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时代

福尔摩斯不是文学中出现的第一位侦探。某些人认为这项荣誉应该归于圣经侦探达尼尔，他完美地调查了贝耳与大龙以及苏撒纳和长老的案件。还有人指出，那应该是法国侦探弗兰西斯·犹金·维多克，其回忆录发表于1828年，他很受公众的注目，同时成立了侦探组织。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塑造了同样是法国人的著名侦探人物C.奥古斯特·杜宾。杜宾第一次出现在坡的短篇小说《莫格街谋杀案》（1841）中。而且，坡塑造了一个作为助手和记录者的人物（在小说中没有名字），他的智力比不上侦探，但是可以作为宣传者散播侦探出色的推理。在三篇杜宾系列小说中，侦探比警察聪明，表现出警察在与犯罪斗争和破案方面的低效率。显然坡对这样的理念失去了兴趣，他的侦探“系列”于1845年结束了。

另一位法国人埃米尔·加博利奥塑造了侦探勒高克先生，很明显，他将维多克作为原型。勒高克在《勒鲁菊事件》（1866）首次登场，那时候他还只是个不显眼的法国警探，通过1866年到1880年发表的六桩案件，他名声大振。尽管歇洛克·福尔摩斯评价勒高克是“不中用的笨蛋”，但是加博利奥的作品还是立刻受到大众的欢迎。福格斯·休莫曾解释说加博利奥在经济上的成功催生了他本人的作品。休莫创作出了十九世纪英国畅销书《两轮马车之谜》（1886），该书在世界范围内销售超过50万册。

在英国，罪犯和侦探的故事也存在于查尔斯·狄更斯的作品中。尽管狄更斯并不被认为是一位侦探小说作家，但是他塑造了贝克特探长，这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位重要的侦探。当贝克特在《荒凉山庄》（1852-1853）中登场时，他成为警察的代表：诚实、勤勉、冷漠、自信，尽管不是非常华美、有激情、让人兴奋。威尔基·柯林斯写了两部十九世纪最伟大的悬念小说——《白衣女人》（1860）和《月亮宝石》（1868），并且在《月亮宝石》中塑造了克夫探长一角。克夫在英国以最优秀的警方侦探而著称；他不是依靠天分，而是靠着百折不挠和旺盛精力解决案件。不幸的是，自《月亮宝石》之后就再也没有了他的消息。

毫无疑问，十九世纪后期，英国公众开始认识“警察”这一概念。1829年罗伯特·皮尔爵士在英国建立了警察组织，1856年正规的警察延伸到英国乡村。1842年侦缉处——伦敦真正的贝克特探长们——加入到苏格兰场，仅有两名侦探，没有统一服装。1868年，增加到十五名侦探。1878年，侦探和治安官相互独立，侦缉处更名为犯罪调查处。因此，到十九世纪末，英国人熟悉了官方警察，也许像福尔摩斯一样，认为他们是一群“坏蛋”，假使没有别人的帮助他们就无法解决复杂的案件。和美国不一样，英国法律条文和治安官关系密切，枪和暴力是犯罪的领域而不是警察的范畴。

大致了解维多利亚历史有助于认识歇洛克·福尔摩斯所处的社会环境。读者有必要知道维多利亚执政开始于1837年，那时英国不仅完成了工业革命，而且成为欧洲最大的工业国。在维多利亚时代，海外领土的利益以及贸易和慈善的混合动机驱使工业产值指数性增长。本杰明·迪斯雷利在1868年担任首相之后，常常大力鼓吹扩张。在他的鼓动下，1876年维多利亚加冕为印度女王，此事标志着英国的扩张达到巅峰。迪斯雷利的“帝国主义”外交政策部分源自达尔文的进化论，吉卜林所谓的“白种人的义务”也在“帝国主义”上得到显现。支持者主张，不论是经济的、战略的还是其他因素，帝国的存在不是为了英国本身的利益，而是为了未开化的民族、没有自治能力的政府，他们可以在英国的指导下最终成为民主的、基督教化的国家和民族。这一学说为英国获取中亚利益并和其他欧洲列强一起瓜分中国提供了合法外衣。

警察正在去工作。

《女王的伦敦》(1897)

维多利亚时代里，“自然哲学”以及“自然历史”方面的研究称为“科学”，这些学者曾是排外的绅士阶层或者宗教博物学者，现在成为了专门的“科学家”。越来越多的普罗大众相信自然法则和不断进取，在科学、政府和工业之间也存在频繁的相互作用。科学教育发展带来的结果之一或许就是根本性地转变了自然和人在宇宙中的位置的观念。宗教活动的复苏席卷英格兰，清教徒势力快速扩张。宗教复苏形成了道德行为的条规，或者说影响了道德准则的言行，出现了所谓的“维多利亚时代风格”。总之，宗教在公众意识中占有一席之地，确定了这一时代以理性存在为中心的思想。这些思想在一个世纪之前就消亡了，并未能延续到二十世纪。

歇洛克·福尔摩斯诞生的世界就是这样的世界。他的影响遍及全世界，但是，他的精神和理性毋庸置疑植根在伦敦——“这个大污水坑，这里聚集着大英帝国所有的游民懒汉。”——总之，那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这座城市最初只包括古代中心（所谓的“老城”）以及威斯敏斯特和梅菲尔自治区，工业发展使得1810年到1900年间伦敦的地域扩充了八倍。不到一百年里，它合并了相邻的切尔西、贝特西、贝尔塔莱维亚、布朗普顿、肯星顿、韩姆斯特德以及索斯沃克。人口从1810年的八十五万人增加到世纪之交的五百万。

城市扩张了，建筑物也像雨后春笋一样矗立起来。铁路枢纽、博物馆、剧院、公共建筑、公园、学院、大饭店和商店、教堂、大量的连排房屋，同时还有疾病和贫困。为了取暖而烧煤以及人和马车的行走带来的污染使得空气、水质和地面肮脏不堪。犯罪不可避免地在伦敦市内蔓延：1880年，大都会警察厅管区——包括了伦敦绝大部分地区——报告了23920宗重大案件，13336人因为重罪被逮捕。

歇洛克·福尔摩斯的伦敦不仅仅是罪犯的家园，也诞生了这时期很多最伟大的名人。当然，十九世纪没有谁能比维多利亚女王更耀眼，她是这个时代的标志，还有她的丈夫艾尔伯特亲王以及他们的儿子威尔士亲王爱德华，他们是歇洛克·福尔摩斯的世界里强大而隐形的陪衬。伦敦卓越的居民还有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米尔、哲学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作家查尔斯·狄更斯和奥斯卡·王尔德、威廉·格莱斯顿、歌手詹妮·林德、演员艾伦·特里、艺术家和设计家威廉·莫里斯、画家詹姆斯·麦克尼尔·惠斯勒、J.M.W.特纳和约翰·西格·萨金特。伦敦的世界主义特点使它呈现出多样性。据估计，1880年伦敦三分之一的人口出生地并非该市，最主要的“外来”人群按照数量排列分别是爱尔兰人、苏格兰人、亚洲人、非洲人、美洲人、德国人、法国人、荷兰人、波兰人、意大利人、瑞士人和犹太人。其中有经济学家卡尔·马克思、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作家亨利·詹姆斯和萧伯纳、画家诗人丹特·加百利·罗塞蒂。许多伦敦名人的影子就映射在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冒险故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