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

一 引言

在2015年，“一带一路”的战略想象以及“亚投行”的制度安排进一步激发了我们国家产能与资本双重输出的冲动，强烈刺激着中国创业者、企业家以及政治家试图走出国门，从全球化的角度布局、筹划发展的雄心壮志，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次上努力推动着国内国外双向的结构变迁与调整。按照社会学的观点，在任何社会互动的情境中，群体与群体之间、国与国之间都可能有优势和劣势的不同情境的区分，进而形成一种支配的关系。这就是说，居优势地位的组织、群体和社会成员具有影响、控制和决定处于劣势地位的组织、群体和社会成员的机会和能力，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一种支配与被支配、依赖与被依赖的社会互动关系形式，特别是当一些组织、群体和社会成员掌握和占有较多短缺社会资源的时候，它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向外发散的要求，以期达到扩展权力、利益和影响力的目的。“一带一路”的战略想象以及“亚投行”的制度安排起码给了我们讲好中国故事，扩大中国影响，使中国了解世界，世界理解中国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途径，起码给了我们一个在全球化宏观背景下使中国勾连世界、世界勾连中国的非常宝贵的机会，也起码给了我们一个思考中国的社会发展与社会治理如何与全球的社会发展与社会治理联系在一起的过程与条件，这对于中国国内乃至全球相关区域经济、政治及社会的发展、国内与国外、中国与世界的双向互动具有意味深长的意义。

在经济的其他层面上，2015年作为“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中国经济不断放慢，进入比较平稳的发展新常态，逐步地在实现经济的中低速增长，标志着“超高速增长时代”的结束。事实上，中国30多年来高速增长的积累，为中国经济社会进一步的结构调整与转型提供强有力的物质基础与保障，仍然会持续拉动中国的发展，把目前经济下行的压力转化为结构改革的动力。2015年以来，国家不断释放政策红利，用诱导性制度变迁的方式推动和鼓励中国经济从单纯依赖政府释放短期政策红利转向依靠市场，用市场配置资源的力量来促进中国经济结构从根本上的转型与变迁；从单纯强调需求侧结构性变迁明确地开始转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此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和质量。2015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12个谈判国在美国达成基本协议，在某种程度上，刺激和倒逼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与发展；另外，在2015年，政府正试图鼓励用互联网+、全民创业的方式，从一个重要的角度来调整中国的经济结构。

在社会发展的层面上，2015年，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拐点的特征变得愈来愈明显：一方面，2.7亿的农民工正在逐步变成“新工人”，成为新时代工人阶级重要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我们在过去的2014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就已经达到了54.77%。这两个不寻常的数字说明了我们国家的城乡区域结构和人口结构发生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变化，城镇的结构以及城镇居民的行为在事实上主导着中国社会的变迁；2014年，城镇居民发展型消费支出为64%，农村居民则为60%, 这说明人们的消费结构也在发生着重要的变化。另外在2015年，我们愈来愈容易触摸到人们的一种被强烈包围着的感受，即对于民众来说，出于一种对国家的热爱和参与的责任，强烈地感到要改变现状，用改革来促进国家的发展；对广大干部来说，也看到国家与社会在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出于对民族和对历史的责任感，也强烈地感到不改革不行，也希望通过改革促进国家的发展，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事实上，当上面与下面这种不约而同的不安与焦虑和人们不断提高的物质生活水平以及由之所产生的更高层次的诉求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中国的改革与发展不可避免地被倒逼，中国社会发展的拐点的出现也会变得不可避免。

2015年，我们在推进变迁的同时，也感受到发展面临的困难、问题与挑战。年初在网络中流传的一部关于中国雾霾的电视纪录片，加剧了很多老百姓对空气污染的担忧，更多地感受到的是一种无力和不安全；年终在华北地区蔓延的重度雾霾，又激起人们对政府治理不力的不满情绪；面对张牙舞爪的雾霾，人们不断地呼唤着在公共事务中的知情权与参与权；天津港危险品的大爆炸，让我们触摸到风险社会的脉搏以及所带来的危机；股市与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引发了人们对经济前景的惶恐、焦虑和不安；十一黄金周山东青岛一份38元的普通大虾变成了38元一只的天价虾的消费维权事件，经由网络媒体的传播，触动着老百姓过日子的神经，反映了人们维护自身权益，保障公平正义的强烈愿望；2.4亿的“新工人”虽然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是其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的“工人阶级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改变他们在城里待不下、到农村回不去的窘境以及他们生活的艰辛和无奈不仅需要他们自身的奋斗，而且还需要国家更多的制度安排以及社会更多的关注和努力。目前，越来越多的人日益感到，经济的发展虽然能够为社会的变迁提供物质基础，但不可能自动地实现社会的发展。推动一个社会的变迁更多的是需要人们对这种变迁有不断加深的认识、不断提高的觉悟以及主动的担当和积极的参与。

我们在2015年去重庆市南岸区调查的时候，那里的同志提出了三个令人深思的问题：社会保障越来越好，民生投入愈来愈多，为什么群众的满意度却没有越来越高？基层管理越来越细，基层干部越来越忙，为什么群众的认同感却没有越来越强？居住环境越来越好，物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为什么群众的幸福感却没有越来越强？我们感到，这三个问题反映了全国不少地区干部和群众的一些惶惑，呼唤着国家与社会高质量的治理。

在上述的这些经济社会的背景下，我们开展了一年一度的社会态度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