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本书力图紧扣农业女性化这个特定的背景和形势，总结农村妇女参与村自治的基本情况、主要特点和基本趋势，探索新时期农村妇女的民主参与变化深层次原因，分析农村妇女民主参与的演进方向并揭示其演进逻辑。首先是将农村妇女作为一个整体放在农业女性化这个特点背景下进行调研，有学者指出，单纯依靠“三农”本身是难以解决“三农”问题的，“必须在市场化、城市化和民主化进程中进行总体解决”，同样，我们不能囿于农村妇女这个狭小的圈子谈农村妇女，而应将之放在中国现代化、农业女性化这个背景中调查和研究农村妇女地位。研究在农村市场化、城市化、民主化进程中，作为农村主体力量的妇女将会受到何种影响，扮演何种角色，她们的社会地位将怎样变迁；国家在推动农村市场化、城市化、民主化进程中，将如何吸纳、动员、组织农村妇女，将之带入现代国家合适的地位；国家和社会如何通过制度整合和文化型塑来建构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新型女农民。本书将基于深入全面充分的调研基础上，从理论进行上归纳、阐释、升华和预测，形成自己的理论解释框架。

社会性别理论是一个有说服力的理论框架，但正如前所述，仅仅就社会性别谈社会性别是不能解决性别歧视问题，我们要将农村妇女参与村民自治的研究放在一个更宏大的理论背景下去考察，克服以往社会性别研究理论分析工具较为单一的做法，引进当前研究中国农村的前沿性理论来作为分析工具，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其他有效的分析工具中。农业虽然女性化了，但女性农民并没有改变其小农的性质，因此，学术界用以研究农民的理论工具和分析框架，是完全可以也应该引入对农村妇女的研究中，只是我们在研究中要加入性别的维度，同样，制度分析理论、农民理性分析、社会化小农理论、社会资本理论、整体性治理理论，等等，都将在我们的研究中得到运用，力求将研究置于理论研究的最前沿。

在中国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领域里，社会性别观点处于边缘化状态，如果说社会性别研究要打破自说自话的局面，就必须引入前沿的理论分析工具的话，那么同样，中国的政治与公共管理理论也需要更多的引入社会性别观点，增加理论的包容性、普适性和前沿性。中国农村妇女的研究也应在立足中国实际，在把握农村妇女社会地位及其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分析促进农村妇女发展和农业、农村发展的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一方面为政治与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提供生动具体的资料，另一方面其理论成果将展示将社会性别观点纳入政治与公共管理理论中进行分析的理论风采，通过高质量的、有影响力、有说服力理论成果，推进社会性别意识进入中国政治与公共管理理论的主流。

本书的序幕镜头深远，大跨度地描述了农村妇女进入公共领域活动的前缘后果，其理论分析的武器是制度主义关于制度变迁中的价格要素。第二、第三、第四章展示了三十年来农村妇女参与村民自治走过的跌宕、起伏、发展之路，妇女们在这条路上越过每道坎、翻过每座梁都在书中得到细细追寻。笔者尽可能地搜寻了可以搜到的文献，并逐一进行梳理，整理出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妇女参与村民自治的相关数据，形成了一个数据的链条，勾勒出农村公共领域妇女参与之路的比较准确的形态，这种以数据为依据，对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妇女公共领域参与之路进行的历时性研究，是一个筚路蓝缕的探路之作。在展示图境的同时，笔者运用了制度主义的分析工具，对图境进行了多维度的分析，分析的重点是影响农村妇女参与村民自治制度变迁的非正式规范——行为者“先存的心智构念”以及社会文化。第五章是三十年来有关农村妇女参与村民自治的公共政策分析。笔者全面梳理了三十年来有关中国农村妇女参与村民自治的国际层面、国家层面以及全国性的政策、法律、法规，运用制度分析的方法和多源流理论、政策网络理论，剖析了政策形成、政策绩效以及围绕该政策形成的政策网络和政策活动家。第六章对省市自治区（除台湾地区外）有关农村妇女参与村民自治的政策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搜集、梳理、比较和分析，运用文献分析方法呈现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地方政策演进流变，运用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着重分析了地方政策的制度绩效和制度相关因素，以历史制度主义作为理论分析框架，采用经验分析方法，剖析了影响湖南、山西两省农村妇女参与村民自治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的非正式规则、正式规则以及制度实施的机制。第七章分析的重点是农村妇女参与村民自治的制度实施。通过对全国农村妇女参与村民自治最为突出的6大实施模式的叙述，从打破均衡进行制度实验，到重复博弈，制度创新的演进，再到制度改进，制度创新的反思，通过反复推拉和旋转的镜头展示了一条清晰的制度实施中的创新之路。

本项研究的终极目标是提高农村妇女的政治地位，因而有着强烈政策关怀和对策性关注。本书力图将研究结果转化为政策和对策以彰显其应用价值。在对农业女性化背景下农村妇女参与村民自治相关因素进行系统、深入调查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影响农村妇女民主发展的各种可能的条件与措施，为党和政府、第三部门及妇女组织落实男女平等国策，制定和实施推动农村妇女发展的政策及行动提供对策咨询。

在中国特定的政治形态与社会形态内，相较于更高的政治层级，中国乡村的政治体系具有独特的运转机理与演进逻辑，这一体系对农村妇女的影响是重要和深刻的。在诺思看来，一般情况下，政治规则决定经济规则，或者说产权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契约一般是由政治决策过程所界定并实施的。当然这是从制度层面（或者说上层建筑层面）进行的分析，但也说明了在正式制度规则中，政治规则在社会结构及运行中的重要作用。农村妇女在这一体系中的角色与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村妇女生存和发展的水平和前景，首先考察农村妇女政治角色与政治地位的变迁，将为我们全面揭示其角色与地位的变迁创造良好的基础。

[1]萨缪尔森：《经济学》下册，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1250页。

[2]胡锦涛：《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精神，团结动员广大妇女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作贡献》，载全国妇联办公厅编《七大以来妇女儿童工作文选》，第61页。

[3]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编：《农村妇女参与村委会选举实用手册》，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版，第27页。

[4]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编：《中国社会中的女人和男人——事实和数据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版，第50页。

[5]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66—267页。

[6]徐勇：《现代国家的建构与村民自治的成长》，《新华文摘》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