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孟子仕隐观与其社会正义思想的联系互动

首先，孟子如此对待出处仕隐抉择，因其坚守更高的一层伦理范畴——正义。《孟子·滕文公下》标举独立人格操守的坚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他讲求的正义，更多地接近平等公正，即《史记·刺客列传》写豫让的“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孟子·梁惠王下》叙邹鲁两国冲突时，邹穆公不满，因官吏死了三十三人，百姓却没有一个死难的，他拿不准是否诛杀那些“疾（怒）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的百姓，孟子的回答体现出一种社会正义的理念：

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君无尤（怪罪）焉。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

他引用曾子语，认为君主用什么态度对待百姓，百姓就会以如此态度回报。这实为较温和的表述，在有的语境中此意表述更激越，如《公孙丑上》借引述来表态：“《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看来似乎站在百姓的“民本”立场，有人认为这是“民本思想”的表现，而在深层上，孟子追求的是一种期求君臣平等的正义观念。“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不过是矫枉过正的愤激之语。

其次，孟子讲求实现社会正义的责任感，突出体现在赞成“以直报怨”，这是社会正义的核心。《孟子·滕文公下》载汤居亳地，与葛伯为邻，葛伯放纵无道，不祭祀；汤赠其牛羊供祭却被其吃掉了；汤责问，葛伯又称无粮：“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夺之，不授者杀之。有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书》曰‘葛伯仇饷’，此之谓也。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仇也。’‘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不能说汤的征伐仅因一童子遇害，但以为无辜童子复仇号令天下，却越加师出有名。《论语·阳货》指斥：“乡愿，德之贼也！”就点出那些没有善恶是非的好好先生，实际上起到的是败坏道德原则的恶劣作用。承此，《孟子·尽心下》更具体揭露了其自私而无社会责任感的卑劣实质：“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原（愿）也。”他们口说“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其实行的却是纵恶媚世。“原”，本谨厚之称，而孔子以为德之贼，故万章在此疑惑，《孟子·尽心下》如是解释：

曰：“非（指摘）之无举也，刺（责骂）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孔子曰：‘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君子反经（归于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

《孟子·滕文公下》提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坚韧执着，也体现在复仇意志的褒举上。孟子仕隐观与其对正义复仇期许的内在联系在于，复仇意识实际上洋溢着不畏强暴、不为权势所屈折的勇气，透露出原始共产主义那平等、公正且敢于献身的精神，因而有血性的孟子的个性情怀。这样《离娄下》中孟子才敢于面陈齐宣王：“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像《公孙丑上》载北宫黝历练勇气，便接受了挑战君权的检验：“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上述思想也与“同态复仇”旨意接近。后者本质是社会公平原则，拉法格《思想起源论》指出正义思想起源是报复的渴望和平等的感情：“……同等报复是为代替流血复仇而创造和施行，它能为原始人所承认是因为这能满足他们的复仇欲，同等报复一经成为风俗就应当像一切风习一样做出具体规定。”^[6]报复范围的限制，起初不过要防止大规模流血事件的毁灭性后果，后来集中表现为“同态复仇”。对此古巴比伦人《汉穆拉比法典》、古印度人《摩奴法典》曾有具体规定，拉法格说：“人们逐渐习惯了不是向氏族或全家复仇，而只是向犯罪者复仇，而且这复仇限于严格的报复——以打击还打击，以死还死。”先秦儒家也注意到，同态复仇一定程度上可避免报复过当，更突出了复仇的正义性质，《孟子·尽心下》的感慨代表了儒家对复仇逻辑对等性的认识：“吾今而后知杀人亲之重也：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左传》《墨子》等载录先秦复仇传闻一般遵循同态复仇的原则，与魏晋南北朝后扩大化复仇区别明显。^[7]《春秋公羊传·定公四年》受此启发，强调只有枉死才可进行复仇：“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推刃之道也。”何休注：“取仇身而已，不得兼仇子复，将恐害己而杀之。”对复仇范围的限制，无疑使复仇的正义性更难于摇撼。“推刃之道”，指的是复仇利刃一来一往，冤冤相报不止，这显然不是正义复仇了。而同态复仇在孟子这里，与其积极入世、在位认真的责任感是联系互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