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孟子出处仕隐观的几点新创

孔子出处仕隐主张在《孟子·万章下》中得到发挥，说万章问孔子为何不辞官，孟子答曰，孔子做官先要试一下，主张能行得通而君主却不肯施行，才离去，所以不曾在一个地方停留三年：“孔子有见行可之仕，有际可之仕，有公养之仕。于季桓子，见行可之仕也；于卫灵公，际可之仕也；于卫孝公，公养之仕也。”^[3]

第一种因可行道而做官，第二种因君主礼遇而做官，第三种因君主能养贤而做官。《孟子·万章下》还把仕进分成了“为贫”和“非为贫”而仕，后者乃是为了政治理想而仕——做官又实现不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似有违角色人格，使人内心无法平衡：“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这一点的有意延伸，与孟子人格个性更强，更为浩气刚烈不为无关。相比之下，他不是因遭际坎坷的挫折感形成的出处两宜，而是从根本上就蔑视那种出仕又不能建功立业的生存状态（不能为与不作为），反对言行不由衷的仕出做官。

对于处隐，孔子也并非简单化地认为是像隐者离开社会避居山林那样离世逃遁，而是多元化选择。《论语·宪问》载：“子曰：‘贤者辟（避）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尽管他自己不属于“辟世”，但他告诫门徒敬重避世的隐士。《论语·为政》讲究在日常生活的人际关系中处理好个人与家族、社会之关系，求得精神完善与人格实现，并以之影响政治。

相比之下，孟子则发展了孔子出处态度的上述层面，更为重视出处选择中的个体人格操守，力求客观，《万章下》称：“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经济条件时或制约着出处选择，但有着人格尊严的士，却不能食无道者之禄，还是要视政治条件可否：“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朱熹注：道屈则身在必退，以死相从而不离也。）未闻以道殉（逢迎）乎人者也。”用牺牲道来迁就王侯为此孟子该篇中更称赏：“柳下惠不以三公（高官）易其介（操守）。”（《尽心上》）《滕文公下》认为，出仕是一个士与生俱来的本能需要、角色使命规定的社会责任：“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认为道高于势，德尊于位，在义与利、义与生——即鱼和熊掌不可得兼时，毅然要舍利取义，舍生取义，绝不枉道以从势。因而《尽心上》中他恳切地叮嘱宋勾践：“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这样，能在天下无道时不消极躲避，且要“以身殉道”的孟子，其出仕行道便显得更为自觉主动。在以自己的主张影响诸侯时，他并未忽视处隐。《万章下》还以出处尺度来评论古贤，认为伊尹与柳下惠分别走的是“出”的极端。前者是“治亦进，乱亦进”，“圣之任（负责）者也”，后者处变不惊：“不羞于汙（坏）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才能），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阨穷而不悯。”至于伯夷与孔子，一个是“治则进，乱则退”，简单行事孤芳自赏；另一个是“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的“圣之时者”。

比起后世那些明哲保身地主张“朝隐”的，孟子《万章下》反对身处朝中而“不作为”的态度：“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本朝，即朝廷，《晏子春秋·内篇谏下》：“故诸侯之宾客惭入吾国，本朝之臣惭守其职，崇君之行，不可以导民，从君之欲，不可以持国。”^[4]《荀子·儒效篇》指出：“儒者法先王，隆礼义，……人主用之，则埶（势、地位）在本朝而宜；不用，则退编百姓而悫；必为顺下矣。虽穷困冻馁，必不以邪道为贪；无置锥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义。嘄呼而莫之能应，然而通乎财万物，养百姓之经纪。埶在人上，则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则社稷之臣，国君之宝也；虽隐于穷阎漏屋，人莫不贵之，道诚存也。”^[5]孟子看出了邦国治乱与道之有无，不应作为个体出处进退的唯一决定因素，所以才更推重孔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这启发了《荀子·儒效篇》借称颂孔子，而对文人理想人格及其价值实现设计的图景：“彼大儒者，虽隐于穷阎漏屋，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国莫能与之争胜。……其穷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杰化之，嵬琐逃之，邪说畏之，众人愧之。通则一天下，穷则独立贵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污……”如是近乎完善的儒家精神，以如上核心内容构成了古代出处文学主题核心之旨与深层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