定的，而这种生活品质又是以服务和各种令人舒适的消费品的消耗来测定的。”（Ibid.：126-127）

第二，职业活动领域的结构变化。在职业活动部门，后工业社会中，专门性和技术性的职业成为主要的职业部门。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在经济领域的劳动生产力不断提高的条件下，造成了整个社会人口结构中有文化和受教育的人口总数不断增加。这不仅改变了各个职业领域的受教育者的比例，而且造成了许多以受高等教育和专门技术教育的职业人口所组成的新职业，其中最主要的是技术性的职业和具有专门才能的职业。传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工阶级，也分化成具有特殊技术和专门管理才能的白领阶层和从事普通劳动的广大蓝领阶层。与此同时，受到专门技术教育和高级职业训练的各种专门人才，如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医疗保健人员以及各种各样的高级管理人才，构成了后工业社会各个领域的精英集团，掌握着这些领域的实际领导权和管理权，并同掌握着国家机构各个阶层统治权的政治集团相勾结，成为社会的统治核心。

第三，知识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贝尔认为，工业社会所关心的是围绕着商品生产的人与机器的协调问题。后工业社会则是围绕着知识而组织起来的新社会，知识被用来实行社会控制，并指导革新和社会变迁，从而知识也不断地生产出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社会结构，导致社会政治结构和政治管理机器对知识的高度重视。因此，知识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成为传统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相区别的主要标准。在这一点上，贝尔的观点几乎同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福柯和利奥塔的观点相类似。除了知识在社会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以外，后工业社会知识领域本身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贝尔认为，工业社会所通行的功利主义商业生产原则，使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只注重于经验知识领域；而到了后工业社会，抽象的理论知识和各种高层次的象征性理论知识反而比经验知识更加重要。这些抽象的和高层次的象征性理论知识，往往成为后工业社会统治集团制定和贯彻政策的主要理论基础。

第四，就社会的发展取向而言，科学技术的因素在后工业社会中的优先地位，使后工业社会的发展的未来前景，也纳入到技术发展的视野之内。如果说古典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未来前景还更多地同该社会中的商品生产的盲目竞争性相联系的话，那么后工业社会的未来就更多地受到技术发展的操纵和监控。后工业社会管理技巧的不断提升，也是社会未来前景更加技术化和计划化的重要因素。

第五，在决策方式和获得知识的方法方面，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依靠着现代高科技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享用高科技在管理技术方面的应用成果，使后工业社会的任何领域的管理决策过程，更多地仰赖着高科技的应用程度。而在当代高科技领域中，计算机和信息科学的发展成为决定性的力量。在此情况下，受计算机和信息科学影响的各种智能技术，也被广泛地应用于决策过程和知识的再生产。后工业社会的决策过程和知识再生产的上述特点，可以集中地表现在当代社会各种广告的设计和传播活动中。各种广告设计和传播活动几乎都是靠智能技术和各种复制技巧，使决策和知识再生产过程速度加快，节奏更加紧密。

第三项　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分离

在贝尔看来，后工业社会是发生了重大结构变化的新社会。正如他所说的：“从描述的意义上说，后工业社会有三个组成部分。首先在经济上，发生了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根本变化。其次在技术上，后工业社会是以科学为基础的新型工业为中心的社会。最后，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后工业社会产生了新的技术精英以及相应的社会阶层化原则。”（Bell，D.1976［1973］：487）

贝尔对后工业社会的分析是建立在他关于社会结构的基本理论的基础上的。他认为，人类社会是一种结构系统，而在这系统中权力关系是最主要的。但是，他并不像马克思那样，单纯地把权力关系看做是以经济结构为基础的阶级斗争的产物，而是特别强调后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知识的重要性，同时强调知识的占有和分配对于权力关系的重要性。他认为，后工业社会已经不把财富的物质分配当做权力斗争的中心问题。在后工业社会中，权力斗争主要是围绕着知识的占有和运用。

在贝尔看来，权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决策权。他说：“决定是一种权力事务，而在任何社会里，最尖锐的问题始终都是，由谁掌握权力，以及权力是如何被掌握的。”（Who holds power？And how is power held？）（Ibid.：358）他认为，在任何社会里，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如何取得权力，决定着社会的基础，反过来又是由社会的基础结构，特别是社会的阶层化结构所决定的。为了说明后工业社会权力分配结构的变化，贝尔列出下表比较“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以及“后工业社会”的不同表现：

贝尔指出，在各种社会中，作为社会阶层化和权力关系结构的基础的，是社会的稀有资源的分配。在前工业社会中，作为阶层化和权力分配基础的主要资源是土地，而在工业社会中是机器，到了后工业社会，决定着阶层化和权力分配的主要资源是知识。所以，在后工业社会中，生产着知识的主要基地，包括各个大学和研究机构，就成为权力斗争的焦点。而在这些基地中活动的科学家和高级知识分子，成为社会各领域统治集团争夺和拉拢的对象，他们也就成为社会统治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说，权力网络的形成和运作，主要是靠理性的技术力量和政治精英所掌握的正当化机器的相互结合。

贝尔对工业社会权力结构的论述，是以对该社会阶级结构的分析作为基础的。在这点上，贝尔批判了马克思和韦伯的古典阶级和阶层概念。贝尔说：“阶级，就其最终意义而言，并不是只由组成的某种特殊群体，而是将社会的基础规则加以制度化的系统。这些被制度化的基础规则，是用来规范各种不同的权力及其特权的获取、保持和转移。在西方社会里，主要的统治系统是靠法制保障和维护的财物所有制，而且，还通过婚姻和家庭系统来传递这些财物所有制。但是，在过去的二十到五十年内，上述所有制系统已经被破坏了。在当代的美国社会，存在着三种形式的权力和社会动力。财物所有制的历史形式构成为财富和权力的基础，而继承制则是走向财富和权力的基本途径。与此同时，技术的熟练程度和技巧，也成为权力和地位的基础，而教育则是通向技术熟练性的主要道路。最后还存在着各种政治机构作为权力的基础，而在这方面入门的通道是某种类似机器的组织。”（Bell，D.1976［1973］：361）

在贝尔看来，后工业社会的权力基础以及维持和在分配权力的途径上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更严重的是，上述变化伴随着社会基础结构的根本破坏。他指出，西方社会从前工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后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中，社会基础结构也从“家庭”转变成“政党”再转变成一个个独立的自由的个人。上述权力结构和社会基础结构的转变，为西方后工业社会带来了极大的不稳定性。在这些变化的基础上，后工业社会里出现了一批建立在垄断科学技术基础上的科技精英集团。“这个新的技术精英团的成员，以他们所掌握的决策新技巧，例如系统分析、线性程序化和规划财政预算等等技术，逐步地变成为社会整个决策的过程中的主要力量。”（Ibid.：362）

后工业社会的结构变化，导致社会中三大领域的分离和进一步对立。

在经济领域，由于科学技术革命和管理技术的革命，形成了一个新型的，既有严密等级制又有精细分工的高度自律的系统。追求高效率的功效成为最高的原则，在系统中活动的一切成员都成为高效率运转机器的附属品，甚至是牺牲品，他们的人性因素被彻底地吞噬掉了。

在政治领域，由于社会民主和平等运动的扩大和发展，社会中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群体和组织也相应地增加。为了调和社会各阶层的各种矛盾和争论，为了协调社会各组织之间的冲突，为了更有效地管理社会生活，政府部门不断地扩大官僚科层机构。这些官僚机构的中心任务，是协调各集团之间的利益纷争，并更多地干预经济活动和分配工作，同时加强在国际生活中的各种民间活动。这样一来，政府的官僚机构不断扩大，同时随着管理技术的改善，也使官僚机构进一步分化，造成了政治领域中官僚机构日益增强的相对独立性。

在文化领域中，贝尔认为起着指导作用的基本原则既不是经济效益，也不是权力平等化，而是实现自我表达和自我满足。文化领域中并不追求政治和经济领域中的组织管理模式，而是追求个性化、独创性以及反制度化的精神。

上述变化的结果，使文化成为推动整个社会运作的主要动力，而原先为社会制造财富的生产经济活动，则反过来要尽可能地满足由文化所推动的各种变化的需要。这就使长期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连同其中相对协调的领域，都出现了异常的不平衡状态。贝尔认为，引起当代后工业社会各种危机的主要根源，就是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领域的不协调，甚至相互分离。在三者分离的情况下，在他看来，最难以转变的，也就是说，最含惰性的是经济部门。经济生产部门成为社会的被动领域，尤其是成为不断发生变化的各种生活风格和消费活动的附属部门。而在文化中，那些控制和调动文化创造以及各种时髦生活方式的主要力量是各种媒体系统。这样一来，整个社会任凭文化活动中追求自我表现的创作者的即兴调遣。

第四项　社会预测理论的基本原则

基于上述社会观，贝尔提出了一整套的社会预测理论。贝尔的社会预测同传统社会学所提出的预见工作有根本的区别。在他看来，传统社会学所做的预见只涉及事件的结果，而且这种预见大多数是建立在实证调查和数字统计的推论基础上。譬如，传统社会学对于各次大选所做的各种预测，无非是根据调查数据预见各种获胜的可能性，并分析获胜可能性的各种主要决定性因素。这些传统的预见不可能为社会发展和未来趋势提供规律性的指导方针，也不可能分析出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趋势。与此相反，贝尔的社会预测更多地依赖理性的分析和推论，力图将对社会的宏观理性分析同实际的经验调查相结合，分析出决定着社会发展趋势的主要因素。

贝尔所做的社会预测分成两大层次。在宏观层次上，主要是预测后工业社会未来发展的各种可能性，并从这些可能性的比较中，测定未来社会发展的确定性和冒险性的成分。正如他所说：“我的兴趣在于描述和解释社会现象，也就是描绘出广泛和抽象的现实社会的轮廓，并以此为基础对各种假设进行检验。我的意图并不是要去控制整个社会。这样一种宏观的社会描述，它的科学性并不见得低于学术性的社会学。当然，它并不是文学性的。它是作为一种透视的社会学，是为了达到对于整个世界的成熟而老练的认识目的。这样的社会学一方面使用着与学术性的社会学相关的概念，如群体、地位和社会变迁等，另一方面它却又像文学分析一样，对行动中的精神因素和道德成分感兴趣。”（Bell，D.1962：120）

在贝尔看来，社会预测有不同的形式，而它们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其不同的运用范围和不同的预测技术。为了说明后工业社会的不同的社会预测的重要性，贝尔分别论述了技术预测、人口预测、经济预测、政治预测和其他各种社会预测，其中包括对社会犯罪率、教育、健康、道德、移民以及都市变迁等具体领域的社会预测。

贝尔的社会理论作为一种对未来社会冒险程度的预测，充分考虑到后工业社会科学技术的重要意义，并试图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宏观地和微观地预测社会发展的趋势，分析关系到公众实际利益的各种公众政策的未来结果，并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未来危机和社会矛盾做出预测，尽可能地设计出一系列可以取代潜伏中的矛盾的可能性解决方案，为社会发展提供更多选择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