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金刚乘的全面发展与大乘佛教的合流

第一节 公元8世纪印度的政治格局与势力更替

戒日王殁后，南北印度一直处于群雄割据的混乱局面。公元8世纪上叶，耶输跋摩王以曲女城（Kānyakudja）为中心立国，才使中印度出现了短暂的和平局面。耶输跋摩（Yasovarman，约690—740年在位），自称是月族的后裔，以曲女城为都，曾战胜孟加拉国的高达人（Gauda），杀死其国王，征服孟加拉国中部和东部的文加人，又转向南方，抵达内尔布达河。然后通过拉杰普塔纳沙漠和塔内萨尔平原，回到曲女城。瓦克帕提拉贾（Vakpatiraja，一作Vakpati，辞主或语主）用俗语写成的《高达征服记》（Gauavaho）记载其光辉业绩，称其兵威远达摩揭陀、孟加拉国和南印度。公元731年（唐开元十九年）十月，耶输跋摩派遣其大臣——大德僧觉军（Buddhasena）至唐王朝，并献方物。^[1]公元8世纪上半叶（723—727），来印度求法巡礼的新罗僧慧超记载耶输跋摩王“有九百头象，大首领各有二三百头”，慧超称耶输跋摩王敬信佛教：“其王首领等，甚敬信三宝，若对师僧前，王及首领等在地而坐，不肯坐床。”其房舍与寺庙建筑，“并皆三重作楼，从下第一重作库，上二重人住。诸大首领等亦然。屋皆平头，砖木所造”^[2]。

慧超的《往五天竺国传》是这样记载当时中天佛教的情景的：

此中天大小乘俱行。即此中天界内，有四大塔，恒河（在）北岸有三大塔，一舍卫国给孤园中，见有寺有僧。二毗耶离城庵罗园中，有塔见在，其寺荒废无僧。三迦毗耶罗国，即佛本生城，无忧树见在，彼城已废，有塔无僧，亦无百姓。此城最居北，林木荒多，道路足贼。往彼礼拜者，甚难方迷。四三道宝阶塔，在中天王住城西七日程，在两恒河间，佛当从刀利天变成三道宝阶，下阎浮提地处。左金右银，中吠瑠璃，佛于中道，梵王左路，帝释右阶，侍佛下来，即于此处置塔，见有寺有僧。^[3]

耶输跋摩早年曾与北面克什米尔（迦湿弥罗）丽日王（Lālitāditya）结盟，后变为死敌，终为丽日王所灭。对他们之间的战争，诗人迦尔诃那（Kalhana）的长诗《王河》（Rājatarangini）第四章第144—146颂有载。丽日王在《新唐书》中有记载，音译为木多笔。唐开元二十一年（733）他曾遣使来华，唐朝册封其为“个失密国王”，其事见《册府元龟》卷964。

从公元8世纪中叶起，印度半岛上出现了三个比较有影响的王朝，分别是波罗王朝（Pāla Dynasty）、波罗提诃罗（Pratihāra Dynasty）和拉什特拉库塔王朝（Rashtrakuta Dynasty），这三个王国之间的活动范围与势力以曲女城为交会点，互相攻伐，进退起伏，成为公元8—10世纪南亚半岛上主要的政治势力。

公元725年，波罗提诃罗的首领那伽波陀一世（Nagabhata I）成功抵御来自信德的穆斯林侵略者，建立波罗提诃罗王朝（Pratihāra Dynasty，750—1000）。此王朝同波罗王朝和罗湿陀拘陀王朝长期角逐攻伐，逐渐将领土扩张至拉贾斯坦邦、旁遮普和瓜廖尔。

在波罗提诃罗王朝的碑文中，他们自称是《罗摩衍那》中罗摩的弟弟罗克什曼那（Lakshmana）的后裔，刹帝利种姓，其初祖名为诃梨旃陀罗（Haricandra）。究其实而言，他们属瞿折罗种族的支系，大约在公元8世纪中叶，某些瞿折罗酋长在邬阇衍那（Ujjiyana）举行的一次献祭中为拉什特拉库塔的君主充当波罗提诃罗（Pratihāra,守门人），此后即沿用此名。《罗摩衍那》记载，罗摩流放时，其兄弟罗克什曼那也曾为罗摩守过门。

据耆那教《诃利世系》（Harivaṃsa）所载，在波罗提诃罗王朝中，有位弗少王（Vatsaraja，780—800）曾是环绕邬阇衍那的阿盘底的统治者，他是纳加巴塔一世的侄孙，他在位的时间约为公元8世纪后期。弗少王曾努力复兴瞿折罗人的势力，但时常受到来自信德的阿拉伯人、来自德干的遮娄其人和拉什特拉库塔人的威胁。不过，弗少王还是把征服的范围推进到孟加拉国的波罗王朝，很快他又被拉什特拉库塔国王德鲁瓦（Dhruva Dharavarsha，780—793）驱至荒无人烟之地。其子那伽波陀二世（Nagabhata Ⅱ）承其位，将势力扩张至从北方的信德到南方的安陀罗、从西方卡提阿瓦的阿那尔塔到东方的孟加拉国边境，曾成功击败了孟加拉国王达摩波罗，最后却又被拉什特拉库塔国王戈文达三世（Govinda Ⅲ，793—814）击败。

公元753年（一说750年），丹提·杜尔伽（Danti Durga）推翻遮娄其王朝，建立拉什特拉库塔王朝（Rātrakūa，753—973，一说为750—975）。拉什特拉库塔王朝是公元8—10世纪存在于印度中部与南部的德干高原一带的重要王国。拉什特拉库塔人是拉其普特人，原为遮娄其王朝治下的世袭酋长。在此后的两个多世纪中，该王朝在南北印度政治舞台上非常活跃。在其鼎盛期，他们占据着北起马尔瓦、南到建志的大部分中印和南印土地。该王朝末期曾与朱罗人展开旷日持久的战争，最后为遮娄其王朝所取代。

从现存资料与证据来看，拉什特拉库塔诸王提倡宗教宽容，对所有宗教都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他们自己多属印度教徒，也有一些人倾向于耆那教。因此，在拉什特拉库塔王朝治下，印度教与耆那教的势力显著上升，佛教的影响力则趋于没落，这一点从他们开凿埃劳拉石窟群的宗教取向即可见出。

埃劳拉石窟群（Ellora Caves）位于今马哈拉斯特拉邦重镇奥兰加巴德西北29公里一座南北走向的月牙形山上，自南向北有34座石窟，南面的12座石窟为佛教石窟，主要开凿于公元6—8世纪，说明当时佛教在此地的兴盛。中间第13—29窟为印度教石窟，北侧30—34窟为耆那教石窟，开凿年代都是在公元7—9世纪，尤其以拉什特拉库塔王朝时期最多。

孟加拉国在戒日王殁后陷入混乱。公元8世纪初叶，孟加拉国东部和西部遭到曲女城的耶输跋摩王以及其他政治势力的蹂躏，高达王国陷于无政府状态。后来，人们选举瞿波罗（Gau-pala，730—770）为最高长官，这种局面才得以扭转。后来的文献记载，波罗王室被称为文加之主或高达之主，足征此王朝统辖着东、西孟加拉国部分。在其后半生，瞿波罗王又将摩揭陀并入其王国，在辖域内建立寺产，供养僧众。继瞿波罗之后，波罗王朝的十七代国王皆承续瞿波罗王的宗教政策，修建寺院，延请僧众，大力扶植佛教，使此地成为公元8—12世纪印度佛教的中心。

公元8世纪中叶，瞿波罗在那烂陀寺附近修建了飞行寺（Udaṇapura，欧丹多富梨寺），该寺后来成为非常著名的佛教寺院。飞行寺位于印度比哈尔（Bīhār）省附近，与附近的那烂陀寺以及后来建造的超戒寺都是金刚乘的中心。瞿波罗王在位的45年间，印度各地出现了许多有名的佛教僧徒。在东印度有智藏（Jñānagarbha，700—760），继承清辩中观学说，被视为中观自立论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与其弟子寂护、再传弟子莲花戒，师弟相承。迦湿弥罗国处于纥梨曷舍提婆（Hariharadeva）统治之下。从活动于其地的诸多佛教徒来看，此王对佛教亦多所扶植。这时活动于迦湿弥罗国的僧徒计有释迦光、大檀那尸罗（Mahādānaīla）、异友（Viesamitra）、慧铠（Prajñavarman）与持律者毗罗（Vīra）等人。释迦光系寂光与福称的弟子，生于西印度，主要在迦湿弥罗国教化救度众生。其弟子为释迦友，主要活动于提婆波罗王时代。在此时代有释迦慧（Sākyamati）、本性贤（Nisargasīlabhadra）、称友（Yaomitra）^[4]与地亲（Prithivībandhu）班智达等出世。此时亦有一些修习密法的成就者，其中西印度契咤国（Kacca）的小毗卢波（Cūlla-virūpa，Virūpa）名声甚著。

公元780年，瞿波罗的儿子达摩波罗（Dharmapāla）即位^[5]，他是波罗王朝最伟大的国王之一，他把波罗王朝提升为北印度最主要的强国，并努力恢复古代帝都华氏城的面貌。他击败了因陀罗罗阇和其他敌人，征服曲女城，把查克拉尤达扶植为王，试图把政治重心转移到东方孔雀帝国和伟大笈多王朝的本土。有记载说，他是北自喜马拉雅山南至戈卡纳的征服者。不过，这种兴盛只是暂时的，德干的拉什特拉库塔王朝在772—794年，曾将高达国王逐出恒河与朱木拿河之间的地带。

达摩波罗王在扩大领土的同时，也重视对佛教的护持，最具历史影响力的事情，就是在公元8世纪末至公元9世纪初于恒河河畔创建超戒寺（Vikramailā，毗鸠摩尸罗寺）。超戒寺规模甚大，堪称波罗王朝治下的佛教中心。超戒寺的中央是建在小山顶上的大觉（佛成道像）身量的佛殿，周围建立内道密咒的小佛殿53座，普通佛殿54座，共计108座佛殿，外面墙垣围绕。供给108名班智达以及施食阿阇梨、开光阿阇梨、护摩阿阇梨、防鼠者、防鸽者、伽蓝民管理者共114名衣食之需，每人生活的殊异等于4人所需。凡是超戒寺的寺主都兼管那烂陀寺。超戒寺除佛教外，也传授形而上学、论理学、文法学等印度古典文化，海外留学僧皆云集于此。据西藏资料记载，超戒寺规模宏大，装饰华丽，藏有巨量财宝、文物。全寺共有一百余座僧院及六座研究院，中心为观自在殿，供奉男女诸尊塑像。寺有六门，每门置有守门者接受各方问答、辩论或挑战。印度佛教后期的著名学者多出身于此，超戒寺成为晚期大乘佛学的中心。达摩波罗王特别推重《般若经》，他对精通《般若经》和《现观庄严论》的师子贤颇为倚重，优渥有加。超戒寺又是公元8世纪兴起的密教根本道场，住有许多精进修行的瑜伽行者与成就师。

在以后的两个多世纪中，以这三个王朝为核心，不断上演着地区性王国的相互征战、攻伐与兴替，佛教也就在这种社会政治环境中获得了不断的发展。日本学者山田龙城曾对汉译密教经典的译出年代与数量作过统计与分析，他发现中国的佛经翻译与印度密教经典的形成与流行时间基本是平行的。他以《大正藏》第18—21册“秘密部”所收录的573部经卷为例，其中明记译者的有495部，大部分都是义净以后翻译的。他把翻译这些经的时间分为三个时期，其中隋代以前（618）的译本有40部，元代即13世纪以后有15部，其余的440部都是唐宋时期（7—12世纪）翻译的，其中又以“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与不空译出的密典居多，由此也可以看出公元8世纪印度密教经典全面繁荣与蓬勃涌现的程度。^[6]

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元8世纪是秘密佛教全面发展的时代。其中，以《大日经》为根本经典的真言密法和以《金刚顶经》为根本经典的金刚乘密法的出现，是体系化的秘密佛教产生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