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费孝通思想的历史面相与历史视野

纵观费孝通毕生的学术研究及其学术思想，历史维度从未缺席——与历史相关的学术概念、学术话语及学术方法省思一直贯穿在费孝通三次学术生命的始终。1924年至1957年，费孝通学术生命的第一阶段，在《乡土中国》和《乡土重建》中，费孝通从对乡土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权力运行方式的分析，提出了社会学的经典概念“差序格局”和“双轨政治”。在《皇权与绅权》中，提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四种权力结构，即皇权、绅权、帮权和民权。[54]在对《昆厂劳工》的研究总结和反思中，费孝通意识到“社会情境”[55]对劳工的影响，开始思考传统的社会结构为何会在现代工厂组织中存在及其存在的作用和意义。及至费孝通学术生命的第二和第三阶段，“历史”愈益逐渐生长为一种与费孝通的生命体验、学术历程、历史感知、文化认同相关的社会学本土论和学术方法论，在费孝通的思想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具有丰富的意涵和深远的意义。

到目前为止，学界对费孝通全面而深刻的研究展现出了费孝通思想的多重维度和理论深度。费孝通在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多学科领域既具有个案研究与学术理论的奠基性，同时也极富本土化理论和学科发展的前瞻性。近年来，中国社会学研究中的历史意识不断增强，当我们回过头来重新阅读费孝通时，其思想中沉淀的对历史的关注和探讨，犹如一道强烈的光芒，令我们再次惊叹中国社会学史中蕴藏的取之不尽的丰富学术资源，这对于我们当前的中国历史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大有裨益。

已有对费孝通的历史观和历史意识的探讨，乔健的《试说费孝通的历史功能论》[56]（2007年）和朱小田《论费孝通的历史观》[57]（2019年）两文较具代表性。费孝通对功能学派的历史拓展，学界讨论得较早也较多，乔文比较有代表性。乔文指出，费孝通对西方功能学派的理论贡献在于将历史因素纳入其中，并创造性地提出“活历史”“三维一刻”的概念。经过费孝通的创造性转换，功能理论具备了新的历史面相，且增强了包容度和诠释力，乔文将经转换后的功能论称为“历史功能论”。

朱小田2019年发表在《史学理论研究》上的文章，可谓中国社会史学界最早对费孝通历史观进行的研究和探讨。当前，中国学术界社会学、人类学与历史学跨学科融合的趋势与日俱增，朱小田在历史学界长期致力于社会史研究，他以社会史研究的视角对费孝通历史观的审视，为社会学界、人类学界对费孝通历史意识的研究开了一个好头，也提供了历史学研究视角的参考。

朱文在社会史与人类学跨界沟通的视域之下，较为完整地分析并展现了费孝通功能主义历史观的丰富内涵。费孝通深受英国功能主义学派理论的影响，而英国功能学派长期被视为具有“反历史趋势”。但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这种趋势逐渐发生了变化，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通过在非洲的田野调查，开始意识到近代工业文明对传统的冲击和不可避免的文化变迁，由此开始思考文化动态论。费孝通在晚年强烈地意识到并认同马林诺夫斯基从静态功能论向动态文化论的转化和努力。进而，朱文指出，费孝通在其社区研究中确立了功能主义历史观的历史方位，费孝通通过“社会—文化”的变迁特征切入了历史领域，并特别重视“活着的历史”。费孝通的历史观体现出对历史的日常样态的呈现和重视，关注日常生活的整体变动，将眼光下移到日常史的草根主体，在社区的时空坐标中理解日常生活。此外，费孝通还重视在田野中重构历史，强调物质文化史料的意义，肯定口传史料的价值，与此同时他还特别重视在生活中解读文献资料，并肯定社区传说的思想史价值。

概而言之，上述两篇文章都深入地考察了费孝通思想的历史之维，对其加以总结，我们可以归纳为以下方面：其一是对西方功能论的拓展，创造性地推进了西方功能论的基本理论；其二，从西方社会史观的角度来看，费孝通思想中呈现了对日常生活史的关注；其三，从史料运用的角度看，注重口述史料等非正统史料的价值；其四，从田野和历史的关系来看，重视田野实践与历史文本的互动与互构。社会学、人类学及历史学界对费孝通思想中的历史因素及历史观的已有探讨，一方面拓展和深化了我们对费孝通思想的理解，另一方面也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费孝通思想提供了极具潜力的方向。

但正如朱小田在文章最后所感叹的：“走进费孝通的学术世界，可以真切地看到，以1938年《江村经济》的问世为里程碑，功能派人类学已经将生活方式的变迁作为重要议题纳入研究范围。马林诺斯基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对此已经有过一些初步思考，费孝通的社会变迁研究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学术生涯，其间所包含的历史观，包括对历史意识的否定之否定，与此前人类学和史学的异同，历史的日常生活形态，重构社会史的思路与方法，等等，在在特色鲜明，粲然可观。然而，这一切却如明珠暗藏，鲜为人知。”[58]历史学界已然发出“明珠暗藏”的深深喟叹，反观社会学界，对费孝通历史观问题的全面系统探讨却微乎其微，虽有对费孝通历史功能论“三维一刻”的总结，但对费孝通学术生涯完整历程中的历史视野和历史面相的关注依然匮乏。

纵观费孝通一生的学术思想，如果对其学术研究和学术生命的不同阶段进行总体把握和描述，则更能完整而全面地展现费孝通思想中的历史意识，并把握其内在理路和方法论意涵。“由于历史、政治的原因，费孝通的学术生命未能保持应有的连续性。1924至1957年、1979至1998年、1999至2005年，这三个时间段分别代表了费孝通的三次学术生命。”[59]三个学术生命时间段的区分便于我们把握费孝通每一阶段学术思想的主题，但正如该文所言，这并不意味着费孝通思想的断裂。在此，将以这三个学术生命的时间段为参照坐标，探寻费孝通学术思想中前后贯通、具有内在连续性的历史视野与历史面相。

在这里，我们将费孝通思想的历史视野和历史面相总结为五个方面，即早年所受社会史的影响、历史功能主义、历史社会学经典概念、社会情境的历史之维和晚年的社会学方法论反思。其中，学界对历史功能主义和晚年的社会学方法论反思已经讨论很多，并已形成一定共识，所以并不详细展开，只作为费孝通历史视野和历史面相之维度列于此并稍加叙述。

首先来看第一个方面，费孝通在学术道路之初，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影响，对社会史研究产生一定兴趣并运用地方志材料进行过研究尝试，撰写过本科学位论文《亲迎婚俗之研究》及研究论文《周族社会制度及社会组织一考》。费孝通一方面对社会史存在兴趣，受顾颉刚影响进行了研究尝试；但另一方面，对地方志的可信度和研究方法的有效性产生怀疑。费孝通对亲迎婚俗的研究，其问题意识是社会学的“中国文化内部变异的一个极小的尝试”[60]，其所用的研究方法是当时社会史倡导的地方志文献研究法。费孝通站在社会学研究者的角度，对运用地方志材料进行研究可能存在的问题加以剖析，如认为地方志对风俗的记载和风俗在各地实际生活中的运作不能完全画等号。虽然费孝通的研究尝试并不意味着他毫无批判性地将社会史的方法融汇于他自身的学术脉络，但第一次学术生命中的这段研究经历显示了费孝通所受的跨学科的多元化思想和方法的影响，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功能论、社区研究等理论和方法之外，这种多元化的学术养分及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素养为他后来的不少学术研究提供了独特的学术视角和学术气质，并深深地影响了费孝通晚年的社会学反思。

费孝通与中华民国时期社会史之间具有一定联系，这种思想关联及其内在的复杂脉络，在对费孝通的研究中一直被社会学界忽视。长期以来，费孝通的本科学位论文《亲迎婚俗之研究》及研究论文《周族社会制度及社会组织一考》并未引起研究者的充分关注。赵旭东和齐钊在一系列研究论文中对费孝通的《亲迎婚俗之研究》进行了系统、全面而深刻的分析，指出学界由于对费孝通此项研究的忽视，导致对其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认识缺乏完整性。他们认为，费孝通的这篇论文糅合了文化传播论和文化功能论，是一个有别于功能论传统的研究特例，具有强烈的文化传播论色彩。他们提出，要将费孝通的学位论文纳入其一生学术研究中，从知识论、方法论和文化观三方面把握费孝通倡导的实地调查与文献研究的演变过程，多学科融合一以贯之的态度与实践以及重视文化功能论、文化传播论与历史之间的结合与互动。[61]

费孝通的《亲迎婚俗之研究》曾刊登在由燕京大学社会学会主编的《社会学界》（1934年第八卷）上，该文前面的编者按语中写道：“本文是费君用了三年的功夫，经过吴文藻、顾颉刚、潘光旦、王佩铮、派克（P.Park）及史禄国（Shirokogorov）诸位先生的指导及批评，五次易稿而成的，审慎经营，确值得向读者介绍。”[62]赵旭东和齐钊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分析这些老师对费孝通的影响并指出这些影响体现在：吴文藻学术研究以及教授课程对费孝通的熏陶；顾颉刚倡导的地方志研究以及历史地理的启发；潘光旦在国学方面以及对伶人分布的研究对其的影响；王佩铮在国学方面对其的影响；派克实地调查方法的影响；史禄国关于满洲民族以及通古斯人的研究对其的影响。[63]其中，顾颉刚的影响颇值得关注，这也是我们分析费孝通思想中的历史面相的一个重要方面。顾颉刚是20世纪的中国史学名家，是历史地理学、民俗学和边政学等多门学科的奠基者，在方志学领域也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成就和学术贡献。方志学和历史地理之间具有特殊的姻缘关系，顾颉刚本人对方志学有较深的研究，对近代方志学贡献较大，但因没有方志学方面的专著问世，学界对顾颉刚在方志学方面的成就也有所忽视。[64]

20世纪初期以来，中国史学界在史学方法论上进行了一系列深刻的变革。世纪之初，受近代西方史学的影响，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倡导的“新史学”潮流被视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发端，而20世纪前半期被纳入“社会史”范畴的诸多研究类型，都可以在“新史学”的思潮中找到理论端倪，因此，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可谓滥觞于“新史学”的潮流之中。[65]各派社会史家的理论来源并不一致，受马克思唯物史观、法国史学、孔德实证主义等影响的不同学者都强调社会科学对历史解释的影响，但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历史并没有形成非常固定的研究范式。[66]

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时不少不同专业领域的研究者开始努力发掘“下层”民众社会的历史，“内容涉及社会风俗、民众信仰、婚丧嫁娶等多方面”[67]，而顾颉刚正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学者。顾颉刚对社会史的兴趣，主要集中于“民歌、民间故事和民众信仰”[68]方面。1919年，顾颉刚参加北京大学的歌谣征集运动，该运动开始于1918年初，主要是为了“激发研究中国民俗的兴趣”和“彰显中国民间文艺的光辉”。[69]顾颉刚对民歌的兴趣更偏向“民众社会之情状”[70]，他对孟姜女民间故事的研究，也体现了他透过民间故事探寻社会历史文化变迁的独特视角。1927年，顾颉刚任教中山大学后更是倡言：“我们要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来认识民众！我们要探检各种民众的生活、民众的欲求，来认识整个社会！我们自己就是民众，应该各各体验自己的生活！我们要把几千年埋着的民众艺术、民众信仰、民众习惯，一层一层地发掘出来！我们要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全民众的历史！”[71]这一倡言再次鲜明地体现了顾颉刚“眼光下移”的社会史思想。

1929年秋，顾颉刚几经辗转，最终来到燕京大学任教。[72]1930年秋费孝通由东吴大学转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从吴文藻教授，1933年，费孝通自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获社会学学士学位。[73]费孝通在燕京大学求学期间，顾颉刚在燕京大学担任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历史系教授。“顾颉刚教授自1920年夏从北京大学毕业留校工作，至1949年全国解放，先后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云南大学、齐鲁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等院校指教和从事学术研究近三十年。其中，在燕京大学的时间最长：自1929年6月受聘，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因名列‘抗日分子’黑名单被迫离开北京为止，八年有余。而在其他各校，短者不足一年，长者不过两三年。”[74]曾任教于多所大学的顾颉刚，在燕京大学“工作时间最长，学术研究最为精深”[75]。在燕京大学期间，顾颉刚与吴文藻、谢冰心两位虽专业不同却过从甚密。1931年，顾颉刚与吴文藻等一同到河北定县、大名，河南安阳、洛阳等地考察；1934年，他与吴文藻、谢冰心一起访问了绥远。[76]此种情形之下，上文所引编者按语中提及费孝通《亲迎婚俗之研究》受到顾颉刚之影响实属自然。

费孝通晚年在《顾颉刚先生百年祭》一文中提道：“他在燕京大学执教时，我正在未名湖畔上学，但我没有上过他的课，听过他的讲……顾先生的名字我早已耳熟，他的为学我是衷心钦佩的。那时我还在东吴附中读书，我已读到顾先生的《古史辨》（第1册是在1926年出版的）。”[77]《暮年漫笔》中还有更细致的回忆：“那时，燕京校园里学术空气活跃，在社会科学这个圈子里，一些学历史的人成立了一个‘神州国光社’，用马列主义的观点讲中国社会史，那时马列主义和非马列主义两种思想斗得厉害，双方论战激烈。他们的争论引起我很大兴趣，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些争论加强了我对中国问题的决心。在双方论战的人当中我最佩服的是顾颉刚，他写的《古史辨》我都认真读过；他用民俗资料来印证历史和他的历史地理学都影响过我，1933年我的毕业论文《亲迎婚俗之研究》，就是以地方志为根据，观察结婚时新郎要不要去迎接新娘这样一种民间风俗的地理分布，来看文化的变迁的。”[78]

早在1937年，费孝通在《读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经济钥区〉》这篇书评中，谈及自己怎么开始做起亲迎研究：“利用地方志来研究社会史，最早提倡的是顾颉刚先生，他曾发表过一篇文章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出版的《社会问题》季刊上，这篇文章曾引起我个人的尝试，冀先生尝试的结果，认为这是一种成功。不幸我自己的尝试却得到相反的结论。”[79]冀朝鼎的这项社会史研究，让费孝通想到自己的尝试，并对运用地方志材料做研究的方法与实地研究方法进行了一番比较和反思。

费孝通提到的这篇文章是顾颉刚与朱士嘉一起合著的《研究地方志的计划》，1931年刊载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社会问题》第一卷第四期。朱士嘉在回忆顾颉刚先生的文章中也曾提及此文。20世纪30年代初期，朱士嘉曾在燕京大学倾听顾颉刚讲授中国地理沿革史，顾颉刚主动将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借给他看，让他学习方志学说，还联名起草了《研究地方志的计划》。[80]

在这篇文章中，顾颉刚充分意识到地方志的研究价值，“地方志是中国的特产，是未经开辟的新大陆，是研究历史、地理和社会科学的深藏宝库”[81]。并提出地方志这种“旧材料”能带来崭新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论。“研究一种学问，必须有目标、有材料、有方法。在某种目标之下，用科学的方法，把东鳞西爪的材料搜集拢来，加以整理、比较、分析、归纳……方才有相当的成绩。材料越充富，方法越精密，则所得的结果也越好。以前的史料，不是供王公大人的采览，便是备文人学士的讽咏，是片面的、是散漫的，而不是系统的；是文学的，以艺术的，而不是科学的；在中国是如此，在19世纪以前的泰西各国也是如此。我们现在寻材料，要转向社会方面去了；因为那里有露骨的风土人情，切实的国计民生。这条路，除了我们自己开辟之外，若要在旧材料里找，那只有叩地方志之门了。”[82]顾颉刚认为，地方志材料丰富、信实，里边常有难得的材料，且具有平民化的特征[83]，运用地方志材料能为中国史学发展提供新的方向[84]。

地方志作为一种“旧材料”，因其蕴含丰富的社会史资料而被重新认识。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一向“眼光向上”，而运用地方志以及档案、家谱这些材料，采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则有可能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展示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地方风俗和民众日常。费孝通的《亲迎婚俗之研究》一文“所用之材料，并非作者亲自调查之记录，多采自各地方志书”[85]，因费孝通写作此文时，“适在燕京大学提倡搜集地方志之时，故得于其图书馆尽量应用”，一共搜集到全国15个省份207个地方（其中有34个地方的亲迎婚俗资料摘录自《古今图书集成》）的地方志书上的相关记载[86]。费孝通坦言，其研究旨趣即在“激发国人对于风俗研究之兴趣及阐明之文化研究之地理方法耳”[87]。

在同一时期，受社会史影响和启发，费孝通还著有《周族社会制度及社会组织一考》一文，考察周族的通婚问题及亲属称谓。在文章后记中，费孝通写道：“民国二十一年（1932）夏，作者读书于浒关，作周族婚姻制度及社会组织一考，聊以记读书之一得耳，不敢以言考据也。且作者以为今后社会史之研究，宜由有现实物可据之民族学及考古学入手，似不应再沿用旧有之考据方法，在旧书堆中讨出路，故此文久久未敢发表。近见国人对此问题已渐注意，如最近出版之文化人类学，亦有对于中国姑舅表婚之讨论；又如文学季刊第2期补白‘舅舅’一条之提示，均使作者回思旧稿，对于该问题，或可作一些补充之助……然作者于国学之造诣过浅，绝不敢造次妄臆，惟以千虑一得之冀，敢出旧作，以供研究社会史者之垂纳。”[88]

1937年在对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经济钥区》的书评中，费孝通实为借评论该书而发表自己对社会史研究之理解。“我对于中国社会史研究，老实说，有一些过分的反感，可是这一本书却又引起了我的兴趣。我所谓的‘兴趣’是在这本书所代表社会史研究方法上的进步及宣示他们无法克服的困难。还有一点对于我个人特别关切的，就是看见人家走上了自己曾实验过而已告失败的路上，‘此路不通’。”[89]费孝通此言，充分展示了他对社会史的态度以及对社会史“方法问题”[90]的质疑。

进而他以《亲迎婚俗之研究》在研究中遇到的问题来谈：“我的问题比较简单，是‘亲迎风俗的地理分布’。我想若地方志上关于该地婚俗有记载的话，我把每一地方有无亲迎的事实记下来，画在图上，一定可以得到它地理分布的情形了。我一面工作，一面却发生了一个基本问题，很多地方志上没有提起有没有迎亲的是，我算它有，还是没有呢？第二个难题，即使有地方明明写着‘民重迎亲’，是指全地方人民在结婚时一定要新郎自己去接新娘的呢？还是只是一部分人守这习惯？在‘重’字上看不出究竟来。有些记着‘士多亲迎’，哪一种人称作‘士’呢？再进一步，各本地方志上所谓亲迎是指同一件事么？即使形式上相同，功能上是否相同呢？亲迎的原因是否相同呢？最后，我费了有一年光景，一张亲迎婚俗分布图是画好了，究竟代表些什么意思，我自己也茫然。可是这个尝试却给我一个很大的教训，若是我们要研究社会，第一是要注重材料的来源，而最好的是根据有训练的实地报告。有实地研究经验的人会告诉你，他对于自己观察得来的材料，有时还是不敢确定其必然可靠，而想依据片言只语的官报来做研究，任何严谨的学者是不敢尝试的。”[91]

这一番对研究过程中所遇到问题的层层深入的剖析，虽然结果充满疑惑与不解，但这可贵的思索过程，正展现了费孝通作为一个社会学研究者对与历史进行跨学科交叉研究时的心路历程。书评中，费孝通反复宣称他的尝试是失败的，这一失败正是费孝通对社会史方法和实地研究方法的比较与反思。费孝通的追问，显示出地方志的书面记载与实际情形之间可能存在的不同，在《地方志》中记载的亲迎风俗和社会生活中实际施行的亲迎风俗及其具体运作之间存在差距。而实地调查可以弥补和丰富地方志文本记载的不足，为未来的社会史研究提供“比较可靠的地方志”。“回过头来，我们所谓现在尚可看到的‘现实’，其实不过是将来的历史而已。我们所谓‘社区研究’也不过是一部部比较周备及比较可靠的地方志，顾颉刚先生所提倡‘地方志’的原则，我依旧十分同意，只是旧有的地方志缺点太多，并不能作‘研究社会及经济史的大好资源’，这是事实问题，惟有在现在根据现实情形，多做社区实地研究，我们才能盼望将来的学者，能根据这些地方性的专刊来写他们的社会史。”[92]

至此，我们看到费孝通在其学术道路之初，曾受到社会史的影响，并运用地方志对古代社会风俗进行尝试性研究。费孝通一生都具有地方志的情怀[93]，晚年他自己曾回忆说，早年受益于乡土志，大学毕业论文用全国各地方志里有关婚姻风俗的记载做材料写成，还称《江村经济》实际上是一本开弦弓村的乡土志，《吴江行》也可以说是一份乡土教材。[94]这种对历史文献资料的重视在其之后的学术生涯中并未中断，通过社会调查获取一手资料之外，他也非常重视通过历史文献资料和地方典籍收集资料[95]，倡导历史资料与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治学方法，并多次强调读史的重要性[96]。

接下来讨论第二个方面即历史功能主义，自其学术生涯开始时，费孝通就将社会变迁的历史视野带入结构功能主义，并在其整个学术生涯的不同阶段展开具体的研究实践与多维度的学术反思。费孝通的功能论受马林诺斯基和拉德克里夫·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等人的影响，但费孝通把历史因素融入功能论，使其具备了新的历史面相，因此，乔健将费孝通的功能论概括为“历史功能论”[97]。这一点已成为国内社会学、人类学界对费孝通功能论的基本共识，在此不再赘述。朱小田提到的“费孝通的社会变迁研究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学术生涯”[98]，还可引述一些相关材料再次强调，因为不少研究者常引用费孝通晚年所写的相关文章来谈论其历史功能主义，而忽视了朱小田所讲的更早的时间节点。

1937年10月，费孝通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参加“席明纳”，研究文化变迁问题，并在导师指导下整理在开弦弓村调查的资料，撰写博士论文，为天津《益世报》开辟“伦市寄言”专栏。[99]在此期间，费孝通在几篇文章[100]中都谈到社会变迁问题，并指出以前过于注重“静态的结构”而忽略了“动态的变迁”[101]。在马林诺斯基主持的“今日社会学”（Anthropology Today）的“席明纳”上，费孝通系统了解并学习了当时人类学家在非洲所进行的一系列变迁研究。[102]马林诺斯基在访问了非洲南部和东部的英国殖民地后，1937年秋天回到他的“席明纳”，讨论的主题从静态的“文化表格”转向分析文化动态的“三项法”，而这“正表明了马老师学术思想上的一个重要的变化”[103]。费孝通学习和接受“文化功能论”时，正是该理论从注重静态结构逐渐发展为关注动态变迁的阶段。

费孝通思想的历史视野和历史面相的第三方面，是他基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权力运行机制和城乡关系结构，提出了一系列历史社会学经典概念，如“差序格局”“双轨政治”和“中国绅士”，这些概念具有丰富的学术内涵和思想张力，为中国历史社会学建立了一种具有典范意义的概念框架。本书着重论述的就是费孝通历史社会学的这三个经典概念，因此，将在后续章节中逐一进行充分探讨，在此不做进一步展开。

接下来看第四方面，即“社会情境”的研究视角所具有的历史张力和历史之维。这里用“社会情境”这一术语来总结费孝通思想中的历史面相，看起来似乎有些令人费解，实则该术语来自费孝通在《〈昆厂劳工〉书后》一文中所写：“国衡这种分析，使我们从个人的生活习惯去解释现在中国新工厂中人事问题，走入了对于社会情境的分析了。在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在现代的工厂组织中还会遗留着传统的结构？”[104]“社会情境”是一个颇可玩味且有丰富内涵的社会学概念，费孝通虽没有对这个术语进行明晰的分析和界定，但从中可以看到费孝通关注的“传统”的影子，因此是我们发掘费孝通思想之历史面相的一个重要术语。

“魁阁”时期，史国衡在费孝通的指导下开展了一项对昆厂劳工的研究。1944年费孝通访美期间，曾将“魁阁”同仁的部分研究成果翻译成英文并出版，除云南三村研究外，另一本是一部劳工民族志即史国衡的《昆厂劳工》。[105]闻翔指出，《昆厂劳工》是“魁阁”学术遗产中被忽视的一环，为此，他专门讨论了费孝通《〈昆厂劳工〉书后》一文，并对费孝通在20世纪40年代有关于劳工问题的理解和认识进行了分析。[106]费孝通对劳工问题的研究颇值得关注，这不仅因为学界对这一问题长期忽略[107]，更因为费孝通的劳工研究展示出一种具有历史维度的理解力，对今天的劳工研究以及历史社会学研究都极具启发。

为《昆厂劳工》撰写这篇后记之前，费孝通已写过几篇探讨现代工业的文章，包括《西南工业的人力基础》[108]（1940年）、《劳工的社会地位》[109]（1941年）和《新工业中的艺徒》[110]（1942年）。费孝通特别关注现代工业中“人的因素”，他认为西南工业的人力基础不稳固，外来劳工和本地劳工如何稳定地为工业服务是必须解决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在工业中”，“虽则他们已参加了新工业，可是从他们的生活习惯来说，还是充分的保留着农民的味儿”[111]。即根植于乡土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土壤之中的农民，从原来的社会组织和文化传统中被拔起，植入一种全新的以工业生产为中心的工业化体系，由此产生一系列问题。费孝通举例说，“在农业里工作惯了的人，对于工厂里有规则的劳动，常会感到困难。习惯本来可以改变的，若是工业能吸引住他们，他们住久了自然养成工业习惯。不幸的是工业吸引力既不大，一上来农民们生活全觉得不对，回乡的心自然更易成为事实了”[112]。农业社会的劳动生产方式不同于现代工业里由时钟和纪律控制的“有规则的劳动”，费孝通在此敏锐地察觉到“农民在工业中”的很多问题需要追溯到农业社会的传统结构中去理解。

《〈昆厂劳工〉书后》继续了费孝通此前对劳工问题的思考，并受到勒普莱（Frederic Le Play）、涂尔干（Emile Durkheim）等法国古典社会学家及当时美国哈佛大学专门研究工业心理学的梅岳（Elton Mayo）教授的影响，将“农民在工业中”的探讨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开始探索“从有组织的社会生活进入无组织的社会生活”[113]，思考“现代工业组织中是否有达到高度契洽的可能”[114]，寻求“新秩序的方案”[115]。“在我看来，这本书使我们已经可以明白现在昆厂里所发生的种种人事上的问题是现代工业中普遍的现象，是出于从有组织的传统社会变化到能应用新技术的新组织中过渡时期的现象。在这过渡时期因为社会的解组，生产关系并没有建立在人和人的契洽之上，因之传统的结构，因其曾一度给人以所需的契洽，遗留在新时代成为非正式的潜在结构。这些潜在结构一方面固然满足着人们的社会需要，另一方面却阻碍了新技术的有效利用。”[116]

在此，回到上文提到的“社会情境”，费孝通认为不能用“个人的生活习惯”[117]等这种个体化归因来解释现代工业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农业到工业的过程并不仅仅是“个人习惯的改造”，而是“一个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农业里养成的社会结构并不合于工业的需要”[118]。因此，要回到“社会情境”，要认识并承认现代工厂组织中会遗留传统的结构，会有非正式的组织存在，应该基于这样的社会情境来思考如何建立新的组织和秩序。费孝通以社会情境的视角看待劳工问题，并接续了涂尔干等古典社会学家关于社会变迁与社会团结的理论脉络，在一种具有历史感的社会结构中探寻“社会解组的过程”[119]和社会秩序的重建。这种具有历史维度的探讨，对于我们无疑是相当有启发力的，而费孝通在此所展现的历史视野也不应该被我们忽略和遗忘。

接下来，关于费孝通历史面相的最后一个方面，即费孝通晚年的方法论反思，这一反思强调了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意义，伸展了中国社会学的历史之翼。

社会学是一种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学科，社会学的科学性，使得它可以成为一种重要的“工具”，可以“用”来解决具体的问题，比如预测一个社会的发展走向，调查一个群体的态度行为，分析某个社会组织的运行机制，解决某个紧迫的社会问题等；然而，社会学的价值，还不仅仅在于这种“工具性”。今天的社会学，包括它的科学理性的精神，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人文思想”；社会学科研和教学，就是一个社会人文精神养成的一部分。社会学的知识、价值和理念，通过教育的渠道，成为全社会的精神财富，可以帮助社会的成员更好地认识、理解自我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以提高修养、陶冶情操、完善人格，培养人道、理性、公允的生活态度和行为，这也就是所谓“位育”教育的过程，是建设一个优质的现代社会所必不可少的。社会学的研究方向，也自然要考虑到这种人文方面的需要。社会学的人文性，决定了社会学应该投放一定的精力，研究一些关于“人”“群体”“社会”“文化”“历史”等基本问题，为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奠定一个更为坚实的认识基础。中国丰厚的文化传统和大量社会历史实践，包含着深厚的社会思想和人文精神理念，蕴藏着推动社会学发展的巨大潜力，是一个尚未认真发掘的文化宝藏。从过去20多年的研究和教学的实践来看，深入发掘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实践中探索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是中国学术的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发展方向，也是中国学者对国际社会学可能作出贡献的重要领域之一。[120]

费孝通在《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中，几乎完全将方法论置于中国文化传统中进行考察，这是社会学方法论的中国式思考。[121]费孝通说自己晚年补课“要补一补中国传统文化课，于是就找了陈寅恪、钱穆、梁漱溟三位国学大师的著作来读”[122]。张冠生记录整理的《费孝通晚年谈话录（1981—2000）》中载：“1997年7月9日：晚饭前，带上昨日准备妥当的钱穆著述和今日复印的《钱穆先生传略》到费老家，一并放在先生案头。先生欣然，说：‘过几天出门的时候，可以带到路上看了。我要好好看！’”[123]钱穆是个热衷于“天人合一”的历史学家，费孝通对中国社会学方法论的拓展也深受钱穆“天人关系”的启发。因此，他自然地从“文化生态论”转向了“文化心态论”，将眼光对准“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深刻意识到中国社会学一个具有学术潜力的发展方向在于转向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费孝通赋予中国社会学以完整而饱满的人文品格，将对中国社会学人文性的强调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将人文性的触角伸展至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处和精华之中，在“具有历史性”[124]的文化延续和精神传承的脉络中，重构中国社会学的学术品格和学术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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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费孝通：《暮年漫谈》，《费孝通全集》第十七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5页。

[2] 朱小田：《论费孝通的历史观》，《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2期。

[3] [英]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李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6页。

[4] [英]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李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6页。

[5] [英]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李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4页。

[6] [美]西达·斯考切波：《社会学的历史想象力》，《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与方法》，封积文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7] [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7页。

[8] [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6页。

[9] [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7页。

[10] [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72页。

[11] [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76页。

[12] [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70页。

[13] 参见[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14] 参见[英]杰拉德·德兰迪、[英]恩靳·伊辛主编《历史社会学手册》，李霞、李恭忠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5] 参见[英]杰拉德·德兰迪、[英]恩靳·伊辛主编《历史社会学手册》，李霞、李恭忠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6] 黄俊杰：《从方法论立场论历史学与社会学之关系——增订再版代序》，《史学方法论丛》，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版。另可参见[英]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李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王学典《述往知来：历史学的过去、现状和前瞻》，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王凛然《“交异”与“融通”：近代以来社会学与历史学关系变迁》，《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17] 参见李里峰《社会史与历史社会学：一个比较的反思》，《学海》2018年第3期。

[18] 参见黄俊杰《从方法论立场论历史学与社会学之关系——增订再版代序》，《史学方法论丛》，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版。

[19] 参见严飞、曾又丰《历史社会学的本土自觉：革命、国家治理与教育再生产》，《学海》2018年第3期。

[20] 参见李强《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发展及创新》，《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6期。

[21] 参见肖瑛《非历史无创新——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历史转向》，《学术月刊》2016年第9期。

[22] 关于这一时间节点的确立，参见肖瑛《非历史无创新——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历史转向》，《学术月刊》2016年第9期。

[23] 参见刘亚秋《“总体性”与论社会学的历史视野》，《社会》2013年第2期；肖瑛《社会学研究的历史转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6月27日；渠敬东《返回历史视野，重塑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国近世变迁及经史研究的新传统》，《社会》2015年第1期；周飞舟《论社会学研究的历史维度——以政府行为研究为例》，《江海学刊》2016年第1期；肖瑛《非历史无创新——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历史转向》，《学术月刊》2016年第9期。

[24] 参见应星《略述历史社会学在中国的初兴》，《学海》2018年第3期。

[25] 参见学术月刊编辑部、光明日报理论部、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2016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学术月刊》2017年第1期。

[26] 学术月刊编辑部、光明日报理论部、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2016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学术月刊》2017年第1期。

[27] 学术月刊编辑部、光明日报理论部、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2016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学术月刊》2017年第1期。

[28] 参见应星《略述历史社会学在中国的初兴》，《学海》2018年第3期。

[29] 参见刘亚秋《“总体性”与论社会学的历史视野》，《社会》2013年第2期；李凌静《拓展社会学的历史视野，直面“总体”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1月16日。

[30] 肖瑛：《从创造性适应到创造性转化：社会学的中国主体追求》，《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8年第3期。

[31] 参见北大社会学系网页，http：//www.shehui.pku.edu.cn。

[32] 参见《中国政法大学年鉴》编写组《中国政法大学年鉴》（2015），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33] 参见应星《略述历史社会学在中国的初兴》，《学海》2018年第3期。

[34] 如罗祎楠的相关探索和研究，可参见罗祎楠《激活传统——一种中国历史研究方式的探索》，《读书》2017年第8期；罗祎楠《思想史视野中的质性研究：以方法意涵的构建为例》，《社会》2019年第1期；罗祎楠《中国国家治理“内生性演化”的学理探索——以宋元明历史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

[35] 参见应星《略述历史社会学在中国的初兴》，《学海》2018年第3期。

[36] 参见肖瑛《社会学研究的历史转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6月27日。

[37] 参见肖瑛《非历史无创新——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历史转向》，《学术月刊》2016年第9期。

[38] 参见刘亚秋《“总体性”与社会学的历史视野》，《社会》2013年第2期；另可参肖瑛《从创造性适应到创造性转化：社会学的中国主体追求》，《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8年第3期。

[39] 参见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40] 参见渠敬东《占有、经营与治理：乡镇企业的三重分析概念》（上），《社会》2013年第1期；渠敬东《占有、经营与治理：乡镇企业的三重分析概念》（下），《社会》2013年第2期。

[41] 参见渠敬东《返回历史视野，重塑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国近世变迁及经史研究的新传统》，《社会》2015年第1期。

[42] 参见渠敬东《中国传统社会的双轨治理体系：封建与郡县之辨》，《社会》2016年第2期。

[43] 参见肖瑛《从创造性适应到创造性转化：社会学的中国主体追求》，《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8年第3期。

[44] 其他研究可参见孟庆延《理念、策略与实践：毛泽东早期农村调查的历史社会学考察》，《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4期；孟庆延《政党、政治与政策：论共产党早期革命中的“富农问题”的多重逻辑》，《社会》2018年第5期；孟庆延《“读活的书”与“算死的账”：论共产党土地革命中的“算账派”》，《社会》2016年第4期；李放春《“释古”何为？论中国革命之经、史与道——以北方解放区土改运动为经验基础》，《开放时代》2015年第6期；马学军《从安源的困惑到白区的反思：刘少奇党群关系思想形成的历史考察》，《苏区研究》2017年第5期。

[45] 其他研究可参见吴飞《从丧服制度看“差序格局”——对一个经典概念的再反思》，《开放时代》2011年第1期；林鹄《宗法、丧服与庙制：儒家早期经典与宋儒的宗族理论》，《社会》2015年第1期；安文研《服制与中国传统社会的人伦原理——从服服制的社会学考察》，《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1期；吴柳财《日常生活的结构与意义：〈礼记·曲礼〉的社会学研究》，《社会》2018年第1期；秦鹏飞《儒家思想中的“关系”逻辑——“伦”字界说及其内在理路》，《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1期。

[46] 应星对“新革命史”的一系列研究具体可参见《交界·交叉·交融——浅论史学与社会科学在“新革命史”中的结合》，《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11期；《从“地方军事化”到“军事地方化”——以红四军“伴着发展”战略的渊源流变为中心》，《开放时代》2018年第5期；《从宏观比较历史分析到微观比较历史分析——拓展中国革命史研究的一点思考》，《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1930—1931年主力红军整编的缘起、规划与实践》，《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2期；《新革命史：问题与方法》，《妇女研究论丛》2017年第5期；《“把革命带回来”：社会学新视野的拓展》，《社会》2016年第4期；《红四军领导机构的演化与主力红军的组织形态》，《苏区研究》2016年第3期；《苏区地方干部、红色武装与组织形态——东固根据地与延福根据地的对比研究》，《开放时代》2015年第6期；《学校、地缘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网络的形成——以北伐前的江西为例》，《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1期。

[47] 参见吴飞《从丧服制度看“差序格局”——对一个经典概念的再反思》，《开放时代》2011年第1期；吴飞《五服图与古代中国的亲属制度》，《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2期；周飞舟《差序格局和伦理本位：从丧服制度看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原则》，《社会》2015年第1期。另可参见周飞舟《行动伦理与“关系社会”——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1期；《慈孝一体：论差序格局的“核心层”》，《学海》2019年第2期。

[48] 参见周飞舟《差序格局和伦理本位：从丧服制度看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原则》，《社会》2015年第1期。

[49] 参见周飞舟《慈孝一体：论差序格局的“核心层”》，《学海》2019年第2期。

[50] 参见周飞舟《行动伦理与“关系社会”——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1期。

[51] 参见应星《新革命史：问题与方法》，《妇女研究论丛》2017年第5期。

[52] 参见肖瑛《从创造性适应到创造性转化：社会学的中国主体追求》，《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8年第3期。

[53] 陈占江、包智明曾提出“费孝通问题”的命题，强调费孝通学术谱系内在的连续性，即费孝通终其一生探究和追问的一个根本问题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问题，具体可参见陈占江、包智明《“费孝通问题”与中国现代性》，《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此处的“费孝通议题”与“费孝通问题”具有一定的相通性，但更注重传达费孝通毕生探索在历史社会学领域留给我们的、可供进一步研究的诸多学术议题。

[54] 参见费孝通《皇权与绅权》，《费孝通全集》第六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55] 费孝通：《〈昆厂劳工〉书后》，《费孝通全集》第三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6页。需要说明的是，本书要讨论的“社会情境”并非源自情境社会学的“情境”概念。有关情境社会学的相关研究可参见杜少臣《情境社会学：一个理论遗珠》，《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5月2日。

[56] 参见乔健《试说费孝通的历史功能论》，《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57] 参见朱小田《论费孝通的历史观》，《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2期。

[58] 朱小田：《论费孝通的历史观》，《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2期。

[59] 陈占江、包智明：《“费孝通问题”与中国现代性》，《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另可参见费孝通《我的第二次学术生命》，《费孝通全集》第十四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潘乃谷《费孝通先生的第三次学术生命》（上篇），《社会学家茶座》2006年第2期。

[60] 费孝通：《中国文化内部变异的研究举例》，《费孝通全集》第一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5页。

[61] 具体可参见赵旭东、齐钊《地方志与风俗的区域研究——对早期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两篇毕业论文的分析》，《民俗研究》2012年第1期；赵旭东、齐钊《理解费孝通的一种新路径——从费孝通的亲迎“三区论”谈起》，《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赵旭东、齐钊《亲迎“三区论”的知识社会学分析——对费孝通研究的一个补充》，《西北民族研究》2011年第2期；齐钊《亲迎的“三区论”——费孝通有关亲迎婚俗研究的再分析》，载赵旭东主编《费孝通与乡土社会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62] 费孝通：《亲迎婚俗之研究》，《社会学界》1934年第八卷。

[63] 参见赵旭东、齐钊《亲迎“三区论”的知识社会学分析——对费孝通研究的一个补充》，《西北民族研究》2011年第2期。

[64] 参见薛艳伟《试析顾颉刚对方志学的认识》，《中国地方志》2016年第8期。

[65] 参见李政君《中国史学近代转型视阈下的“社会史”书写及其演变》，《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4期。

[66] 参见李政君《中国史学近代转型视阈下的“社会史”书写及其演变》，《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4期。

[67] 李政君：《中国史学近代转型视阈下的“社会史”书写及其演变》，《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4期。

[68] 李政君：《中国史学近代转型视阈下的“社会史”书写及其演变》，《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4期。

[69] 邓谦林：《北大歌谣研究兴起的机缘》，《鲁迅研究月刊》2017年第1期。

[70] 李政君：《中国史学近代转型视阈下的“社会史”书写及其演变》，《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4期。

[71] 顾颉刚：《〈民俗周刊〉发刊辞》，《顾颉刚民俗论文集》第二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71页。

[72] 参见李周峰《良禽择木而栖：顾颉刚与燕京大学》，《贵州社会科学》2019年第8期。

[73] 参见费宗惠、张荣华《费孝通年谱（1910—2005年）》，《费孝通全集》第二十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74] 李固阳：《顾颉刚教授在燕京大学的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阴山学刊》（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

[75] 李周峰：《良禽择木而栖：顾颉刚与燕京大学》，《贵州社会科学》2019年第8期。

[76] 参见李固阳《顾颉刚教授在燕京大学的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阴山学刊》（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

[77] 费孝通：《顾颉刚先生百年祭》，《费孝通全集》第十四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6页。

[78] 费孝通：《暮年漫谈》，《费孝通全集》第十七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6页。

[79] 费孝通：《书评》，载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二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页。

[80] 参见朱士嘉《顾颉刚先生语〈禹贡〉半月刊》，《晋阳学刊》1984年第4期。

[81] 顾颉刚、朱士嘉：《研究地方志的计划》，载顾颉刚《宝树园文存》第一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30页。

[82] 顾颉刚、朱士嘉：《研究地方志的计划》，载顾颉刚《宝树园文存》第一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30页。

[83] 参见顾颉刚、朱士嘉《研究地方志的计划》，载顾颉刚《宝树园文存》第一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

[84] 参见顾颉刚《中国史学界之将来——在清华大学历史学会讲演》，载顾颉刚《宝树园文存》第一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

[85] 费孝通：《亲迎婚俗之研究》，《费孝通全集》第一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2页。

[86] 可参见齐钊在《亲迎的“三区论”——费孝通有关亲迎婚俗研究的再分析》（载赵旭东主编《费孝通与乡土社会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一文中的相关总结。

[87] 费孝通：《亲迎婚俗之研究》，《费孝通全集》第一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2页。

[88] 费孝通：《周族社会制度及社会组织一考》，《费孝通全集》第一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4页。

[89] 费孝通：《书评》，《费孝通全集》第二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58页。

[90] 费孝通：《书评》，《费孝通全集》第二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页。

[91] 费孝通：《书评》，《费孝通全集》第二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59页。

[92] 费孝通：《书评》，《费孝通全集》第二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61页。

[93] 参见朱建民《费孝通先生的地方志情怀》，《江苏地方志》2010年第6期。

[94] 参见费孝通《乡土教材和社会调查》，《费孝通全集》第十三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95] 参见朱建民《费孝通先生的地方志情怀》，《江苏地方志》2010年第6期；齐钊《亲迎的“三区论”——费孝通有关亲迎婚俗研究的再分析》，载赵旭东主编《费孝通与乡土社会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朱文梳理了费孝通一生与地方志结下的不解之缘，认为费孝通受益于地方志，也重视地方志，一生都是读志用志的典范。齐钊的这篇文章及上文引用过的赵旭东、齐钊合著的一系列有关费孝通亲迎研究的文章，都强调了这一点。

[96] 参见郭国庆《费孝通与中国传统典籍》，《华夏文化》2015年第3期。郭文强调费孝通治学重视实地调查，但不可忽视的是费孝通与中国传统典籍关系密切，一贯重视对于中国传统典籍的阅读和运用，在治学方法上，强调历史文献资料与社会实地调查相结合，并主张古为今用，阐释中国传统典籍的当代价值。郭文中详细列举了费孝通亲迎研究等相关文章引用传统古籍的具体情况，值得参考。

[97] 乔健：《试说费孝通的历史功能论》，《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98] 朱小田：《论费孝通的历史观》，《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2期。

[99] 参见费宗惠、张荣华《费孝通年谱（1910—2005年）》，《费孝通全集》第二十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00] 参见费孝通《再论社会变迁》，《费孝通全集》第二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费孝通《从社会变迁到人口研究》，《费孝通全集》第二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01] 费孝通：《从社会变迁到人口研究》，《费孝通全集》第二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02] 参见费孝通《再论社会变迁》，《费孝通全集》第二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03] 费孝通：《读马老师遗著〈文化动态论〉书后》，《费孝通全集》第十六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6页。

[104] 费孝通：《〈昆厂劳工〉书后》，《费孝通全集》第三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6页。

[105] 参见闻翔《“乡土中国”遭遇“机器时代”——重读费孝通关于〈昆厂劳工〉的讨论》，《开放时代》2013年第1期。

[106] 参见闻翔《劳工神圣》，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107] 参见闻翔《“乡土中国”遭遇“机器时代”——重读费孝通关于〈昆厂劳工〉的讨论》，《开放时代》2013年第1期。

[108] 参见费孝通《西南工业的人力基础》，《费孝通全集》第二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09] 参见费孝通《劳工的社会地位》，《费孝通全集》第二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10] 参见费孝通《新工业中的艺徒》，《费孝通全集》第三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11] 费孝通：《西南工业的人力基础》，《费孝通全集》第二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6页。

[112] 费孝通：《西南工业的人力基础》，《费孝通全集》第二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7页。

[113] 费孝通：《〈昆厂劳工〉书后》，《费孝通全集》第三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9页。

[114] 费孝通：《〈昆厂劳工〉书后》，《费孝通全集》第三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0页。

[115] 费孝通：《〈昆厂劳工〉书后》，《费孝通全集》第三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4页。

[116] 费孝通：《〈昆厂劳工〉书后》，《费孝通全集》第三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4页。

[117] 费孝通：《〈昆厂劳工〉书后》，《费孝通全集》第三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6页。

[118] 费孝通：《〈昆厂劳工〉书后》，《费孝通全集》第三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2页。

[119] 费孝通：《乡土重建》，《费孝通全集》第五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结症》是1947年1月30日费孝通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学术演讲稿，收录在《乡土重建》的第一篇。在这篇文章中，费孝通提道：“我们认为在中国现代的工厂里，扩大一些，现代的都市里，正表示着一种社会解组的过程，原因是现代工厂的组织还没有发达到完整的程度。”

[120] 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费孝通全集》第十七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8—439页。

[121] 参见周飞舟《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晚年的思想转向》，《社会》2017年第4期。

[122] 费孝通：《暮年漫谈》，《费孝通全集》第十七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86页。

[123] 张冠生：《费孝通晚年谈话录（1981—2000）》，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271页。

[124] 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费孝通全集》第十七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