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乾嘉时期民族文化深入融合之文化境遇
正如丹纳在《艺术哲学》一书中提出的命题：“艺术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1] 文学创作与时代气候密不可分，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学都离不开孕育其成长、发展的社会环境，同时，一个时期的文学面孔又犹如一面镜子，折射出特定时代的社会风貌。因此，对于法式善的文学创作特征的探寻，则离不开对乾嘉时期民族融合这一文化境遇的考察，换言之，法式善文学创作的面貌与乾嘉时期民族文化深入融合的态势息息相关。因此，在探讨法式善创作心态与创作思想之先，有必要廓清其生活创作的外围空间，即深入“知其世”而后“论其人”。
恩格斯曾说过：“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2] 出身游牧民族的八旗子弟，随其势力发展逐渐深入中原腹地，尤其是入关后，满族群体与汉族群体在数量上的绝对悬殊，满族群体的生活环境历史地进入了汉族文化的包围圈内，于是，满族人虽以征服者居高临下的姿态呈现，却也掩饰不住他们对汉族文化的渴慕与艳羡，甚而有些惶惑，于是，一种汉化的矛盾心理便如影随形地伴随着满族人。诚如郭成康在《也谈满族汉化》一文中所云：“清兵入关、定鼎中原以后，满族的主体也随之移居到具有悠久农耕文明的广大中原地区，尽管他们以八旗的组织形式聚族而居，形成相对封闭的小社会，但从总的态势来看，已处于如汪洋大海般的汉文化包围之中。这种情形不仅与昔日他们的发祥地白山黑水一带自然、地理、经济、人文环境不可同日而语，而且与此前在辽东地区以八旗来消融、同化当地及前来归附的汉人、蒙古人和朝鲜人的社会结构迥然不同。满族虽说是征服者，但他们已经脱离了自己的根，与被征服的汉人相比，在人数上处绝对的劣势，在文化上则往往陷于恐惧和钦羡、有心抵拒却又难于摆脱其诱惑的尴尬境地。”[3] 汉化问题，成为摆在清朝皇帝和八旗群体面前的必答选择题，也是他们入关后遇到的空前巨大而严峻的挑战。选择的过程是痛苦的，最终满族群体还是无法逆历史车轮而行，汉化在痛并快乐中为满族群体所拥抱。
需要指出的是，“满汉文化从冲突到融合的过程，是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双向的互动过程，而绝非单向的——满族单向地接受，或汉族单向地给予——满族逐渐汉化，直到被同化的简单过程”[4]。即汉化展现为两个维度的互动，一为满洲八旗渐染汉习，走向汉化；一为汉人渐习满俗，走向满洲化。这里旨在探讨八旗的汉化。
一 政治上：汉化在统治者的抵制声中逆流而上
有清一代，满族的最高统治者一直深陷于汉化与否的矛盾斗争之中，且不时以其统治者的绝对话语权发出拒绝全面汉化的声音，尽管这种声音很快就被淹没在汉化的历史浪潮中，但是清朝帝王还是尽其所能在挣扎着、努力着。满族入驻北京的第一位天子顺治帝，在其遗诏中就提到，旗人“且渐习汉俗，于纯朴旧制日日有更张”,[5] 顺治帝在位时间短暂，且刚刚入关，尚且体察到汉化之风的潜滋暗长，那继其之后的历代帝王又将面对怎样的态势，又情何以堪？康熙帝可以说是清兵入关后第一个特别重视培养八旗子弟文化素养的满洲统治者[6]，到了晚年也徒增烦恼，如康熙五十六年（1717）圣祖玄烨上谕：“见今八旗，得见旧日风景者已无其人，而能记忆祖父遗训者亦少。”[7] 雍正帝因八旗子弟“国语骑射”现象日衰亦无奈感慨道：“尔等家世武功，业在骑射。近多慕为文职，渐至武备废弛。”[8]
这种势态发展到清中期，越发不可收拾，且愈演愈烈。提倡“国语骑射”最为有力的乾隆帝[9]，其继位伊始，于乾隆元年（1736）便上谕曰：“八旗为国家根本，从前敦崇俭朴，习尚淳庞，风俗最为近古。迨承平日久，渐即侈靡，且生齿日繁，不务本计，但知坐耗财求，罔思节俭。如服官外省奉差收税，即不守本分，恣意花销，亏竭国帑，以致干犯法纪，身罹罪戾，又复贻累亲戚。波及朋侪，牵连困顿。而兵丁闲散人等，惟知鲜衣美食，荡费货财，相习成风，全不知悔。”[10] 乾、嘉二帝认为八旗子弟一应恶习均系汉化所致，这一观点不免有些过激，但也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即入关前的八旗健儿，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剽悍善战，生气勃勃，随着清军入主中原，八旗子弟逐渐萎靡堕落。于是，乾隆帝为防范八旗子弟“熏染汉习”，又亲下谕旨垂诫：“近日满洲熏染汉习，每思以文墨见长，并有与汉人较论同年行辈者，殊属恶习。夫弃满洲之旧业，而攻习汉文，以求附于文人学士，不知其所学者并未造乎汉文堂奥，反为汉人窃笑也。……八旗满洲须以清语、骑射为务。”[11]
乾隆帝的努力得到了清史学家的肯定，认为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满洲的民族个性，即乾隆帝在位时，天下承平已久，八旗劲卒习于晏乐，满洲文士亦渐染汉风。如何抵制住汉习日益严重的浸淫，保持满洲本色，是乾隆帝萦怀于心的大事。重骑射，尚勇武，保持衣冠、语言、姓氏之类的说教固不可少，但时势毕竟变了，乾隆帝为此苦心孤诣地探索着一些如木兰秋狝，东巡谒祖等切实可行的措施和制度，并将其悬为“家法”，令后世子孙恪守勿失。同时，对满族精英们流于粉饰虚夸、玩物丧志，以致蹈入汉人科甲朋党陋习的倾向进行大力整饬。乾隆帝主政的六十年，是满汉文化交融极为关键的时期，由于乾隆帝民族意识的清醒和整肃措施的得力，因而卓有成效地维护了满族的个性。[12] 然而八旗汉化之风并未因乾隆的抵制而宣告结束，反而日益深化。嘉庆十一年（1806）上谕曰：“近来八旗子弟，往往沾染汉人习气，于满语骑射，不肯专心练习，抛荒正业。甚至私去帽顶，在外游荡，潜处茶园戏馆，饮酒滋事。”[13] 道光二十三年（1843）上谕：“八旗根本骑射为先，清语尤其本业。至兼习汉文，亦取其文义，清通便予翻译。乃近年以来，各驻防弁兵子弟，往往骛于虚名，浮华相尚，遂至轻视弓马，怠荒武备。其于应冒之清语视为无足重轻，甚至不能晓解。”[14] 等等，都在反向昭告世人八旗汉化已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态势。恰如震钧在《天咫偶闻》中记载：“昔我太宗创业之初，谆谆以旧俗为重，及高宗复重申之。然自我生之初，所见旧俗，闻之庭训，己谓其去古渐远。及今而日习日忘，虽大端尚在，而八旗之习，去汉人无几矣。国语骑射，自郐无讥。服饰饮食，亦非故俗。所习于汉人者，多得其流弊而非其精华。所存旧俗，又多失其精华而存其流弊，此殆交失也。”[15] 其言虽有偏颇之处，却也揭示出汉化的客观性。
二 科举上：八旗子弟走向文科选场
我国的科举制度源远流长，始于隋，[16] 发展于唐，两宋得以完善，明清则走向僵化，于清末废除，[17] 前后历时1300 余年。尤其在清朝，由于民族统治的特殊性，使得清代的科举制度适应八旗子弟科举的需要，又赋予了有清一代特有的时代元素。然而无论怎样调整，其结果便是大批八旗子弟纷纷从马背上下来，摘弓去箭，转而埋首案头，向文科举场寻求进身之阶。而这也正是八旗汉化的一个有力表征。
入关伊始，出于维护满族统治地位以及加强对广大汉族人民的统治需要，满族统治者开始倡导提高本民族的文化水准，注意八旗子弟的文化教育。先是宗室子弟，后是中下层的八旗子弟，均有了学习汉文、接受教育的机会。然而清朝统治者心里又始终纠结一个矛盾：一方面，由于客观形势的需要，八旗子弟不能不迫切直追，向比较先进的汉文化学习；另一方面，又时时担心学习汉文化会引起满汉合流，使八旗子弟丧失固有的骑射技艺和关外时代的淳朴风习。[18] 所以，教育的深层目的变成了教化，并为我所用的良苦用心。
而令满洲统治者始料未及的是，八旗教育的兴起，却使得八旗子弟热衷功名之辈大增。如震钧《天咫偶闻》所载八旗官学的情形：
教习之勤惰有赏罚，学生之优劣有进退。岁颁巨款以为俸薪、束脩、奖赏、膏火、纸墨、书籍、饮食之费，于是官学遂为人才林薮。八旗子弟无虑皆入学矣。至近数科，每一榜出，官学人才居半。然费如许心力所造就者，举业耳。于学之实，固无当也。[19]
朝廷花费巨资打造出来的却是些执着科举的功名利禄之人，这应是统治者最初没想到的，更不要说对汉学教育的抵制。
事实上，清朝统治者在八旗子弟科举的问题上也是几经周折。缘于清朝统治者“八旗以骑射为本，右武左文”（《清史稿·选举志三》）观念的根深蒂固，所以清初的科举考试，尚不允许八旗子弟参试，“世祖御极，诏开科举，八旗人士不与”。直至顺治八年（1651），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又因吏部上疏“八旗子弟多英才，可备循良之选，宜尊成例开课，于乡、会试拔其优者除官”，于是，清廷第一次举行了八旗乡试、会试，八旗乡试、会试自顺治八年（1651）开始实行。
据《清史稿》卷一百八《选举志三》，当时清廷规定考试的规则是：“八旗乡试，仅试清文或蒙古文一篇，会试倍之。汉军试《书》艺两篇，《经》艺一篇，不通经者，增《书》艺一篇”，满洲、蒙古士子通晓汉字者，翻译汉文一篇，“不能汉文者试清文一篇”，考试内容较汉人简单。为了保证八旗的录取人数，采取“满汉分榜”的方法，即乡试、会试、殿试，均“满洲、蒙古为一榜，汉军、汉人为一榜”，即单独录取。又“乡试中额，定满洲、汉军各五十人，蒙古二十人”,“会试初制，满洲、汉军各二十五人，蒙古十人”等。所以，在顺治年间的进士题名榜中，出现了满榜、汉榜之分，且成就了清朝历史上仅有的两次满榜，即分别于顺治九年（1652）取中满洲、蒙古进士邹忠倚、麻勒吉等50名，又顺治十二年（1655）取中史大成、图尔宸各50名。
此后，八旗考试，时举时停。[20] 直至康熙二十六年（1687），再次恢复八旗乡试、会试，并将八旗满、蒙、汉士子与汉人同场考试，终结了八旗子弟单独乡试、会试的历史，将其完全纳入了国家正规的科举考试范畴。同时规定八旗子弟乡试、会试，需“先试马步箭，骑射合格，乃应制举。庶文事不妨武备，遂为永制”。[21] 但这些政策仅限中下层子弟，直到嘉庆朝建立宗室子弟的科举制度，八旗文科举制度才最终完整地确立下来。
最终，经过清初几代帝王数十年的探索与不断完善，满洲科举制度到雍正朝已完全成熟，成为清代科举考试制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最重要的，满洲科举制度的确立，对提高旗人的文化修养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22] 且为一大批中下层八旗子弟提供了进身之阶。出现了大量的满族科举世家，如满洲的铁保、玉保兄弟，大学士英和一门父祖三代人，共有四人得中进士，等等。据李润强《清代进士群体与学术文化》统计，终清之世，自顺治二年（1645）首开乡试，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除科举，清代科举共历九朝260 年，举行科试112 科，114 榜（其中包括两个满榜），共录取满汉进士26848 人，平均每科录取239.7 人，比例竟至30 ∶ 1,[23] 而举人的录取比例竟至60 ∶ 1,[24] 科举考试录取难度显而易见。然而在这个群体中，八旗进士也以1400 人的队伍跻身其间，足以显见八旗子弟汉文水平之日渐提高，汉化的程度之深，而八旗子弟纷纷参加科举，且陆续中举，着实成为八旗汉化的一个表征。同时，“科举考试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文学才能的培养，而一旦这些士人进入文学的交际圈，也许他们就影响了当时文学发展的面貌”[25]。
三 文化上：满洲八旗“争趋文事”
关于八旗子弟“习汉书，入汉俗，渐忘我满洲旧制”（《清世祖实录》卷84）的历史现实，清朝历代统治者都深有感触，且为拯救满洲风俗而付出了行动与努力，如前文所述。清史学家在探讨有关满族汉化的因素，最具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满洲八旗子弟学习汉族文化的习俗，决定性因素在于文化、人数、地域、时间四个问题。[26]一则，清代八旗子弟属于文化相对落后的民族，以武功定天下，在文化方面逐渐被先进的汉族文化所吸引，在这个文化融合过程中，汉文化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二则，历史的经验证明，民族之间习俗之影响，除文化水平高低的因素外，数量优势的民族，常常使数量少的民族倒向自己的一边，或者说，少数民族更容易融合于多数民族之中；三则，八旗满洲子弟“渐习汉俗”的另一个决定性因素即是久居汉地；四则，时间能改变一切，八旗子弟久居汉文化的腹地，长此下去的结果，便是“日久尤易染成汉人习气”。然而，不管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抵制汉化，还是尽其可能地剖析促成汉化的内外因子并予以制止，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汉化的主流成就——满洲八旗“争趋文事”，使满洲八旗的文化素养有了显著提高，丰富了有清一代的文学艺术创作。具体表现为以下方面。
其一，诗书画艺，儒雅风流。从文化认同的视角考察，“诗词书画是清代八旗子弟学习、吸收汉族文化，学以致用和提高自身文化修养的具体表现”。[27] 经过清初帝王顺治、康熙、雍正的努力，到了乾隆、嘉庆年间，八旗子弟的汉文水平已显著提高。单从八旗科举进士的录取数量而言，乾、嘉两朝的八旗进士已达357 人，几乎与顺、康、雍三朝录取370 人的数量相当，可见八旗子弟汉文水平提高之迅速。
在书画艺术的创作风尚上，法式善《八旗诗话》载，满洲八旗的书画风尚，从清朝立国之初即在宗室贵胄间呈现出来，如《八旗诗话》第一则载，太宗第六子，镇国懿厚公高塞，“好读书，善弹琴，工画，精曲理”;[28] 康熙朝大学士鄂尔泰，“书法如老松怪石”;[29]雍正朝慎靖郡王允禧，“号紫琼主人，圣祖二十一子，有《花间堂诗》《紫琼岩诗钞》 《续钞》。王禀秀星潢，比隆邢晋，爱与寒素，俱好贤下士，海内宗仰。早工述作，尚书沈德潜称其画宗元人，诗宗唐人，品近河间、东平。而多能游艺，又二王所未闻，允矣”；乾隆朝，乾隆帝本人就是一位热衷风雅、吟风弄月的皇帝，其诗书画艺无不擅长，尤以数万首诗歌创作，仅就数量上就成为历代帝王中的佼佼者。另觉罗成桂“工书，尤善狂草”。[30] 不仅天朝贵胄，汉化的深入在不同阶层的八旗子弟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另如满洲铁保，21 岁中乾隆三十七年（1772）进士，以诗人、书法家著称于乾、嘉之际。作为诗人，铁保与汉军八旗百菊溪、蒙古八旗法式善被时人誉为“满洲三才子”，有《梅庵诗钞》等传世。作为书法家，铁保更备受赞誉：“楷书模平原，草法右军，旁及怀素、孙过庭。临池之功，天下莫及。”[31] “冶亭犹工书法，北人论者以刘相国石庵，翁鸿胪覃溪及君为鼎足”，成为与名著当时的翁方纲、刘墉齐名的书法家。铁保之弟玉保，字阆峰，乾隆四十六年（1781）进士，乾隆帝“亲试八旗翰詹，与兄铁保并被擢，时比以郊祁、轼辙”（《清史稿·铁保传》），名著一时。值得一提的是，铁保的夫人滢川（字如亭，一字竹轩）亦是能书善画，杨怿曾《如亭诗稿序》称其“喜大草，书十七帖，素师自叙帖，日不离手，兴酣挥洒，极有天趣”，又“尤嗜翰墨，书法绘事，风格高古，希迹前贤，无纤毫巾帼柔弱之气”，与铁保称得上志同道合。另满洲画家瑛宝，铁保《瑛梦禅、庆似村传》载其：“大学士永文公长子。……梦禅居长，翩翩佳公子也。梦禅少读书，博涉典籍。……素与刘文清公墉为文字交，刘书梦画，每每合作，得者以为至宝，虽连城不易也。”[32] 又“满洲三才子”之一的汉军百龄（1748—1816），姓张，字子颐，号菊溪，居辽东，后居承德府张三营，隶汉军正黄旗。乾隆三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嘉庆五年（1800）由顺天府丞迁湖南按察使，累官湖广总督。未几坐事议遣戍，命效力实录馆。嘉庆十二年补福建汀漳龙道，再任湖南按察使，累官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封三等男，卒谥文敏。著有《守意龛诗集》《橄榄轩尺牍》等。
法式善《八旗诗话》中还记载了满洲八旗指头画家傅雯精彩的生活片段：“傅雯字凯亭，满洲人。官骁骑校”,“与郑板桥交最密，风致可想。凯亭工指头画，所作三十二应真像，藏法源寺中，神气飞动。后有模者，皆弗克肖。尤精于画龙虎。题画诗往往有奇句，品极高，不为威惕利疚。山僧寒士，屡索画不厌；富翁朝绅，片纸为难。常以求画不遂，忤执事太监，蒙恩恕其疏狂，免其在画苑供奉。尤自矜重，不轻为强有力者画”。[33]
反映在文学交往方面，八旗子弟都乐与汉族名士交游、互动。如文学史上有“满洲第一词人”之誉的纳兰性德，他是康熙年间名臣大学士明珠之子，康熙十二年（1673）进士，曾向文坛名士汉族人徐文元、徐乾学兄弟学习经史，“乡试出徐乾学门，与从研讨学术”，帮助徐乾学编著《通志堂经解》，又自著《渌水亭杂识》，文学素养极高。《清史稿·文苑传一》称其“好宾礼大夫，与严绳孙、顾贞观、陈维崧、姜宸英诸人游”。史传中所载的名士，皆系江南才子，纳兰性德与之交游唱和，有助其文学素养的提高。外如傅凯亭，“与郑板桥交最密”（法式善《八旗诗话》）；尹继善驻节金陵时，“与钱文端、沈文慤诸老诗简往复”（法式善《八旗诗话》）；满洲岳端与“钱塘才士”吴尺凫交往最多，著有《啸亭杂录》的宗室昭梿，曾拜汉族儒士程蓉江为师。法式善本人，与当时文人交往更为密切，其《朋旧及见录》记载与之交往的时人近800位之多，且与当时名著南北的诗界领袖袁枚、翁方纲均互动频繁，关系密切。
总之，在八旗子弟中，不分贵贱，不论性别，诗书画艺已然成为其日常生活的寻常之事，其所创作的书法、绘画、诗文等作品成为有清一代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民族文化深入融合的必然结果之一。
其二，文学家族，蔚然成风。家族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组织，也是传播和传承古代文明的重要途径。20世纪以来，家族研究不断有新的成果出现[34]，目前学界对此仍保持着浓厚的学术热情。而这种关注的兴奋点多集中在汉族文人身上，取得了一定成绩。然而相较汉族文学家族享受到的学术关怀，清代少数民族文学家族的研究则较为冷清，乏人问津。事实上，清朝自入关以来，统治者实行了一系列偃武兴文、尊重雅化的文化策略，一大批八旗子弟适应时代的潮流，与时俱进地加入科举考试的队伍中来，涌现出一批八旗科举世家，如乾隆时期满洲正白旗人索绰络氏英和（1771—1840），字树琴，号煦斋，乾隆五十八年（1793）进士；其父德保，乾隆二年（1737）进士；其子奎照、奎耀，分别为乾隆十九年（1754）、乾隆十六年（1751）进士，其孙锡祉，道光十五年（1835）进士，四世皆以词林起家，有“满洲科第第一人家”之誉，曾自镌一印章“祖孙父子兄弟叔侄四代翰林之家”，虽不免自诩之嫌，但四世五人跻身翰林，也称得起是八旗世族之冠。[35] 而法式善家族，也有着清代蒙古八旗科举世家的赞誉，[36] 这在下节有具体阐述。事实上，八旗子弟纷纷参加科举，且陆续中举，也是少数民族汉化深入的一个表现。而“科举考试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文学才能的培养，而一旦这些士人进入文学的交际圈，也许他们就影响了当时文学发展的面貌”[37]。所以，少数民族科举世家的出现，也一定程度上催生出少数民族文学世家。即“清代少数民族科宦家族的大量出现，促进了整个朝代文学家族的繁荣，并有利于汉族文学家族”[38]。
就家族文学创作而言，法式善《八旗诗话》中记载了一些少数民族文学家族的创作情况，如对朱亮的记载：“朱亮字韬明，满洲人。有《冷月山堂诗》。性喜作诗，家人妇子，经其熏染，皆能作韵语。”[39] 所谓的“家人妇子，皆能作韵语”，意在阐明朱亮举家的文学创作氛围，更有女眷的文学唱和。此后，法式善分别于第122 则记朱亮长子嵩山，有《馀廉堂集》；第123 则记朱亮次子峒山，有《柏翠山房诗》；第239 则记朱亮妻室——宗室女养易斋女史，有《养易斋诗集》；第240 则记朱亮子嵩山室——宗室女兰轩女史，有《柏翠山房诗稿》。朱亮家族的文学创作情况可见一斑。另如满洲鄂尔泰，其子鄂容安、鄂忻，其父及本人均有诗文集存世；前文提到的英和，其父德保有《乐贤堂诗文钞》存世，本人有《恩福堂诗钞》《卜魁集》等文学著作；范文程与范承谟、范承斌父子亦以科举起家，有文集存世。
而法式善家族的文学创作也颇为可观。法式善的母亲端静闲人有《带绿草堂遗诗》存世，“端静闲人者，先太夫人晚年自署也。太夫人通经史，工韵语”[40]。其父广顺，字熙若，号秀峰。乾隆二十五年（1760）举人，初任笔帖式，后补为御园织染局司库。法式善《八旗诗话》载：
移家玉泉山下，每驾一小舟，从老隶二，棕鞋桐帽，往来湖山烟雨中，见者以为张子同、陆鲁望一辈人。故其诗淡远幽秀，似韦柳。集中语通禅悟。一夕，宿万寿山五百罗汉堂之旁舍，夜起燃炬书壁，成偈语五百章，超妙不可思议。[41]
可见广顺雅好韵语，惜其未有诗集存世。铁保《熙朝雅颂集》收录其《夜步》《即颂》《赠僧》《晚坐》《秋晚玉泉山即事》诗共五题六首。而法式善的嗣孙来秀，字子俊，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亦是诗人，今有《扫叶亭咏史诗》四卷、《来子俊望江南词》存世。
在这些少数民族家族内部，女性亦是家族文学创作中的重要群体，如前文提到的朱亮家族及法式善家族。仅法式善《八旗诗话》中就收录了一批女性诗人，其中如第242则：
兆佳氏，满洲人。有《西园诗》。氏幼喜读书，娴女训，兼工吟咏。长适纳兰氏，未几而寡。家贫，课子如严师。诗多愁苦之音，每当落花残月、凄风苦雨时，拈毫吮墨，短歌长吟，其清摻苦节，令读者想见焉。[42]
当时少数民族女性能诗文者还有如希光、于洁、高景芳、吕坤德等，这一女性群体的诗文创作，也从一定层面上折射出当时民族文化融合的程度之深。
其三，编撰文集，争趋文事。清王朝为“稽古右文，崇儒兴学”，十分注重古代典籍的搜集、编纂、注释工作，在顺治、康熙、雍正各朝都陆续有类书、丛书出版。[43] 此举，在实现了对汉民族文学遗产整理的同时，也激发了少数民族文人对本民族文学创作的热情，其中成就最大的当数八旗诗文集的编撰。
有清一代，最早对八旗文学创作进行整理的作家是卓奇图与伊福纳，[44] 法式善《八旗诗话》第128 则有关卓奇图及其《白山诗存》的记载：
卓奇图字悟庵，满洲人。官笔帖式。刻苦志学，中年专力声韵，格律谨严，词旨隽永，同辈推为擅长。峻德、保禄、胡星阿相偕为椽曹，更迭属和，一时称盛。辑《白山诗存》，搜罗繁富，颇具苦心。惜卷帙浩博，剞劂及半而殁，今所传者十六家而已。官户部，出入骑一蹇，以笔墨自随，有所作辄付布袋中。身后散失殆尽。德芝麓画扇上有一绝云：“野水平沙落日遥，半山红树影萧条。酒楼人倚孤尊坐，看我骑驴过板桥。”遥情高韵，皆其佚作也。
关于伊福纳[45]（“纳”或作“讷”）及其《白山诗抄》的记载，见于乾隆年间《钦定八旗通志》卷一二〇《艺文志》集部《白山诗抄》八卷云：
伊福讷撰。伊福讷字兼五，号抑堂，所著有《农曹集》《蜕山诗稿》。是编盖选撷诸家之诗，总为一集，分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卷。首卷为慎郡王允禧、宗室国鼒、宗室岳端、宗室博尔都。次卷为宗室文昭、宗室塞尔赫、宗室伊都礼、宗室永年、觉罗满保、觉罗成桂。三卷为费扬古、性德、文明、索泰、西库、吴麟。四卷为僖同格、明鼐、关奇方、蒙额图、傅伸、伊麟、赛音布、关舒、观宝、拉歆。五卷为柏格、高述明、高斌、王敏、峻德、法海、夸岱、长海、石芳、何溥、官保、何贯曾、车柏、常安。六卷为保录、西泰、西成、卓音图、佟应、常裕、诺岷、诺穆泰、赵玉、永宁、胡星阿、塞尔登、额尔登萼、罗泰、塞兰泰。七卷为方泰、德龄、关宁、明泰、萨哈岱、舒瞻、素录、梦麟、那霖、傅泽布、福增格、英廉。八卷为苏章阿、兆勋、陆世琦、那穆齐礼、绳武。凡所搜罗，共七十二家，可谓勤矣。然伊福讷所作《农曹》《蜕山》二集，亦自列焉，既乖选家体例，而名编巨集率多遗漏，讨寻未广，实为此书深惜之。[46]
以上详细介绍了《白山诗抄》具体的选诗情况。法式善《八旗诗话》第108则，也对伊福纳有过介绍：
伊福讷字兼五，一字抑堂，满洲人。雍正庚戌进士，官御史。少秉家学，且得师友之助。诗有渊源，下笔幽邈，虽得力于宋人，而辞意琢炼。闻其耄年丧明，藉吟啸遣岁月。集中佳篇，多不用韵，盖失于翻检也。常辑《白山诗钞》一册，选择甚精。
对二人的编撰工作，朱则杰先生曾给予高度评价：“清乾隆年间卓奇图所辑的《白山诗存》和伊福纳所辑的《白山诗抄》是最早两种以整个八旗作家作为收录对象的诗歌总集，在清代八旗诗歌总集编纂的发展史上具有承先启后的地位。”[47] 其后铁保编辑《熙朝雅颂集》，应不排除受到卓、伊二人的影响与启发。乾隆六十年（1795），铁保因担任《八旗通志》馆总裁官，职务之便，得以遍览八旗诗文集，遂于嘉庆六年（1801）萃选其精华汇成《白山诗介》，且自序之：
本朝以武功定天下，鹰扬虎视，云蒸霞蔚，类皆乘运，会为功名。其后名臣辈出，鸿谟巨制，焜耀史册，又以文章为政事，不沾沾于章句之末，疑于风雅之道，或多阙如，及观诸先辈所为诗，雄伟瑰绮，汪洋浩瀚，则又长白、混同磅礴郁积之余气所结成者也。
余尝谓：“余尝谓读古诗不如读今诗，读今诗不如读乡先生诗。里井与余同，风俗与余同，饮食起居与余同，气息易通，瓣香可接，其引人入胜较汉魏六朝为尤捷。”此物此志也。余性嗜诗，尝编辑八旗满洲、蒙古、汉军诸遗集，上溯崇德二百年间，得作者百八十余人，古今体诗五十余卷，欲效《山左诗钞》《金华诗萃》诸刻，为大东诸家诗选。卷帙繁富，卒业为难，兹撮其精粹脍炙人口者，为分体一编，以供同好。质之翁覃溪、纪晓岚、彭云楣、陆耳山诸先生，咸谓有裨风雅，亟宜付梓。遂颜其集曰：《白山诗介》，以所收不广，不足概全集，约之又约也。
读是集者，怀前辈典型，战伐之余，不废歌咏；从政之暇，抒写性情，不必沾沾于章句，而自有卓荦不可磨灭之气流露天壤，可以兴，可以观，争自策砺以勉，副我国家作人右文之盛。余于此有厚望焉。
又于《白山诗介》凡例第6条：
诗贵真，名随其性之所近，不可一律相绳。李杜文章，光焰万丈，而元轻白俗岛瘦郊寒，亦不妨各树一帜。故宋元人之诗，不必学唐，而未始不如唐；明人之诗，有心学唐，而气骨转逊于宋元，真不真之分也。是集之选，就当时之际遇，写本地之风光，真景实情，自然入妙，不但体裁不拘一格，即偶有粗率之句，亦不妨存之，以见瑕瑜不掩之意。
综合序言及例言，铁保不仅明确了《白山诗介》编辑的经过、缘由，及选诗的标准，而且传达自己对本民族诗歌的热爱。进而在此基础上，一部专门辑录八旗诗歌的选集《熙朝雅颂集》得以成书。《清史稿·铁保传》亦载此事：“（铁保）留心文献，为《八旗通志》总裁，多得开国以来满洲、蒙古、汉军遗集，先成《白山诗介》五十卷，复增辑改编，得一百三十四卷，进御，仁宗制序，赐名《熙朝雅颂集》。”[48]
铁保于嘉庆六年（1801）恭请编校八旗诗集，告竣于嘉庆九年（1804），得嘉庆帝亲赐“熙朝雅颂集”之名，并于嘉庆十年（1805）刊刻。该集分首集二十六卷、正集一百零六卷、余集二卷，收录自清初直至嘉庆初年满洲、汉军、蒙古共534位八旗诗人的6000余首诗作，编辑次序为先天潢，次诸王，再次觉罗，最后其他各家，且每位诗人前均附有小传。
《熙朝雅颂集》是清代历史上收录八旗人诗作最多的一部诗歌选集，可称得上是八旗文学史上的空前之作。此集经由法式善、纪昀、汪廷珍等人共同努力得以完成，铁保恭呈睿览，嘉庆帝赐名为《熙朝雅颂集》，并赐御制序言一篇，兹录如下：
皇清荷天，恩承祖祐，开基辽沈，定鼎燕京，以弧矢威天下。八旗劲旅，旧臣世仆，同心一德，肇造亿万年丕基。都城分驻，列戍云屯，黄、白、红、蓝，有镶、有正。参赞河鼓之象，允协韬钤之机，皇哉，唐哉！世德作求，金汤永固。卜年应迈，姬周长巩，河山带砺矣！夫开创之时，武功赫奕；守成之世，文教振兴。虽吟咏词章，非本朝之所尚；而发好心志，亦盛世之应存。此《熙朝雅颂集》之所由作也。斯集为巡抚铁保所编，自八旗诸王、百僚、庶尹以及武士、闺媛，凡有关风俗、人心、节义、彰瘅诸篇，得一百三十四卷，荟萃成书，请各具奏。朕几余评览，遍拾英华，䌷绎旬余，未能释手。敬仰列圣作人培养之厚，穆然想见忠爱之忱，英灵之气。或从征效命，抒勇壮之词；或宰邑治民，发纯诚之素。炳炳麟麟，珠联璧合，洵大观化成之钜制右文，盛代之新声，是以命集名为“熙朝雅颂”。视周家小雅，殆有过之。八旗涵濡，祖恩考泽，百有余年。名臣硕彦，代不乏人。经文纬武之鸿才，致君泽民之伟士，不可以数计。夫言为心声，流露于篇章，散见于字句者，悉不可不存！非存其诗，存其人也。非爱其诗律深沉、对偶亲切；爱其品端心正、勇敢之忧，洋溢于楮墨间也。是崇文而未忘习武。若逐末舍本，流为纤靡曼声，非予命名为“雅颂”之本意。知干城御侮之意者，可与言诗。徒耽于词翰侈言，吟咏太平，不知开创之艰难，则予之命集，得不偿失。为耽逸厌劳之作俑，观斯集者，应谅予之苦心矣。我八旗臣仆，岂可不深思熟虑，以乃祖乃父之心为心，以乃祖乃父之言为法。各勉公忠体国之忱，毋负命名“雅颂”期望之深意，朕之至愿也。
嘉庆九年岁次甲子五月十九日御笔
又嘉庆九年（1804）五月十九日内阁奉上谕：
我国家景运昌明，文治隆茂。八旗臣仆，涵濡圣化，辈出英才。自定鼎以来，后先疏附奔走之伦，其足任于城腹心者，指不胜屈。而于骑射本务之外，留意讴吟、驰声铅椠者，亦复麟炳相望。前此，铁保在京供职，曾有采辑八旗诗章之请，经朕允行，兹据奏进诗一百三十四卷，请赐书名。朕几余披览，嘉其搜罗富有，选择得宜，格律咸趋于正，而忠义勇敢之气往往借以发抒。存其诗，实重其人，益仰见列圣培养恩深，蒸髦蔚起正未有艾，爰统命名：《熙朝雅颂集》。并制序，冠于简端，以垂教奕祀，非徒赏其淹雅博丽之词也。着将原书发交铁保，付之剞劂，用昭同风盛轨焉。钦此。
由上文可见，嘉庆帝对八旗诗作选集的重视，对八旗臣民能文武兼善颇感欣慰，嘉庆帝所谓“八旗涵濡，祖恩考泽，百有余年。名臣硕彦，代不乏人。经文纬武之鸿才，致君泽民之伟士，不可以数计。夫言为心声，流露于篇章，散见于字句者，悉不可不存！非存其诗，存其人也。非爱其诗律深沉、对偶亲切，爱其品端心正、勇敢之忱，洋溢于楮墨间也。是崇文而未忘习武”，是其对编纂选集给予的高度评价。
客观而言，一方面，编纂《熙朝雅颂集》，在保存并弘扬八旗子弟的文学创作方面，不但得到了嘉庆帝的褒奖，也备受时人王芑孙、吴锡麒、阮元等的赞誉。另一方面，《熙朝雅颂集》得以成书，既是对八旗文人群体诗文创作成就的一个总结，也间接反映出当时少数民族诗文创作的水平与热情。
伴随《熙朝雅颂集》的问世，法式善的《八旗诗话》也应运而生。这是法式善在辅助铁保编纂《熙朝雅颂集》时的额外收获。张寅彭先生于《梧门诗话合校》编校例言中指出：“法式善尚有《八旗诗话》一种，亦为未刊稿本。此系法氏编纂《熙朝雅颂集》时所作，颇涉满族诗人轶事，虽录入人数不及《雅颂集》，然较《雅颂集》各家小传为详。”[49]《八旗诗话》也成为八旗诗学史上的首部诗话作品。概言法式善的《八旗诗话》，评诗条目凡249 则，不分卷，论及清初至乾隆年间八旗文人252 位。按性别论，评论女性作家10位，男性作家242 位。依记述诗集而言，共提供诗文集215 部，女性存诗集者7 人，其余皆为男性作者。从民族分类，蒙古八旗8人，[50] 汉军八旗85 人，其余为满洲八旗。就收录诗人身份看，上至天潢宗室，中有朝臣显宦，下至地方官员，诸生、布衣之士，乃至闺阁中人。《八旗诗话》所记述的作家远非八旗文人的全貌，仅是其中的一少部分，然作者“以诗存史”的著作精神，丰富的作家生平小传、文集资料，大量的满洲八旗科举履历等，都使其在八旗诗人研究中有着弥足珍贵的学术地位。同时就整个清代八旗诗学研究而言，法式善的《八旗诗话》应是清代诗歌史上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专门论述八旗文人诗歌创作的诗学批评著作。其编选特点是“或纪其人，或纪其事，皆与诗相发明，间出数语评骘”[51]，为今人了解清代八旗文人的文学创作、交游唱和、科举仕宦、文化互融等内容提供了有益的文学史料价值。值得一提的是，迄今为止，学界尚未对《八旗诗话》的文学史料价值以及所呈现的法式善的诗学观做深入研究。[52]
可见，在民族文化深入融合的过程中，少数民族深受汉文化影响，在日常生活情趣上向往汉族文士的诗书画艺，儒雅风流，在家族文学创作、编选民族诗文选集及诗话著作方面成就显著，所有这些都是民族文化深入融合在文学活动中的集中体现。
余论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民族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尽管涌现出一大批受到汉化影响的少数民族诗人，如铁保、敦诚、敦敏、英和、梦麟、博明，等等，但就诗人个体而言，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汉化深入程度是不相同的。其中，法式善以其汉化程度之深成为民族文化融合期的杰出诗人。推究原因，与其生活环境及其文学创作宗尚不无关系。
一方面，从法式善的生活环境及民族血缘来看。首先，自其始祖入关以来，传至法式善已然八世，近百余年来其家族一直居住在京师，长期生活在以汉族为主体的生活圈中，耳濡目染汉文化是一种必然。其次，按阮元《梧门先生年谱》载：法式善的曾祖母赵氏，祖母张氏，生母赵氏，嗣母韩氏。从这个层面看，法式善当是汉族与蒙古族的混血，且距离纯粹意义上的蒙古族血缘已经越来越远了。此外，法式善从出生就与韩太淑人相依为命，深受母亲的言传身教，而韩太淑人出身于汉族书香门第之家，汉语文学功底深厚，“五岁喜读宋五子书，十三通经史”。同时法式善相继娶了李氏、刘氏两房妾。这些都会影响到法式善的汉化程度。
另一方面，从法式善具体的文学创作来看。一则就诗文创作宗尚而言，法式善自言：“我文师庐陵，我诗祖柴桑”[53]，即散文创作上追慕欧阳修，诗歌创作上仰慕陶渊明。欧阳修与陶渊明都是古代汉族文人中的优秀代表，因此备受后世历代汉族文士的景仰。法式善在诗文创作上崇尚的前贤皆是汉族文人。二则就诗歌创作意象选择而言，法式善诗作在意象上尤为倾向于“竹”“松”“菊”“梅”“野鹤”“秋蝉”等意象，这虽与其局促的生活环境有关，然不排除其因对汉族诗人的崇拜而刻意模仿所致。此外，法式善因崇尚陶渊明，有意识地学习陶诗的朴素自然诗风，所以其诗歌亦呈现出平淡自然的风格特点。
然而，肯定法式善汉化深入特点之同时，也不应因此就完全抹杀其蒙古民族身份的现实。法式善诗歌语言所表现出的质朴、自然的特点，与其民族性格中崇尚自然、朴实的特性应不无关系，换言之，法式善在文学创作与生活情趣上仰慕陶渊明，进而学习、效仿陶渊明，在某种意义上与其内心深处积淀的民族性格与陶渊明的生活趣尚及诗歌所崇尚的自然风格形成了一种心灵的契合，产生了一种心理的共鸣。同时，法式善也曾参与民族文集的编纂及进行相关的少数民族诗文创作，如前文所述，其曾奉旨参与编纂《熙朝雅颂集》，且因此创作了《八旗诗话》，以及《奉校八旗人诗集，意有所属，辄为题咏，不专论诗也，得诗五十首》等。[54] 只是这些创作都与其仕宦经历密切相关，至少尚未发现其以明确的、自觉的民族意识进行诗歌创作。因此，法式善作为一个民族文化深入融合时期杰出的诗人，就其生活经历与创作实践而言，几乎与汉族文士无异。所以本书在接下来考述其家族世系、仕宦经历、生平交游，探讨其诗学活动、诗文创作、诗学观等方面没有刻意强调其民族身份，立足从其生平活动与创作实践出发，探讨一位有着民族背景，但是汉化深入的个体在乾嘉时期的文学活动与创作实践。
[1][法]丹纳：《艺术哲学》，彭笑远编译，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22页。
[2][德]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180页。
[3]郭成康：《也谈满族汉化》，载刘凤云、刘文鹏主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2—73页。
[4]郭成康：《也谈满族汉化》，载刘凤云、刘文鹏主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1页。
[5]戴逸、李文海：《清通鉴》第3册，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97页。
[6]刘小萌：《清代八旗子弟》，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73页。
[7]《清实录·圣祖实录》卷二七五，中华书局1985年版。
[8]《清实录·世宗实录》卷十六，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67页。
[9]刘小萌：《清代八旗子弟》，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80页。
[10]赵之恒等主编：《大清十朝圣训·清高宗圣训》，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3440页。
[11]戴逸、李文海：《清通鉴》第10册，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736页。
[12]郭成康：《也谈满族汉化》，载刘凤云、刘文鹏主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9页。
[13]林铁钧：《清史编年》第七卷嘉庆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39页。
[14]赵之恒等：《大清十朝圣训·清宣宗圣训》，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6902页。
[15]（清）震钧：《天咫偶闻》卷十，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08页。
[16]据（唐）杜佑《通典》卷十四《选举》二载：炀帝始建进士科，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1页。
[17]朱寿朋等：《光绪朝东华录》卷五，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392页。
[18]刘小萌：《清代八旗子弟》，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72页。
[19]（清）震钧：《天咫偶闻》卷四，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82页。
[20]赵尔巽：《清史稿·选举志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160页。
[21]赵尔巽：《清史稿·选举志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160页。
[22]李润强：《清代进士群体与学术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5页。
[23]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53页。
[24]白文刚：《应变与困境：清末新政时期的意识形态控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1页。
[25]林岩：《北宋科举考试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26]滕绍箴：《清代八旗子弟》，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54页。
[27]滕绍箴：《清代八旗子弟》，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30页。
[28]（清）法式善：《八旗诗话》，载张寅彭、强迪艺《梧门诗话合校》，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466页。
[29]（清）法式善：《八旗诗话》，载张寅彭、强迪艺《梧门诗话合校》，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482页。
[30]（清）法式善：《八旗诗话》，载张寅彭、强迪艺《梧门诗话合校》，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514页。
[31]（清）震钧：《国朝书人辑略·铁保》卷六，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刻本。
[32]（清）铁保：《惟清斋全集·文钞》卷二，清道光二年（1822）石经堂刻本。
[33]（清）法式善：《八旗诗话》，载张寅彭、强迪艺《梧门诗话合校》，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518页。
[34]参见常建华《二十世纪的中国宗族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
[35]参见英和《恩福堂笔记诗钞年谱》，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36]参见张杰《清代八旗满蒙科举世家述论》,《满族研究》2002年第1期。
[37]林岩：《北宋科举考试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38]米彦青：《清代中期蒙古族家族文学与文学家族》,《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39]（清）法式善：《八旗诗话》，载张寅彭、强迪艺《梧门诗话合校》，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491页。
[40]（清）法式善：《带绿草堂遗诗序》，国图藏稿本。
[41]（清）法式善：《八旗诗话》，载张寅彭、强迪艺《梧门诗话合校》，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514页。
[42]（清）法式善：《八旗诗话》，载张寅彭、强迪艺《梧门诗话合校》，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529页。
[43]张菊玲：《清代满族作家文学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139页。
[44]张菊玲：《清代满族作家文学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139页。
[45]关于卓奇图、伊福纳二人所编订的早期八旗诗歌总集在流传过程中一已失传，一仅以抄本行世，且诗集的名称也有多种之说，清代典籍中记载不一。本书主要依据朱则杰、李美芳《卓奇图〈白山诗存〉与伊福纳〈白山诗抄〉——两种早期的八旗诗歌总集及其编者考辨》一文考证的结论，即卓奇图的《白山诗存》。《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46]（清）法式善：《八旗诗话》，载张寅彭、强迪艺《梧门诗话合校》，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494页
[47]朱则杰、李美芳：《卓奇图〈白山诗存〉与伊福纳〈白山诗抄〉——两种早期八旗诗歌总集及其编者考辨》,《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48]赵尔巽等：《清史稿·铁保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1282页。
[49]张寅彭、强迪艺：《梧门诗话合校》例言五，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
[50]其一，《八旗诗话》第175则记博明为满洲人。今据白·特木尔巴根《古代蒙古作家汉文著作考》考订博明当为蒙古八旗，此系《八旗诗话》误录。白·特木尔巴根《古代蒙古作家汉文著作考》，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其二，据恩华《八旗艺文编目》、盛昱《八旗文经》等考订，清代蒙古八旗汉文作家数量上确实不如满洲八旗、汉军八旗，故而收录人数也有限。
[51]（清）法式善：《〈梧门诗话〉例言》,《存素堂文集》卷三，扬州绩溪程邦瑞刻，1807。
[52]关于此，拙文《论〈八旗诗话〉与法式善的诗学观》中曾进行初步探讨，以期起到抛砖引玉之功。《学术交流》2012年第5期。
[53]（清）法式善：《送陈石士编修旋里》,《存素堂诗初集录存》卷十五，湖北德安王墉刻，1807。
[54]（清）法式善：《存素堂诗初集录存》卷十四，湖北德安王墉刻，1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