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大萧条时期的欧洲

（一）成为驻伦敦财务书记官

福田进入大藏省的时候，高文考试成绩优秀的人，会很快被派遣到海外。在当时的大藏省，人们以铁路一等座车票的颜色为例，将那些早早就被派往海外的潜在股称为“白色票组”。福田当然也是其中的一人。刚进大藏省不久，文书科的上级就对他说：“福田，总有一天你会被派往海外。”同时又介绍他与临时返回日本的驻伦敦财务官津岛重一认识。[13]

大藏省的驻外财务官，起源于日俄战争时期为发行军费债券，而在纽约和伦敦派遣帝国政府特派财政委员的制度。第一任委员是当时的日本银行副总裁高桥是清。特派财政委员制度后来被财务官制度替代。津岛出生于香川县，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进入大藏省，历任高桥藏相秘书官等职务。作为担任长达16年之久财务官的森贤吾的后任，于1927年（昭和二年）就任驻英法财务官的职务。[14]

对财务官津岛来说，解除黄金禁令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为了替解除黄金禁令做准备，就有必要设置授信额度，以便可以从美国和英国的银行获得融资。津岛接到了前田中内阁的三土藏相的命令返回日本研究授信问题。但是，由于田中内阁在津岛回国途中被滨口内阁取代，津岛便留在日本参与协商工作。[15]

在大藏省内与福田见面的津岛询问福田是否愿意去伦敦赴任，对此，福田立刻表达了愿意前往的想法。

1929年12月，福田得到了作为驻英法财务官事务所财务书记官派往伦敦的聘用指令。出发日期是1930年2月。福田从横滨港登上了北美航线的“高丽丸号”（これや丸），穿越太平洋抵达旧金山后，又穿越美洲大陆访问了纽约和华盛顿。接着，他又乘坐大型客轮“庄严号”（Majestic）穿越大西洋，于3月21日抵达伦敦。福田进入大藏省后仅10个月左右就开始了他的海外派遣生活。[16]

福田在赴任之初就闹了一个滑稽的失败。福田奉命去伦敦多维多利亚车站迎接前任迫水久常、野田卯一，于是他在晚上8点左右就前往津岛财务官的官邸去聆听指示，然而，麻将打在兴头上的津岛却一直没有出来。福田因为无聊便向女仆借了洗澡间，打算洗去长途奔波后的风尘。福田一边伸展四肢泡着澡，顿时心情大好，便唱起了家乡的民歌。福田唱的是“草津节”还是“八木节”，传说有很多版本，但不管是哪个，福田那并不动听的歌声在夜晚回荡，引发了周围邻居的投诉。

虽然津岛对福田这种礼仪不周的行为感到很愤怒，但在野田等人的调解下，怒火得以平息。到达伦敦后才意识到自己无知的福田，从外出购物到参加聚会一直跟在津岛夫人身边，学习了西方的礼节。或许正因为如此，福田很快就重新获得了津岛的信任。[17]

然而，这样的福田也仅限于那一次。福田的学习能力无论在生活还是工作上都表现得很出色，所以很快适应了新环境。同时，在与迫水、野田等伦敦财政官事务所的前辈们一起收集和分析西方经济形势的过程中，福田意识到当时的世界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同时也必须以世界的视野考虑日本的问题。

（二）在大萧条时期

1929年10月24日（昭和四年），这一天后来被称为“黑暗星期四”。这一天，纽约华尔街证券交易所发生了股市崩盘。主导世界经济的美国经济动荡，迅速蔓延到世界各地，最终导致世界经济大萧条。

即使在福田所在的英国，美国由于停止了对欧洲的资金流动，导致对美贸易急剧减少，进而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衰退。当时的英国首相是麦克唐纳，在贵族和大地主掌权的时代，他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工党内阁首相，然而麦克唐纳政府为了能够拿到美国政府的借款，宣布大幅削减行政开支，遭到党内左派的强烈反对，导致1931年工党内阁下台。

此后，在感到事态严重的英皇乔治五世的斡旋下，以麦克唐纳为首成立了联合内阁。内阁决定英镑放弃金本位。在加拿大渥太华召开的会议上，决定了英联邦国家之间设立优惠关税制度。在降低英联邦国家之间的关税的同时，提高对外部国家的关税，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

另外，经济大萧条的浪潮也波及日本。作为英国代表性的国际通讯公司，“路透社”成立于1851年。伴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化进程的推进，身在异国的福田（通过媒体）也能大致了解日本国内的情况。事实上，1931年5月16日，在金古町的丝绸市场的一次电影放映中，由于胶片管理不善发生了火灾，14人被烧死。英国媒体也报道了这一惨案，福田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询问了此事。[18]

在大萧条迫在眉睫的情况下，滨口内阁强行推进解除黄金禁令政策造成了可怕的后果。由于出口锐减，大量硬币流向海外，日本经济陷入萧条状态。此外，藏相井上坚持紧缩货币政策，进一步加剧了经济衰退。

民众对滨口内阁的期待彻底消失，舆论充满了怨恨。滨口和井上试图通过解除黄金禁令来摆脱长期的经济衰退，招致了悲惨的结局。滨口在东京站遭右翼枪击，因伤辞去首相职务，不久后去世。在滨口死后半年，井上也因遭到血盟团成员的枪击而身亡。

最终，政友会的犬养毅内阁组阁后，成为藏相的高桥是清立即着手废除黄金解禁政策。

随着大萧条的加剧，福田特别担心日本养蚕业的命运。他的故乡群马是日本有名的养蚕区之一，当时日本最大的出口商品是生丝。然而，对美出口并以此获得外汇的主要出口产品生丝，在大萧条的环境下遭受了很大的冲击。

从小就勤于文笔的福田，从横滨港出发去海外后，就常常给母亲、兄弟和熟人写信，在信中，福田讲述不同寻常的风景和国外的生活方式。做事认真的福田在寄信时给收件人都设定了编号。一开始，信件内容最多的就是“昨晚很晚安全到达纽约”之类的内容。抵达伦敦后不久，信件的内容就不仅提到国际经济局势的变化，还多次提到家乡的养蚕业。信中写道：“很遗憾，美国经济复苏缓慢，今年的丝价也没有好转的迹象”，“在世界大萧条的环境下，英国也不例外，普通民众也都苦不堪言。生丝的价格也受此影响价格下跌，如此廉价，实在是深感同情”。远在伦敦但挂念家乡的福田，在观察着世界经济的同时，也一直在思考着日本养蚕业的未来。[19]

（三）参与国际经济会议的经历

后来成为政治家的福田，在他的思想的形成过程中，不容忽视的是他在伦敦工作期间参与各种国际经济会议的经历。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战败国的德国，根据《凡尔赛和约》，需要向战胜国支付1320亿金马克（320亿美元）的赔偿金。1923年，法国和比利时以德国不支付赔偿金为由占领了鲁尔工业区。此次事件导致德国通货膨胀迅速加剧，经济陷入危机，引发社会动荡。

面对这些危机，德国政府呼吁国际联盟调查德国的经济状况和支付赔偿的能力。为此，国联成立了以美国银行家道斯为主席的专家委员会，并按照1914年8月通过的“道斯计划”减轻支付赔偿金。德国向美国借贷促进经济复苏，并以此向英国和法国支付赔偿金，英美两国再用这笔资金向美国支付战争债券，由此形成支付循环体系。然而，1929年（昭和四年）的大萧条破坏了这一构架。德国再次无力支付赔偿，为了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相关国家召开了国际经济会议。

福田第一次参加的国际会议是1931年12月在瑞士北部巴塞尔召开的国际清算银行的专家会议。国际清算银行（BIS）是一个成立于1930年的国际组织，目的在于促进德国能顺利支付赔款。横滨正金银行伦敦分行的行长野原大辅是日本方面的代表，福田作为随员旁听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得出的结论是，德国延迟支付赔偿金在所难免。

福田随后又参加了1932年6月在瑞士西南部洛桑举行的赔偿会议。日本驻意大利大使吉田茂（后来的首相）是全权代表，津岛财务官作为吉田的副手也参与了这次会议。福田再次作为随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由英国首相麦克唐纳主持，法国总理埃利奥、德国总理弗朗茨·冯·帕彭等欧洲主要领导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上，法国强烈反对德国废除赔偿义务的主张，其后，在英国的协调下，各国签订了《洛桑协定》，将德国的赔偿金大幅降至30亿德国马克。

参加洛桑会议是福田了解外交谈判博弈的宝贵机会。福田在给弟弟宏一的明信片里写道：“会议每天都在忙碌中进行。看到各国政客各显神通互相争斗博弈，真的觉得很有趣。”另外，会议秘书处的工作非常辛苦。福田在给同在大藏省工作的同乡安田德次郎的信中写道：“我一个月都没有泡澡，每天都在沙发上睡觉。”[20]

然而，《洛桑协定》最终未得到批准。英国和法国都试图通过《洛桑协定》免除美国的战争债券，但美国没有同意。[21]

洛桑会议后，为重建国际货币体系，停止关税战争，1933年6月召开了伦敦国际经济会议，福田因为当年3月要回日本，没有参加正式会议，但是作为代表的随员参加了筹备会议。

有64个国家参加的伦敦国际经济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应对崩溃的金本位制度以及稳定国际货币体系。然而，由于各国之间的激烈对立，为期46天的会议没有任何具体成果而草草收场。此后，各国都以本国第一主义为旗号，优先重建本国经济，致使国际贸易额度萎缩，全球经济纵断化愈演愈烈。

其后，掌握德国政权的纳粹党搅乱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1933年1月，希特勒成为总理。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党通过呼吁修改和废除《凡尔赛和约》，恢复德国军事地位的主张，获得了德国民众的支持。在宣布退出国际联盟后，1935年3月，纳粹德国又宣布重建军队，试图以暴力打破现状。

回首过往，福田在伦敦的三年正值大萧条时期，以自由贸易和固定汇率为基础的自由资本主义面临巨大风险。在此危机时刻，原本应该参与协调应对危机的主要国家却各自为政，且都倾向于经济民族主义。结果导致世界经济进一步萎缩，致使法西斯主义迅速蔓延。[22]

在伦敦目睹欧洲一步步陷入“二战”泥潭的这段经历，对未来的福田产生了重大影响。战后成为政治家后，福田经常谈到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教训”，反复强调国际合作的重要性，主张不再重蹈悲惨的世界大战历史覆辙，而这一切都来自他当年的实际体验。

（四）军部的崛起

除了财政和金融问题，伦敦的财务官事务所也收到了很多有关日本国内政治局势的信息。伴随世界大萧条与昭和大萧条的联动愈发紧密，在日本国内，由军人和右翼人士发起的激进的国家改造运动也活跃了起来。1931年（昭和六年），陆军青年军官武装政变未遂（3月事件、10月事件）。次年，右翼血盟团成员又实行了前述的针对井上藏相、三井合名会社理事长团琢磨的暗杀事件。

另外，中国主张收回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在华权益的“主权恢复”运动也越来越激烈。面对这些动向，军队和右翼在日本鼓吹“满蒙危机”，越来越多的人主张将中国东北地区与中国切割后置于日本的势力范围内，以此化解日本国内的困境。

在这种背景下，1931年9月18日，时任关东军参谋的石原莞尔和坂桓征四郎在沈阳近郊的柳条湖对南满铁路路轨实施爆破，将此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并借机展开了军事行动。此次“九一八”事变是根据石原“以计谋制造机会，以军部主导迫使国家协同”的想法而精心策划的（《满蒙问题之我见》1931年5月）。中国东北除了肥沃的土壤和森林资源外，还拥有煤炭、矿产等地下资源。与石原等人关联密切的陆军核心幕僚们，在世界经济危机越来越严重的时刻，企图占领中国，为将来应对全面战争做好准备。[23]

当时的首相是民政党的若槻礼次郎，前任滨口因遭到恐怖袭击而退任。在接到“九一八”事变报告后召开的内阁会议上，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根据外务省获得的信息，暗示该事件可能是军方策划实施的，同时表达了不希望扩大事变规模的意见。币原外相在推动签署《伦敦海军军缩条约》等问题上显示出与英美合作的基本立场，然而，在这件事情上，他不希望欧美各国介入，而是试图通过日中两国之间的直接交涉来解决问题。为此，他认为日本政府在保持克制的同时，让军方接受不扩大事变的方针至关重要。

然而，关东军无视了陆军中央的制止命令，在占领满铁沿线的各大城市的同时，10月对张学良军队聚集的战略要地锦州实施了无差别空袭。11月，关东军又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推进到了苏联势力范围圈的中国东北的北部。若槻内阁与政友会合作成立了“协作内阁”，试图将所有政党联合在一起，对陆军施加压力，但终因内阁意见不能统一而未能如愿。12月，内阁宣布解散。[24]

针对当地军队的“独断专行”，日本国内媒体却盛赞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维护日本的威信和利益。就连大正德谟克拉西的旗手《大阪朝日新闻》等进步报纸也改变了论调，转而对事变表示支持。[25]

在英国的福田冷静地关注着这些局势的转变。“九一八”事变后，他深感国际反日情绪迅速高涨。他在1931年10月15日寄回家乡的一封信中写道：“关于‘九一八’事变的情况一条不漏地作为头条新闻在英国的无线电广播播报。并且最近关于‘九一八’事变的舆论走向也完全变了，英国的电台和报纸等媒体都对日本进行了负面的批判报道。”[26]

若槻内阁倒台后，重任就落到政友会的犬养毅身上。犬养是从1890年第一次众议院选举中当选后连选连任的政界长老，多年来积极投身护宪运动，与尾崎行雄一起被称为“宪政之神”。

犬养还与中国的革命家交往亲密。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牌政治家，他一方面允许陆军向中国东北增兵，另一方面又承认中国拥有宗主权，他试图在中国东北建立一个独立的政府来平稳局势。于是，他暗中派与中国国民党有交往的菅野长知去南京与国民政府谈判。[27]犬养认识到恢复对军队的控制将决定事情的成败，因此寻求一种方法来做到这一点。

然而，1932年1月之后，日中两国在上海的紧张局势加剧，日本海军陆战队与中国军队发生了大规模武装冲突（“一·二八事变”）。此外，当年3月，由关东军主导、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作为领导人成立了伪满洲国。犬养没有立即承认伪满洲国，他试图找到与现有国际秩序不冲突的方法。然而，在“一·二八事变”和伪满洲国成立的背景下，日方与国民政府的交涉空间变得越来越窄。[28]

犬养在当年发生的“五·一五事件”中被闯入总理大臣官邸的海军青年军官击毙，表明政治控制军队的努力已经完全失败。自1924年（大正十三年）以后持续了八年的政党内阁时代也落下帷幕。

福田清楚地记得“五·一五事件”发生的那一天。那是一个周日，福田应津岛财务官的邀请去伦敦郊区打高尔夫球。结束回家的途中，在财务官官邸听BBC（英国广播公司）广播时，津岛注意到关于对犬养首相的背景介绍全部都是过去时态的。福田立即打电话给日本大使馆，但大使馆说还没有收到东京的通报。当他打电话给在租用了《泰晤士报》一个房间作为办公场地的《朝日新闻》伦敦分社时，他被告知“刚刚接到电话，犬养首相被年轻军官杀害了”。[29]

我们在福田寄往家乡的一封信中，可以感受到福田在认真地思考日本的未来。信中写道：“从一国的首相被军人枪杀感受到重大冲击，英国人民对日本的感情也非常不容乐观。此外，未来关于中国东北的问题也肯定会多灾多难，受此影响，国债有持续下跌的倾向。离开故土日本身在海外，反而更能清晰且准确地看清日本未来的走向。”在福田看来，身在日本却不了解自己国家前途的国民是不幸的。[30]

犬养死后，元老西园寺公望推荐属于稳健派的海军大将斋藤实继任首相。“末代长老”也暂时放弃了政党内阁的念头。斋藤内阁在政友会和民政党两大政党的合作下，旨在成立一个由军队、政党和官僚组成的“举国一致政府”。然而，这种折中性质的政权，结果往往被内阁内部的强硬派所引导。斋藤内阁推进了被上届政府推迟的对伪满洲国的承认。帝国议会已经一致同意承认伪满洲国，外相内田康哉也对此积极响应。“九一八”事变的结果使曾参与制定《凯洛格非战公约》、被视为具备代表国际合作主义精神的外交官内田也一反常态，在国会发表了“即便变成焦土也要保护既有成果”的“充满激情”的演讲。

日本政府的这种态度，是对国际联盟派来了解“九一八”事变实际情况的李顿调查团的正面挑战。李顿调查团的调查报告，在认定伪满洲国是日本的傀儡政府的同时，也认可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报告内容体现了妥协的态度。然而，当1933年2月国际联盟临时大会通过一项要求日本撤回承认伪满洲国的决议时，松冈洋右等日本全体代表当即离开会场。次月，日本政府正式宣布退出国际联盟。当福田的伦敦时代即将结束时，日本已经开始在国际孤立的死胡同里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