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艾略特文化诗学批评的文化向度
晚年的艾略特，吸纳了英国文化人类学家泰勒的学术成果，对文化问题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提出了作为社会整体生活方式的文化观念。相应地，艾略特文化诗学批评也呈现出更为深邃广博的文化面向。其代表作有《关于文化的定义的札记》（1948）以及各种学术演讲等如《什么是经典作品》（1945）、《批评的界限》（1956）等。此时的艾略特并未放弃前期语言维度和中期的基督教维度，只是把前二者纳入更为深远的文化视野加以审视，实现了古典精英文化观、基督教文化观和人类学文化观的整合。换言之，在艾略特后期文化诗学批评视域中，基督教与文化已然融为一体，语言维度和基督教维度已然融入文化维度之中，三个面向重新整合。
在《关于文化的定义的札记》中，艾略特反复辨析和论证了文化与宗教既密切联系又不完全等同的相互缠绕的复杂关系，最终实现其将宗教与文化整合为一的理论旨趣。在该书中，艾略特宣称：“我的第一个重要论断是，没有任何一种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不伴随着某种宗教的产生和发展。据本文作者观察，文化一定会作为宗教的产物，或者说，宗教一定会作为文化的产物。”[50]艾略特在书中反反复复地指出，从一个方面看，文化与宗教可视为一个东西；然而，从另一个方面看，又不能把文化与宗教等同起来。[51]艾略特认为，我们可以从某一方面把某种宗教看成某一民族的整个生活方式（whole way of life）。这种生活方式在这个民族的人的一生中，在其每天的生活中，甚至在其睡梦中都存在着，而这种生活方式也就是该民族的文化……从一种观点来说，我们可以把文化和宗教看成同一种东西；而从另外一种观点来看，则又必须把它们分开来。[52]艾略特在此把宗教看作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意在赋予宗教和习俗同等的基础地位，从而化解宗教的神职集团与社会大众的矛盾；同时，实现宗教文化与人类学文化的统一，进而为后期文化诗学批评把宗教维度与文化维度融为一体提供理论依据。
艾略特绕来绕去、极尽笔墨地反复申说文化与宗教两个术语既相互关联，但又不完全等同。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论证：文化体现了宗教精神才有意义，宗教融汇到文化之中才有力量。“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其宗教的体现。”[53]言文化与宗教二者不能分离，强调宗教与文化一样同为社会整体的生活方式；言文化与宗教不能等同，强调宗教比其他文化形式更能赋予生活以价值、信仰和意义。宗教与文化的同一是在无意识层面的，而宗教与文化的不同是在意识层面的。艾略特明确地指出：“如果读者现在持文化和宗教是同一种东西的观点，则必须像本文作者那样，经常提醒自己，文化这个术语……包括一个民族特有的所有活动和兴趣爱好。例如大赛马、亨利赛艇会、帆船比赛、八月十二、足球决赛、赛狗、弹子桌球、飞镖盘、文斯利代尔奶酪、煮熟的卷心菜块、醋渍甜菜根、19世纪哥特式教堂以及埃尔加的音乐。……于是，我们不得不正视一种奇怪的观点，即我们的文化的一部分也就是我们所实践的宗教的一部分。”[54]在此，文化不仅是艺术，而且与宗教、运动、食物、休闲、娱乐一样，同为日常生活。在这个意义上说，宗教与文化是一体之两面，宗教与文化是相反相成、相辅相成、相济相生的关系。文化是整体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从宗教仪式到日常礼仪，从精英的知识生活到大众的日常生活，都属于文化的范畴。宗教则渗透于文化之中，成为文化的精神和灵魂。艾略特在《关于文化的定义的札记》一文中阐发的这个融合精英知识、宗教伦理和日常生活方式的文化观成为艾略特后期文化诗学批评的主要学理依据，对后来的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也有深远影响。
如果说在中期艾略特文化诗学批评视野中，艾略特突出了基督教与古典传统关系，强调了天主教与修道士、专家、学者对普通民众的教育职责，强调了宗教的崇高性，体现了文化精英主义的立场。那么，在后期艾略特文化诗学批评视域中，引入了泰勒的文化人类学的文化观念，把宗教视为社会整体的日常生活方式，其保守的贵族精英立场得到一定程度的克服。后期艾略特心目中的基督教与文化同为全社会最基本的生活方式，已然是一而二、二而一、水乳交融的关系。艾略特指出，宗教与文化是同一的：“在最原始的社会里，宗教活动与非宗教文化之间并无明显的区别。”[55]近代以来则不然，工业革命和机械文明造成了文化根源的失落，工业化、都市化和商业化隔断了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人与自然、人与上帝的联系，并进而造成社会整体文化的解体和近代文化的分裂。“我们必须学会用基督教先辈人的眼光去看世界……我们需要恢复宗教畏惧之感，这样它才可以由宗教希望来加以克服。”[56]后期艾略特的文化理想是重建基督教与社会整体文化的统一。
与阿诺德崇尚“两希”文明或“两希”精神（希腊精神与希伯来精神）不同，艾略特试图通过激活“犹太-基督精神”来拯救西方文明。艾略特认为，当代欧洲社会的困境在于文化与宗教之间的割裂或分离，从而导致文化质量下降。他指出：“目前的这个时代是一个衰落的时代，其文化的标准较50年前为低”。[57]文化的分化和宗教的衰微造成当代文化的衰退：“在西方社会中，正是那些具有或应该具有最为发达的文化的阶级，其某些分化已经开始。社会中不同层次的文化也开始了某种形式的分离。宗教思想及其实践，哲学以及艺术，全部要变成由彼此之间互不往来的集团各自耕作的互不相关的领域”[58]。宗教统一与分裂可能与文化繁荣或衰退恰好重合。基督教是欧洲曾经拥有而在现代正在遭受瓦解的共同文化，应当加以重建。没有共同的信仰，文化的统一是不可能的。正如威廉斯所指出的，艾略特在《一个基督教社会的观念》（The Idea of Christian Society，1939）中所倡导重建的基督教社会，并非要因为批判或抵制工业社会而回归到传统的中世纪教会社会，而是为了疗救工业主义和宪章主义引起的“危机”，为创造新的文化共同体而设立基础。[59]艾略特认为，宗教精神渗透在文化之中，使得文化各个部分成为有机整体。宗教衰落，则会造成有机的共同文化的解体和阶层文化的消亡。艾略特认为，面对西方文明的荒原困境，重建西方文化的统一性势所必然。对于艾略特而言，重构现代社会道德正常秩序，拯救社会文明的唯一途径就是重建基督教社会信仰，恢复共同的基督教精神文化理想，重建一个具有虔诚信仰的基督教理想社会，使宗教重新成为大众日常生活中须臾不可离开的精神支柱和价值源泉。为此，艾略特反复论证宗教与文化同为社会的整体的生活方式，同为使人感到生活值得去过的意义所在。这说明为什么基督教宗教文化的重建问题会成为中后期艾略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共同主题。后期艾略特主张恢复宗教、文化与日常生活的统一，恢复它们同为社会整体生活方式的基础地位，以重建文化与宗教之间的融合，使之成为西方世界共同的文化信仰。进而以此恢复人们的宗教敬畏感，恢复人类与宇宙万物的自然联系，恢复人与上帝的原始联系，恢复人的自然生活和超验生活的和谐统一，恢复诗学秩序与文化秩序、宗教秩序的完美统一。
因此，后期艾略特在《批评的界限》（1956）一文中对新批评流派所谓“纯粹”的“文学”、“文学性”及“文学批评”提出质疑，明确指出：“除了‘文学’之外不对任何别的东西感兴趣的批评家不可能告诉我们多少东西，因为他的文学只会是一个纯粹的抽象物。……文学批评家并不仅仅是一个只了解他批评的作家所必须遵循的规则的技巧专家：批评家必须是一个全面的人，一个有信仰有原则的人，还必须具有生活知识和生活经验。”[60]由此也见出后期艾略特文化诗学越来越与阿诺德的文化主义思想趋同。
由于兼及宗教与文化，艾略特后期文化诗学越加深邃。如果说，艾略特前期语言论诗学更强调历史意识，强调诗人时空整体性的感受力和悟性的重要；那么，在艾略特后期文化诗学批评视域中，“成熟意识”日益占据重要地位。艾略特在《什么是经典作品？》（1945）一文中提出，经典文学作品最重要的品质是成熟，最能反映一个时代或民族的文明的成熟、心智的成熟、习俗的成熟、共同文体的成熟（或语言的成熟），从而具有最大的广涵性或普遍性。在这篇富于创见性的批评文章中，艾略特精彩地论述了经典作品“成熟”品质的内涵、外延、特征及其表现，认为“成熟”性在18世纪英国文学中表现得最充分，而且它们均得益于维吉尔这一楷模。[61]在艾略特认定的经典作品诸因素中，除了心智更接近前期诗学批评中的个人才能，其余则更接近前期诗学批评中的传统。后期艾略特立足文化视域，聚焦心智的成熟问题，整合其余各种文化要素，展开视野宽阔的文化诗学思考。必须指出的是，艾略特后期的“心智”与早期的“感受”之间，仍然具有内在的延续性。
思想与感觉的关系是贯穿艾略特一生的美学思想和批评观念，他始终以思想和感觉的关系（统一、分离与重新统一）作为评论英国诗歌史的核心观点，主张思想的感觉化、感觉的客观化。晚期艾略特文化诗学批评更是进一步重视和强调文化感受力与宗教感受力的关系问题，认为感受力生成了文化，感受力的分化与统一直接关系到文化的分化与统一。他指出：“艺术的感受力由于同宗教的感受力相分离而变得迟钝了，反之亦然。”[62]艾略特主张：文学阅读不仅涉及文学趣味，而且影响整个的人格。文学阅读不仅是娱乐、审美和消遣，而且要影响人类整体的社会生活，影响人类整体的道德生活和宗教生活。[63]
艾略特明确指出：“好的批评家——是这样一种人，他把敏锐、持久的感受力和广泛的、与日俱增的有辨别力的阅读结合在一起。”[64]并且，“审美的感受力必须融入精神的洞察力，而精神的洞察力也必须融入审美的感受力和训练有素的审美趣味之中，此时，我们才有资格对艺术中的颓废倾向或魔鬼行径或虚无主义发表评论。以艺术标准或宗教标准来评论艺术作品，以宗教标准或艺术标准来评论宗教，最终结果都是一样的，尽管这个目的是任何个人均不可能达到的”。[65]
艾略特文化诗学批评理论的创新之处在于，高度重视对文化经验或文化体验的研究。这种对文化经验的重视既得益于艾略特在读研期间对英国新黑格尔主义哲学家布拉特雷经验哲学的钻研和发挥，又受到后期文化人类学的影响。布拉特雷认为，人类最初的原始经验是主客未分的直接经验。艾略特对布拉德雷的经验哲学给予了吸纳和改造，用于自己的诗学批评理论建构。艾略特认为，西方诗人对这种统一感受的客观化表达在但丁那里达到最圆满的理想境界，艾略特因此以但丁《神曲》为西方诗歌的最高典范。在艾略特看来，诗是观念与感受（思想与感觉）的融合，艾略特曾经盛赞玄学派诗歌较为完美地代表了这种融合，称之为“感受的统一性”或“统一的感受”（尽管这种统一发生了某种变异）。后来，艾略特修正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但丁诗歌才具有真正统一的感受性。但丁的诗意世界虽光怪陆离、复杂错综却有了然的单纯与统一，这种统一整合杂多的力量来源于基督教信仰。正是基督教的真理和信仰使但丁诗歌所表达的感受浑然一体。艾略特因此将欧洲诗歌的感受分裂史置于但丁之后，认为此后的西方诗歌史和文学史呈现出衰微与复兴、危机与重建的历史。启蒙诗人偏于理性思想，浪漫诗人偏于主观感受，浪漫主义诗歌是感受分裂的极致状态。艾略特的诗性感受不同于浪漫主义主观感受，而是一种主客未分、非个性化的统一的感受。近代西方人的感觉的统一与分化的历史，表征为西方近代文化的统一与分化的历史。尽管艾略特推崇原始经验，但与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或原始意象理论有所不同。荣格一味强调原始神话的重要，而艾略特重视的却是既古老又现代的文明。艾略特认为，诗人既老又新，诗人比他同时代的人更原始也更文明，从而体现一种感受的统一性（“有思想的感觉”与“有感觉的思想”的统一）。正如美国当代批评家杰弗里·哈特曼所言，批评对艾略特而言就像呼吸一样自然：“他激烈地反对把情感从思想中分解出来，并声称用偏执的——即独立的——哲理探讨不可能弥补一种已经失去的思想与情感的统一。”[66]与此类似，艾略特的时间意识和历史意识也比荣格更为辩证。或者说，艾略特秉持的是一种双重的时间观：一方面强调进步性，强调时间的重要；另一方面强调永恒性，强调超时间性。因此，艾略特的历史意识是时间意识与超时间意识的融合。正因为此，艾略特本人的诗歌创作，从语言、意象、宗教和文化等多角度，实现了感受与思想、经典与大众、高雅与通俗、世俗与神圣、此在与彼在、短暂与永恒、相对与绝对、原始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辩证综合和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