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军事思想概述

一、形成与发展

军事思想主要是指关于战争和军队问题的具有根本性质的认识，是军事科学的一个分支。不同的时代、阶级、国家和人物，有着不同的军事思想。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军事思想产生也比较早。中国古代的军事思想萌芽于殷商，形成于西周，成熟于春秋战国，发展于秦朝至清前期。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军事思想以御辱图强为主线，吸收西方军事文化，开始向近代转化。

在原始社会晚期，部落之间为了争取生存条件或为了血缘复仇展开了原始的掠夺和残杀，这便是最早的战争。当时的战争还只是萌芽形态的战争，具有后来战争的属性，但并不具有阶级奴役、剥削和侵略的性质，当时的人们对战争的认识也还是直观的，没有形成系统的军事思想。

到公元前21世纪，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建立，随着阶级的产生、国家的出现，战争开始成为阶级统治、维护阶级利益和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有了战争，便有了进行战争的指导思想。当时每遇战争或祭祀都要进行占卜以问吉凶，并将结果刻于甲骨和后来的青铜器上，所以甲骨文和金文中关于战争与军队的记载甚多。从当时的记载和战争的实际情况来看，战争不再是乌合之众的打斗和角力斗勇，已开始讲究战略战术了，如巧设埋伏等，这说明我国古代军事思想已经萌芽。

西周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规模扩大，带来了经济的发展，也使得战争日趋频繁，军事制度不断健全，出现了青铜兵器，投入的兵力不断增多，战争的规模不断扩大，这一切都推动了战略战术的变化。西周时期出现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两部兵书——《军志》和《军政》。这两部书虽已失传，但从其他论著的引文中可知，这两部书涉及战争观、战略战术、作战指导原则等内容，是西周时期军事思想的代表作，标志着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形成。

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分裂、动荡和战争时间最长的时期。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兵器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出现了更加坚韧锋利的兵器。以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为主的众多国家进行了长期的争霸和兼并战争，连绵的战争提高了人们对战争的认识，推动了军事理论和战争实践的发展。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军事家不断涌现，如孙武、吴起、孙膑、尉缭等，他们不但指挥战争，而且对战争进行研究和总结。除了兵家之外，其他学派的思想家也加入了谈兵论兵的行列。这一时期产生的众多兵书，如《孙子兵法》（又称《孙子》）、《吴子》《孙膑兵法》等，都是我国古代军事思想中的巨著。这些兵书确立了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基本理论，探讨了战争爆发的原因、性质和决定战争胜败的基本因素等，总结了一些带有普遍性的战争规律，形成了较系统、较完善的军事思想体系。

秦朝至清前期是我国军事思想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了武器装备的发展和战争形态的变化。秦汉时期，冶铁技术的发展，使武器装备进入了铁兵器为主的时代，战争以骑兵为主要作战兵种；唐朝时发明的火药，在宋朝用于军事，开始出现热兵器，并出现了水军；明清时期，是由冷兵器向冷热兵器并用过渡的时代，出现了独立的水师、炮兵、工兵及其他技术兵种。各个时期，随着武器装备的改进和兵种的增多，战争越来越复杂，不论是在军队编制还是在战法上都出现了一系列显著的变化，历代兵书的内容也随之丰富和扩大。秦汉以前的兵书记载的内容基本上只有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类，秦汉时期的著名兵书《三略》《淮南子·兵略训》等继承了孙武的军事思想，使汉初已经建立起来的由战略学、战术学、军事地形学、军事气象学、兵器学等构成的军事科学体系更加完整。宋元时期出现了《武经总要》《历代兵制》《守城录》《百奇法》等军事著作，内容涉及军事组织、军事制度、用兵选将、骑乘训练、行军宿营、阵法、武器装备的制造和使用、军事地理等。明清时期是我国古代军事思想发展的又一个高潮，军事著述十分丰富。据记载，这一时期各类兵书达1 300多种，现存比较著名的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武备志》《筹海图编》《武编》《阵纪》《兵迹》《兵经百篇》等。这些兵书显示了注重发扬火力、纵深配置、协同动作等近代战略战术原则。

1842年之后，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社会，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时，西方已是以使用热兵器为主，而中国还处于冷、热兵器并用的时代。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的军事活动就带有了明显的反侵略和御辱图强的色彩，中国的军事思想也开始进入了抛弃传统糟粕、吸取西方文化的近代化过程。鸦片战争时期，西方国家从海上入侵中国，中国军事思想的近代化就从师夷长技、筹办海防开始，随后历经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袁世凯、孙中山等人，中国军事思想从主张学习西方的思想技艺上升到主张学习西方军事制度和练兵方法，开始引进西方的军事理论和军事学术，中国的军事思想不断向深层次发展。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是和自强御辱、救亡图存的爱国思想及学习西方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

二、体系与内容

中国军事思想体系完整，内容丰富，不同时期的军事思想具有不同时期的体系和内容。

（一）中国古代军事思想

中国古代的军事思想主要包括战争的起因、性质、作用和决定战争胜负因素的理论、将帅修养理论、治军理论、作战指导思想和战争谋略理论等。

1.关于战争的起因、性质和作用

战争的起因是人们认识战争的一个关键问题。吴起指出，战争的起因有五：“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德）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吴起认为，争夺霸主地位、土地、财产和人口会挑起战争，政治上的动乱和灾荒也会引起战争，仇恨的增加也会引起战争。吴起的分析没有揭示出战争的本质，但他已经开始从各种矛盾不可调和的角度来探讨战争的起因，这种归纳和论述是有积极意义的。

关于战争的性质，我国古代兵书早有论述。春秋时期人们已开始用“有道”“无道”来评价战争；战国初期，吴起将战争分为五类，其中“义兵”指的是正义战争，而“强兵”“刚兵”“暴兵”“逆兵”指的则是非正义战争。这种分类不仅是明确的，而且已经触及战争的本质。

关于战争的作用，我国早期的军事理论家大多认为，战争是制止暴乱、支持正义的手段。尉缭说：“故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他认为战争是用来镇压暴乱、制止不义行为的。司马穰苴在《司马穰苴兵法》中也提出：“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这就明确指出正义战争具有制止非正义战争的作用。

2.关于治军思想

治军思想是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时期的军事理论家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论述。

我国古代的军事理论家已经认识到将帅对军队和战争的重要性，他们都提出了自己的选将标准。《孙子》提出“智”“信”“仁”“勇”“严”，《吴子》提出“理”“备”“果”“戒”“约”，《六韬》则提出“勇”“智”“仁”“信”“忠”。这些标准说法不一，但基本原则是一样的：将帅不仅要有良好的政治修养和个人品行，更重要的是要有军事才干，有指挥艺术，即将帅要德才兼备，智勇双全。

对于练兵，我国古代已经提出从严治军的思想和教戒为先的原则。吴起在《吴子》一书中指出，兵“以治为胜”，认为军队的战斗力在于治军上，而“用兵之法，教戒为先”，明确提出把军队的教育训练放在首位。司马穰苴也指出“士不先教，不可用也”，即士兵不先进行训练是不能去打仗的。我国古代这些治军思想的精华对于今天我们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仍然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3.关于战略谋划思想

所谓战争谋略，就是指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以达到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目的，我国古代称之为“庙算”，即在庙堂之上对战争进行谋划预测。我国古代军事家非常重视战争谋划，孙武在《孙子·谋攻篇》中提出“上兵伐谋”，即指用兵之道，谋划为先，通过制定一个万全之策，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诸葛亮也说，“用兵之道，先定其谋，然后乃施其事”，即战争要先制定战略，然后才能施行。

但战场的形势是随时变化的，军事家们又提出要根据形势的变化制定权谋。《孙子》提出“因利而制权”，又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正是因为战争的形势是随时变化的，这就要求战争指导者必须根据不断变化的战争形势修正战争指导谋略，正如《草庐经略》所言，战争指导者要时刻“因其形而用其权”，努力做到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4.关于战争与政治、经济的关系

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历来是军事家们探讨的问题之一。我国古代军事家尉缭认为政治是根本，只有将政治和战争统一起来，才能取得预期的胜利。在《尉缭子》一书中，他以形象的比喻来说明政治与战争的关系：“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能审此二者，知胜败矣。”《孙子》一书也说，“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明确指出了政治修为与战争胜败的关系。

关于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我国军事理论家早就提出了经济是战争的物质基础、富国才能强兵的思想。孙武在《孙子》中提出了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思想，“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指出了战争对经济实力的依赖性。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管仲也认为，“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这就揭示了战争与富国的辩证关系，富国与强兵是相辅相成的，富国是强兵之本，为强兵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这种认识在今天对于我们仍有借鉴意义。

（二）中国近代军事思想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面临西方的严重威胁，中国适用于冷兵器时代的传统军事思想难以应付近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在西方军事侵略和军事文化的冲击下，中国军事思想走向近代化。

在战争观念和国防思想上，中国传统的军事思想认为“兵者，不祥之器”，重文轻武、兴文偃武是中国传统的战争观念。但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西方对中国侵略的加剧，一些中国人开始探讨西方强盛、中国衰弱的原因，他们认为中国传统的“兵者，不祥之器”的战争观念已经过时了，而应主张崇尚武力。中国传统的国防观念是重北轻南、重陆轻海的，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从东南海上和陆上频繁入侵中国，使中国重北轻南、重陆轻海的国防观念受到冲击，由此引发了中国在19世纪70年代的一场海防塞防的大讨论，有人主张放弃海防，专顾塞防；有人主张放弃新疆塞防，专顾海防；左宗棠提出海防塞防并重、海军陆军发展并重的主张，得到清政府的认可。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海防提高到与塞防同样高的地位。

在建军思想上也有很大的变化。曾国藩、胡林翼在建立湘军的过程中，非常重视以封建礼教加强对官兵思想上的控制，将训练作为提高战斗力的主要措施。到洋务运动时期，李鸿章、左宗棠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改革中国兵制来提高国家的军事实力，为此他们开办了中国第一批近代军事工业，翻译了部分西方军事书籍。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军队编制体制和作战思想的落后性充分暴露出来，袁世凯提出了用传统思想对官兵进行精神训练，用西方练兵方法对官兵进行技术训练的主张。

在近代，武器装备、建军思想的变化也引起了战略战术的变化。我国军事战略自古就有“兵贵胜不贵久”的说法，但鸦片战争时期，面对强大的对手，近代的兵学家和战争指挥者不得不抛弃速战速决的幻想，代之以“徐图制夷”之策的主张，林则徐、魏源、梁廷枬、臧纡青等都提出过发动群众、坚壁清野、以逸待劳、以守为战的主张，这是持久战思想的最初萌芽。近代中国军队的战术也不断按照发扬火力、灵活机动的原则，积极采用近代西方战法，并与传统的战法相结合，创造出新的战法，如队形由密集队形向散兵队形转化，注意兵力兵器的纵深配置，重视步兵、骑兵、炮兵的战术协调等。

我国古代、近代的军事思想包含很多合理成分，是中华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其精华成为后来毛泽东、邓小平军事思想和理论的源泉。

三、主要代表著作

中国军事著作浩如烟海，许多经典之作不仅对兵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至今对世界军事甚至其他领域都有广泛的影响，成为丰富和发展当代军事理论的思想源泉。

1.《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又称《孙子》或《吴孙子兵法》。作者孙武，字长卿，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县）人。春秋末年著名的军事理论家，曾任吴国将军，被称为中国的“兵圣”。

《孙子兵法》被誉为中国的兵经，其内容涉及治军思想、战争观、军事地形学、军事预测学、军事后勤学等。孙子认为，“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他告诫战争指导者，“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要对双方的情况进行比较，掌握敌情，积极备战，创造有利形势，“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孙子主张战争中要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并进而提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和以军事实力为后盾“伐谋”“伐交”的非军事手段。孙子还提出了“令文齐武”的治军思想和“重谋尚诈、避实击虚”的战争理论。

《孙子兵法》是人们迄今可以见到的最早的军事理论著作，它的许多理论和见解成为后世用兵者孜孜以求的理想境界，对后世兵学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

2.《吴子》

《吴子》又名《吴起兵法》。作者吴起，卫国左氏（今山东定陶县西）人，战国初期著名的军事家、军事理论家和改革家。吴起曾任鲁、魏、楚等国将军，后因改革被楚国贵族乱箭射杀。

吴起认为，战有五因，即争名、争利、积恶、内乱和因饥。兵（即战争）分五类：义兵、强兵、刚兵、暴兵和逆兵。他主张义兵，反对强兵、刚兵、暴兵和逆兵。吴起提出治国之道修文而不废武，主张对军队实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在战争中要“因形用权”，即根据战争中形势的变化采取相应的作战方法。《吴子》一书内容丰富，是继《孙子兵法》之后又一部体系完备、思想精深、具有重大理论价值的兵学论著，后世因之将孙、吴并称。

3.《孙膑兵法》

《孙膑兵法》又称《齐孙子》，以与《孙子兵法》相区别。作者孙膑，齐国人，是兵圣孙武的后世子孙，战国中期著名的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孙膑青年时曾与庞涓同随鬼谷子学习兵法，后遭庞涓的嫉恨而被魏惠王和庞涓处以膑刑。根据当时的惯例，刑徒是不能为官的，庞涓企图借此断送孙膑的政治前途。后孙膑设计归齐，任军师，公元前354年，指挥了著名的围魏救赵的“桂陵之战”，12年后，又指挥了著名的马陵之战，使庞涓羞愤自杀。

孙膑认为，战争服从于政治、依赖于经济，只有先富国，才能强兵；认为提高士兵的素质是强兵的关键，主张对士兵进行包括政治教育、队列训练、行军训练、阵法训练和战法训练在内的全面训练。孙膑还发展了孙武的虚实理论，把攻击虚弱作为取胜的关键。《孙膑兵法》是战国时期一部不可多得的重要军事理论著作。

4.《尉缭子》

作者尉缭，生平不详，战国后期著名军事理论家。

《尉缭子》继承并发展了《孙子》《吴子》的军事思想，认为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支持正义战争，反对不义之战；在战争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上，提出政治是根本，军事是从属于政治的，经济是治国的根本，是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在治军上，重视将帅的模范作用，主张严刑峻法，注重军队的训练和奖惩制度；在战略和战术上，重视战前准备，指出“凡兴师，必审内外之权……然后兴师伐乱，必能入之”。

《尉缭子》是一部有重要军事学术价值的兵书，问世后，不仅受到中国历代统治者和兵家的重视，还传到日本、朝鲜等国。

5.《筹海图编》

作者郑若曾（1503—1570），字伯鲁，号开阳，江苏昆山人。

郑若曾出身于书香门第，游学于名师门下，注重实学，对地理、军纪素有修养。明朝嘉靖年间，东南沿海倭寇猖狂，郑若曾于是收集海防资料，编成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海防专著——《筹海图编》。

《筹海图编》内容丰富，全书共13卷，图172幅，主要叙述了沿海的地理形势、倭寇的状况、明代的海防设置、海防方略、选兵、择将、治军原则以及当时的武器装备等。书中把一般的军事原则寓于抗倭斗争实际的叙述之中，提出了多层次防御的海防体系，标志着我国海防理论的诞生。《筹海图编》在我国兵学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6.《武备志》

作者茅元仪（1594—1640），字止生，号石民，又号东海波臣、梦阁主人、半石址山公等，归安（今浙江吴兴）人，明末杰出的军事家和文学家。茅元仪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博览群书，尤喜读兵书，曾潜心研究历代兵法韬略和当时的国防形势，编成《武备志》一书。

《武备志》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综合性兵书，被誉为“军事学的百科全书”，全书共240卷，附图730多幅，内容涉及战略、阵练、军资等方面。该书保存了许多珍贵的文献史料，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7.《海国图志》

作者魏源（1794—1857），原名远达，字默深，湖南邵阳人，道光进士，清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魏源与林则徐相友好，1840年底受林则徐之托作《海国图志》，1842年成书50卷，后又两次增改至100卷。

《海国图志》作于鸦片战争时期，是一部介绍西方各国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学技术等的外国史地专著，又是一部军事著作和海防大全，具有强烈的反侵略思想和御辱图强的目的。《海国图志》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贯穿全书，主张依靠人民群众，反对外国侵略，提出了“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的海防思想和类似游击战的战术。

《海国图志》对后世影响很大，在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史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并被翻译成英文、日文等在西方和日本广泛传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8.《国防论》

作者蒋百里（1882—1938），名方震，字百里，号澹宁，出生于浙江一个书香世家，少有神童之誉。青年时代感于时事，投笔从戎，远行日本、德国学习军事，回国后一直从事军事、外交工作，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和外交家。

蒋百里被视为中国近代军事天才，他认为战争是交战双方政略冲突的结果，政略又是由国家根本利益、基本国策决定的；他提出中国的国防应以自卫为原则，中国要增强国防力量，必须进行政治改革，实行民主宪政和义务兵役制。

《国防论》集中反映了近代资产阶级军事理论的优秀成果，当时即已驰名海内外，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在中国军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9.《国防新论》

作者杨杰（1889—1949），生于云南，曾在日本陆军大学学习军事，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获日本天皇赠予的宝刀，回国后曾参加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等，思想上不断进步，20世纪40年代后投身民主运动，反对蒋介石独裁，1949年由香港赴北京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时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国防新论》指出，“国防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各种力量的结晶体”，只要战争存在，就不能没有国防；中国的国防应属战略防御性的守势国防；国防建设必须同国家其他建设同时并举，寓国防于国家建设之中。

《国防新论》的观点结合了中国当时的实际，适应了当时中国反侵略战争的需要，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仅丰富了中国军事思想的宝库，对加强国防建设、抗击外国侵略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被誉为民国国防理论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