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闽中遗民文人群的抉择与品行

闽中遗民文人有感于朝代鼎革，有感于朱子的道义呼声，他们互相标榜侠义气节，以各自的行为方式标明遗民身份意识。以曹学佺、林古度、许友、林之蕃、陈轼、薛镕、徐延寿、孙学稼等为代表的闽中遗民志士，关心国家民族命运，敢于反抗清朝统治。他们在痛苦与矛盾中抉择，极力展现遗民志士不屈的人格品行。

一 曹学佺的人生抉择

曹学佺（1574—1646），字能始，号雁泽，又号石仓居士，福建侯官人。自幼好学，博学洽闻，精通诗词、天文、音律、禅理、地理、诸子百家等，藏书万卷，著述千卷，被誉为闽中十才子之首。弱冠，举万历乙未进士。会试时，曹学佺被问“车战”，曹学佺答：“臣南人也，不谙车战，请以舟战论。”[1]考官张位同意其论舟战。曹学佺论战卓杰周全，张位惊奇不已，拟定曹学佺为桂冠。而又有认为“部属房公中元，久无此例……遂于卷面一字加竖，为第十名”[2]。曹学佺不因此而懈怠，且加倍专心问学，才华出众。张位极力推崇，授其户部主事。万历二十六年（1598），张位被奸佞小人排挤，蒙受贬谪之辱，门人皆不敢亲近。曹学佺不忘知遇之恩，精心准备粮食骏马，亲往送行。朝廷反对势力因此迁怒于曹学佺，将其调任南京大理寺正，又累迁南京户部郎中。这两个均为无用武之地的官衔，曹学佺的仕途才华被闲置。但曹学佺也正好在这段时间广交善友，他与焦竑、李贽、谢肇淛等往来唱和，互相交流切磋，结下深厚的友谊。万历三十七年（1609），曹学佺出为四川右参政。万历三十九年（1611），升任按察使，适逢蜀地饥荒，曹学佺“设厂煮粥，存活无数。及绘图上，请发帑金三万赈济”[3]。为使百姓免于官兵赋税之逼迫，曹学佺改革“行坐”二税，“蜀人相诧，以为三百年未有之特恩也”[4]。曹学佺忧国忧民，刚正不阿，除残去贪，励精图治，深受民众拥戴。但也因此得罪权贵，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被降级遣回家乡，蜀地民众无不惋惜，遮道送行。吴梦旸作诗《曹能始以所举士过奇，摘官廷评，因寄二首》（其一）曰：

问君胡得罪，取士必无奇。肝胆不相负，功名非所知。直从廷尉掾，那顾尚书期。一傍长江水，烦忧日夜驰。[5]

曹学佺在蜀地为官，心系苍生，尽忠报国，体现了中国传统士大夫宽广的胸怀与高远的理想志向。

万历四十三年（1615），遇梃击案，曹学佺著《野史纪略》，叙其始末。天启二年（1622），曹学佺起广西右参议，作《桂林集》，记述与友人交游唱和及身世之感。“桂林宗室素横，学佺独执法，遇事属有司治之”,“宗室始肃然知有律矣”[6]。曹学佺在广西治军严整，军纪分明，不准官兵欺凌少数民族，极大地促进民族融合与团结。为提高广西少数民族民众的文化知识水平与汉语言表达能力，曹学佺十分重视教育，开设漓江书院，兴办学校，积极讲学，厘清少数民族地区科举考试的流弊。

天启六年（1626），阉党猖獗，朝廷拟任曹学佺为陕西副使，不赴。“廷元附魏忠贤大幸，乃劫学佺私撰野史，淆乱国章，遂削籍，毁所镂板。”[7]魏忠贤党弹劾曹学佺私自撰写野史，扰乱章法，将其削籍，并烧毁《野史》一书，曹学佺被禁七十多天后才于1627年放归家乡。

曹学佺积极营建石仓园林，为文士提供文思创作的典雅环境；同时，曹学佺也不忘为下层民众的衣食住行解忧。曹学佺组织修浚西湖，修桥铺路，灌溉农田，致力于发展家乡的民生事业。为躲避沿海外寇侵扰民众，曹学佺带领兵团筑造堡垒，多方防备，对保护福建沿海居民的身心安全做出极大的贡献。1644年，崇祯帝自缢身亡，曹学佺“恸哭不食，投入池中。家人亟救而苏，晨夕环伺”[8]。隆武元年（1645），隆武帝入闽，誉其为海内鸿儒，说：“孤在唐国时，闻名已久矣。兹幸得见，以慰数十年景仰”[9]，遂授其为太常寺卿。曹学佺屡屡上书陈事，迁礼部右侍郎兼侍讲学士，修撰《崇祯实录》，晋尚书，加太子太保。

隆武二年（1646），徐孚远倡“水上合战”，曹学佺视其为救国上举，积极响应，亲力亲为，捐饷万金，而郑芝龙已做出投降之举，并阻止曹学佺的抗清行为。曹学佺仍上书言事，随从唐王朱聿键。黄景昉曾作诗提醒曹学佺勿对唐王寄予厚望，并劝勉其尽早退出是非之地。而曹学佺仍坚持己见，忠于唐王。八月，清兵攻福州，唐王在汀州被俘。曹学佺化为僧人登入鼓山，毅然决定以身殉国，自缢于西峰中堂，乡人感念其恩德，追怀其报国尽忠的遗民精神与家国之志，在洪山桥塑像立祠以纪。

曹学佺生前曾为郑思肖的《心史》作序：

先生之不愤不得仕宋，正所以愤他日之仕元者也……此非先生一人之心也，乃天下万世之人心也。则其为史也，非仅宋末元初之史也，乃天下万世之信史也。[10]

曹学佺认为郑思肖对元朝统治者的愤激之情，代表着天下万世士人之心情，郑思肖之《心史》不仅书写了宋末元初的史实，也代表着天下万世易代之际世人遭受异族统治之史实。天下万世，囊括了一切横向的空间范围和纵向历史范畴。曹学佺自然也将其自身的忠义节气与家国情怀包括在内，表达了对异族统治的愤激、反抗之情。由此可见曹学佺忠于大明王朝的强烈遗民身份意识与民族主义精神。

曹学佺殉国后三年，正是林古度六十大寿。钱谦益作《题曹能始寿林茂之六十序》:“虽然能始为全人以去，三年之后，其藏血已化碧，而予也楚囚越吟，连蹇不即死，予之眉目颦笑，临流揽镜，往往自憎自叹，趣欲引而去之，而犹怅怏能始知予之浅也。”[11]钱谦益作为明遗民的身份历来受学术界争辩，正如他对自己的评价“楚囚越吟”，但仍有值得肯定之处，即钱氏对自己不能坚持遗民操守憎悔不已，具有羞耻之心。钱谦益以苌弘化碧的典故，对曹学佺忠于大明王朝而以身殉国的节操寄寓崇敬之情。曹学佺的殉国守节，影响了后世无数遗民志士坚守信念，坚决抵抗清朝统治，同时，也令无数变节者自憎自愧。

二 林古度——刻《心史》，明心志

林古度（1580—1666），字茂之，号那子，别号乳山道士，福建福清人，被称为“东南名士魁硕”[12]。富有诗才，《清史列传》记载其早年“寓居江宁，工诗，少赋《挝鼓行》，为东海屠隆所知。与曹学佺相友善，所为诗，清绮婉缛，亦复相似”[13]。明亡后，以遗民自居，参与编纂地方县志，1655年，与鲁修合纂《溧水县志》十卷。1656年，与纪圣训合纂《高淳县志》十八卷。古代修史、纂志都是至高无上的荣誉，只有品行高尚、德才兼备者能胜任。可见，林古度的品行兼优，才力凸显。林古度为地方文献资料的保护与传承做出了极大贡献。

《列朝诗集小传》曰：“（林古度）居金陵市中，家徒四壁，架上多谢翱、郑所南残书，摩挲抚玩，流涕渍湿，亦初文之遗忠也。”[14]林古度父亲林章（1551—1598），对不仕元朝的遗民谢翱、郑思肖等无比敬重。虽家徒四壁，却不忘拜读前朝遗老之著，以警醒自身坚持遗民操守。林古度受父亲忠义节气的影响，对前朝遗民志士十分推崇。林古度的父亲忠贞耿直，心系民族大义，曾为家国安危建言献策，上《奏停矿税疏》，却遭遇冤屈不幸被捕下狱，卒于万历戊戌年（1598）。父亲的悲惨遭遇及大明王朝的衰落，导致林古度家院从“亭榭池馆”的繁荣幽雅景象变为“车库马厩”[15]的凋零简陋现状。在家父深受屈辱并因此献身的遭遇下，林古度不计个体小我的旧仇恩怨，毅然以国家存亡和民族安危为己任，秉承“九死尤未悔”“杀身以成仁”的民族大义精神，砥砺名节，抵死抗清。这是该有多大的精神信念与博大的胸怀！林古度的遗民忠义品行，很大程度上受父亲凛然风骨所影响和熏陶。

林古度生活困窘却坚持遗民的操守，即使处于“暑无蚊帱，冬夜卧败絮”[16]的艰难生计中，仍以遗民自居，不愿仕清。林古度在耄耋之年仍写《金陵冬夜》诗自嘲：“老来贫困实堪嗟，寒气偏归我一家。无被夜眠牵破絮，浑如孤鹤入芦花。”[17]在寒气逼人的冬天，林古度将自己喻为芦花中的孤鹤，将棉絮喻为芦花，蕴含无限的孤寂悲凉。孤鹤、芦花、败絮等客观元素塑造的寒凉环境，实际上映衬着作者内心所充满的忧伤与不可言说之孤独与酸楚。在如此极度穷困潦倒境况中，林古度坚守志节，充分体现其对遗民品格与遗民尊严的维护。顾炎武曾赋诗赠曰：“江山忽改色，草木皆枯萎。受命松柏独，不改青青姿。今年八十一，小字书新诗。方正既无诎，聪明矧未衰。”[18]顾炎武以松柏不因江山易色而改变自己青葱的姿态比喻林古度守正不屈、百折不挠的遗民道德品质。林古度坚强的抗清精神，堪令无数变节者无地自容。

林古度终生佩戴万历时期的铜钱，表明忠于大明王朝，砥砺操守的遗民信念，触动了清初无数遗民的内心情志，使遗民志士在思想上产生了共鸣，产生了非凡的反响。吴嘉纪曾作诗以纪，《一钱行赠林茂之》曰：

先生春秋八十五，芒鞋重踏扬州土。故交但有丘茔存，白杨摧尽留枯根。昔游倏过五十载，江山宛然人代改。满地干戈杜老贫，囊底徒余一钱在。桃花李花三月天，同君扶杖上渔船。杯深颜热城市远，却展空囊碧水前。酒人一见皆垂泪，乃是先朝万历钱。[19]

汪楫也作诗纪之：

一片青铜何地置，廿载殷勤系左臂。陆离仿佛五铢光，笔画分明万历字。座客传看尽黯然，还将一缕为君穿。[20]

“廿载殷勤系左臂”“万历字”等道出了林古度二十年如一日地坚守遗民志节，不忘故明王朝的心路历程与对大明王朝的深切怀念之情。

林古度的一生淡泊明志，不求名利，备受各方人士敬仰与爱戴。著名的遗民作家屈大均，对林古度终生佩戴铜钱给予极高的敬佩，他也曾将一枚南明永历时期的钱币用黄线系于锦囊中，随身携带。屈大均《一钱说》：

侯官林茂之先生有一万历钱，系臂五十余载，泰州吴野人为赋《一钱行》以赠之。予亦有一钱，……嗟乎！茂之生于万历，其怀一万历钱也，不敢忘其所生之君也。予也长于永历，其怀一永历钱也，不敢忘其所长之君父也。……钱以黄锦丝系之，或在左肘，或在右肱，愿与之同永其命。钱在则吾长在，吾长在则将无所不在。所关者大，夫岂徒以为古物之可宝而已哉！[21]

由此让我们感受到一枚钱币虽小，但却能产生无比强大的精神能量与恒久的影响力，鼓舞遗民志士砥砺节操，坚守遗民身份；林古度赋予了钱币身份的力量和人性的价值。这枚钱币，不仅仅是前朝的遗物，它代表着遗民志士的身份认同意识，成为遗民精神的象征，成为遗民家国之思的精神纽带。透过这枚钱币，我们似乎清晰地看到明末清初一个个遗民志士为坚持理想信念，忠于故国，以身作则的斑斑心迹。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称吴嘉纪：“‘桃花李花’二语，偏写得兴高，游冶相似，而结意悲伤，传出麦秀渐渐之感，一篇主意全在此也。”[22]吴嘉纪以林古度身上的铜钱作为情感抒发的载体，寄寓着自身的遗民身份归属。沈德潜对其加以评价，表达对林古度、吴嘉纪等遗民群体强烈的身份意识和忠贞爱国精神的肯定与颂扬，从中也可见清初遗民群体共同的家国之悲与身世之感。

垂暮之年的林古度明知大明王朝一去不复返，他自作“茧窝”，希望离世后仍能居于万古“茧”宅中，以示即使死后也不忘眷恋明朝。明顾梦游为其作诗《题林茂之茧窝》：

身后岂须问，亦关贤达襟。青山万古宅，沧海百年心。蝉蜕已物表，冥鸿方远寻。预知千载下，醒酒聚碑阴。[23]

从中可见一个遗民志士的坚定不移的忠义理想与信念已经超越了生死，其忠君爱国之心至死不渝。

令人悲切的是，林古度家贫如洗，卒后无法安葬。直到林古度去世三年后，时任户部侍郎的周亮工将其葬于钟山，以孝陵为依。王士禛作《闻林茂之先生已葬钟山》：

万古钟山下，今成有道阡。龙蟠高士宅，狸首故人怜。老尚歌朱鸟，魂应拜杜鹃。何时磨镜具，一问秣陵船。[24]

朱鸟、杜鹃，自古就是悲切、冤屈的象征。王士禛以此喻示对林古度深厚的追怀，也体现林古度生死不渝的遗民境界。

林古度诗文并重，书写遗民身份归属与家国衰亡之感。《林茂之诗选序》：

旧家居华林园侧，有亭榭池馆之美，胥化为车库、马厩，别卜数椽，珍珠桥南，陋巷窟门。蓬蒿蒙翳，弹琴读书不辍，有所感激，尚时发于诗。海内士大夫慕其名而幸其不死，过金陵者必停舟车访焉。翁既贫窭，无复少壮时意气，朝炊冬褐，不能不仰四方交游之力顾，世之士大夫多非雅故，或阳浮慕之而已。[25]

方拱乾《晤林茂之时年八十五矣》：

群奉丈人行，相看若鼎彝。别时贫到骨，近日老能诗。结客前朝重，遗民后代知。嗟予随杖屡，鬓发已如丝。[26]

可见，时代鼎革导致林古度家道中落，生活困顿，栖居于陋巷窟门中，但由于林古度德才兼备，其忠贞不渝的爱国境界与浓厚的遗民身份意识，加上卓杰的文学成就，使得世人无不以“鼎彝”待之，对他致以敬重与追慕之情。也因此，林古度成为福建遗民诗人群中的魁硕之才。

林古度不仅著述丰富，也喜好刻书，尤其喜欢刻遗民著述。面对亡国的困境，林古度内心无比悲痛伤感。为表达遗民的故国之思与忠义精神，林古度将情感寄托在前朝遗老身上。因此，随着崇祯十一年（1638）影响十分广泛的《心史》的问世，崇祯十三年（1640），郑思肖祠堂建成，遗民士人林古度随之对《心史》加以校正，曹学佺为其作序，汪骏声新刻七卷本，《心史》盛行于世。

林古度对宋遗民郑思肖的《心史》用心颇多。众所周知，《心史》是郑思肖根据自己的身世遭遇，用半生精力痛诉宋王朝衰败灭亡的诗歌血泪史。《心史总后序》说：“所谓诗，所谓文，实国事、世事、家事、身事、心事所系念。”[27]序言所说与《心史》之题名正相符合，郑思肖将自身所遭遇之心事、身世、家事、国事、天下事诉诸这部诗歌史，体现了一位遗民文人深刻的亡国悲痛意识与身心遭受屈辱的精神处境。崇祯十一年（1638）,《心史》被发现于苏州承天寺浚井之后，一度引起明末有识之士的思想情感共鸣，竞相传抄刊刻。1640年，林古度已是花甲之年，他看到《心史》之后心存兴奋和惊讶，“予何幸，垂老而适同高钟陵会府得于叶雁湖民部署中，共相惊异”[28]，他不因自己年迈力衰而降低刊刻《心史》的热情，遂与汪骏声同刻《心史》七卷，《附录》一卷。“年已垂老，虑身没而心不见知于后世，取其诗文，名曰：《心史》。”[29]可见，虽然身处异代，林古度和郑思肖却因共同的忠义风骨产生了心灵的默契和思想共鸣。林古度对郑思肖拒不仕元，忠于宋朝的深明大义高度认同。郑思肖的遗民身份意识穿越了时空，对林古度的忠义节操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心史》所蕴含的民生忧患意识、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极大地触动了林古度，成为他坚守爱国之志的精神载体，同时也是整个明遗民群体衡量自身文化立场的精神源泉。即使遗民文化立场颇受争议的钱谦益，也曾作诗对林古度的遗民风骨致以钦佩：“抗疏捐躯世所瞻，裳衣戌削貌清严。可知酌古陈同甫，应有承家郑所南。”[30]林古度对《心史》的热衷与刊刻，实际上是对郑思肖爱国精神与遗民身份的传承与发扬。在明末清初，《心史》具有鼓舞士人意气，催人奋进的精神能量。林古度忠君爱国的遗民志节不仅是他个人高尚品行的展现，也为整个遗民士林提供了巨大的精神能量，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 林之蕃的高洁之志

林之蕃（1611—1673），闽县人，字孔硕，别号积翠山陀，又曰涵斋，侯官人，其家族“四世簪缨，忠孝经术萃于一门”[31]。林之蕃从小在祖上家门的熏陶和教育下，具有清廉高洁、耿直磊落的品质。林之蕃年少时与林垐同拜董应举门下，董应举不仅“授以古文”，且“勖以节义”[32]，对林之蕃日后遗民操守的塑造也具有深远的影响。林之蕃崇祯癸未年（1643）中进士，任嘉兴知县。林之蕃为官清廉，不善钻营奉承。曾士甲《闽诗传》对林之蕃给予高度评价：“为人博通今古，明兴废之道。”[33]后因富商诬衅，横夺故宦坟墓，林之蕃公正不阿，不愿曲意迎合，得罪当权者，被弹劾回闽。浙江民众对他爱戴有加，做《清风归去辞》赠之。

唐王时，黄道周举荐林之蕃与林迩，同授御史，林之蕃又授考功郎中。然朝廷佞吝小人结党营私，勾心斗角，官场昏聩腐败的陋习无处不在。林之蕃不愿同流合污，遂辞归隐居长乐吴航唐屿。唐屿有一潭名为渒济，正是朱熹避居之处。林之蕃在唐屿以潭水洗耳，以示潜心躬行朱子的道德品行，因感发牢骚，作诗文以纪。“吾道固应穷到底，青山不意肯相容”,“哀杨远近孤臣骨，千载何人表墓门”[34]。此后，林之蕃隐居福州三山故居。清政府地方官员屡劝林之蕃入仕，林之蕃坚决回绝，说道：“自是老翁生计拙，风波未至把帆收”,“别港鱼肥招不去，绿蓑惟恋旧溪山”,“诸公亦遂其高尚，不强致焉”[35]。可见，林之蕃不因个人私利改变忠君爱国之志，他身上所具有的遗民身份意识与忠义气节令人敬佩。

林之蕃在最后隐居期间，梦见陈子龙以冠服招之，又疽发全背，身心受难而卒。作为一位遗民志士，即使做梦也崇拜为国殉身的遗民典范，可见，林之蕃对大明王朝的忠贞绻怀之情与遗民身份意识的强烈程度。

林之蕃隐居避世，先后结庐鼓山积翠岩、白云洞和般若庵，以遗民自居，学佛修心，著述绘画终生。林之蕃在福州隐居期间，结识方以智、金道隐、为霖和尚、空隐和尚、法纬和尚、定者和尚、心持上人及吸江兰若一系的僧人。可见，林之蕃积极与其同时代居于闽中的禅林知名人士互相交流，互相阐发，深研禅理禅意。鼓山为霖和尚《挽林涵斋居士》（有序）曰：

居土莲华国中人也。无端赚落阎浮。开眼大梦六十余年中。荣枯得丧杂然横陈。而居士御之如一叶之舟。傲颠风而舞澎湃。随波上下了无留滞。至于今日因圆果满。乃闭却两眼恍然大寤。复归本位。道霈闻之数百里外。不觉悲喜交集。喜者喜居士裂三界之牢笼。释四大之桎梏。悲者悲儒林失其龟镜。法门丧其金汤。乃作挽恭呈灵座。知居士于常寂光中必欣然点首。以余为知言也。[36]

其词曰：

无位真人赤囗。露裸裸兮光奕奕。直饶佛祖不知名。天上天下谁能匹。无端赚落阎浮提。梦境千差乱若丝。两眼闭时忽大寤。庄周蝴蝶不须疑。十载相期无别事。心心常在莲花土。哲人去矣不复回。临风不觉泪如雨。[37]

林涵斋的人格品质受为霖和尚充分肯定与赞颂。鼓山为霖和尚对林涵斋的深切悼念之情溢于言表。

林之蕃的同窗林垐也讲述他们早年曾经寄身山水、旷达坦荡的生活经历：“甲戌，摈礼部，同结茅积翠山中，万壑千峰，两人相对，松风溪月，烟雨暝晦，虎啸猿啼，盖无不同焉。”[38]可见，林之蕃年轻时就已受禅宗禅理的影响与熏陶。

因此，当鼎革之际，国破家亡造成社会现状的极大改变，林之蕃作为大明遗民文人的身份，他必须为自己的心灵寻找安身之处，必须为自身的身份寻找寄托之所。富有禅理禅意、淡泊宁静的山林寺庙成为林之蕃隐居避世的精神家园和心灵归宿。林之蕃忠于禅理，参禅问佛心境更为明显。他不遗余力参与重修寺庙，书写碑文，为寺庙赋诗写画，被世人誉为护法居士。林之蕃的作品呈现鲜明的遗民精神品质与高洁的人格操守，值得我们加以重视。

四 任侠尚义的遗民形象——许友

许友（约1620—1663），侯官（福州）人，诸生，原名宷，曾名宰。其父亲名豸，字玉史、玉斧，居于福州光禄吟台旁之笃叙堂，即后世叶敬昌之玉尺山房，另有乌石山别墅及早题巷等居所。许友的名字更换数次，周亮工对许友甚为了解，其《书许有介自用印章后》记载：

许寀，一名宰，字有介，侯官诸生，玉史学宪讳豸者之长子，有忌者谓其所改名犯家讳，以不孝闻之学使者，盖闽音“豸”、“宰”呼同，亦大可噱事也，遂更名曰友，字有介；己又更名曰眉，字介寿，亦字介眉。[39]

因“豸”与“宰”在闽音中相同，时人责许友名宰有不孝之讳，因此更名许友，字有介，后又更名眉，字介眉、介寿，号瓯香。明崇祯年间举孝廉，入清不仕。

许友能诗文善书画，家境优越，风流倜傥，任侠尚义，是清初少见的才气与风流兼具的遗民士人，被誉为“三绝”。许友诗作《米友堂诗集》，今国家图书馆、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等均有收藏；《米友堂全集》，藏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许瓯香先生遗稿》，藏于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箬茧室诗集》，藏于国家图书馆；《许有介先生诗稿》，藏于北京市文物局。钱仲联《清诗纪事明遗民卷》和张其淦《明代遗民诗咏三编》等收录许友之作。

清代钱林、王藻编辑《文献征存录》记载：

许友，初名宰，字有介，侯官人。父豸，进士，官浙江提学参议。友少师事会稽倪元璐。入本朝，以诸生终，友善画工书，诗尤孤旷高迥，常有句云：“野航人远雁声低，新城王士正爱之”，采入诗话。友又有作画绝句：“灵谷皆梅放未曾，石头怀古不堪登。无端传就松鍼笔，画出青山是孝陵。”秀水朱彝尊称其诗如俊鹘生驹，不可施以韝靮。其为名公所赏如此。慕米芾为人，搆米友堂祀之。有《米友堂诗集》。子遇，字不弃，岁贡生，知长洲县事。受诗于王世正，有《紫藤花庵诗钞》。孙鼎、均，皆能诗。鼎，雍正元年举人，有《梅严集》。均，康熙五十七年进士，官礼部郎中。[40]

许友草书超隽雄健，章法有致，风格与王铎相仿，山水松竹之画挺拔清逸，苍楚并致，诗文词赋脱俗清旷，尽显其孤高旷达的精神气质。钱谦益将其诗录于《吾炙集》中，称“许友八闽风”。传世画作有《枯木竹石图》《江山钓矶图》《双松寿石图》等。民国连江人刘东明藏有许友手写本诗文一卷，因将此影印行世。其《七绝二首诗轴》藏于日本澄怀堂美术馆，此作章法奇谲，字体错落有致，空间布局聚散曲折，生趣盎然，开创了章法布白的新局面。

崇祯时，闽以僻静宴安，风俗华侈。有介家给既足，娈童舞女，诗酒谈䜩，无虚日。任侠结纳，轻视一切。……谈笑风发，酒酣操楮，笔墨饱腾。或为诗词，或画枯木竹石，奕奕有致，比之襄阳、眉山。……怦怦怫怫不乐生者，则不善世故也。然而风流自胜。[41]

可见，许友早年诗酒自娱，负才尚气，谈笑风生，如生活在仙境中一般。许友可说是代表了明遗民风流才子的形象。也因许友任诞不羁，富有魏晋风度的性格特征，奠定了他诗文书画具有孤旷脱俗、豁达淡然的基调。王士祯、朱彝尊、钱谦益、周亮工等一批文坛名士对许友的才华给予佳赏。

许友与福建布政使周亮工常在米友堂切磋诗文书画。

予入闽，即首访君，颇为文酒之会，然与君数有离合。君大腹无一茎须，望之类乳媪，面横而肥，不似文人，字画诗文恒多逸致，见其手笔者拟其貌若美好妇人，亦异事也。君既负盛名，闽士多造之，恒不报谒，亦不省来者为谁，以故人多憾之，即与君暱者亦退，多后言，君但自放于酒，一切弗问也。[42]

周亮工赴任福建按察使时，到福州后拜访的第一位友人就是许友。可见，周亮工与许友之间关系极为密切。《书许有介自用印章后》十分生动形象地描述了许友的体貌特征、嗜酒如痴、任性不羁、追求享乐的魏晋文人形象与气质风度。周亮工《印人传》中评价许友曰：

予尝评君酒一、次书、次写竹、次诗文。渔洋先生论诗最严，而特爱君诗，尤爱其七言绝句，手录之多至数十首。因裒集近人诗为《感旧》一集，又有句云：“许友八闽风。”其赏识如此。予亦欲刻闽中四亡友诗，陈克张、陈开仲、徐存永与君也。君学识或让三君，而天资敏妙，三君不逮矣。[43]

周亮工十分了解许友的喜好，在周亮工看来，许友品酒艺术第一，书法次之，绘画第三，诗文成就位居前三者之后。许友品酒书画艺术远高于诗文成就。可见，许友确实十分喜好喝酒。自古文人创作就离不开酒局，大概酒兴更有助于诗文书画的创作与发挥。因此，周亮工将许友的酒力置于第一，以说明酒对其创作才能发挥的重要性，从中也可见他们两人关系非同一般。

大明时期拥有风流自适、潇洒倜傥的生活，确实令许友自足。奈何朝代鼎革，大明王朝灭亡，许友家族衰落，家境日下。这种强烈的对比，对于一个已经习惯于自娱自乐的才子，是身心的极大创伤。明亡后，许友的生存处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因周亮工被劾贪污罪，许友受周亮工牵连，被视为同类，当权者要求许友入京下狱，接受质问，历时两年之久。周亮工《印人传》记载：

君为予累，逮入都门，后无恙归。别予去，复多所离合。久之，遂无间言矣。君归未数年，即殁。其殁也，盖只四十余。[44]

许友受审后无罪释放，但其内心深受屈辱，对清朝统治者更是深恶痛绝。其内心充满尖锐的矛盾与抉择。他将何去何从？他该向祁彪佳、曹学佺、倪元璐辈学习决绝殉身的精神，抑或坚强地活着，以不屈的反抗意志笑看清朝的统治？

许友因此作《米友堂集·杂著》组诗（九首），表达复杂的内心情境。这九首组诗分别是：《学死》《学盲》《学聋》《学哑》《学为奴》《学乞食》《学担粪》《学织履》《学挽歌》。这九首组诗的题目均冠以“学”字，表示对时局的愤懑与不满。大明时期的许友过着风流坦荡、蕴藉风雅的美好生活，他绝没想到自己会降身数等，甚至过着行乞卖奴的日子。

许友或想学殉国遗民的精神，以死示忠，或想装聋扮哑，或想将自己降身乞丐、奴隶、农民等身份，不愿看到、听到、见到清朝统治下的任何人任何事。诗题中夹杂着悲愤与怨气，寄寓着对现实境况的不满，一种人生如戏、物是人非的漂泊感与悲怆感充斥而来，字里行间已让读者感受到这位风流倜傥的才子，在鼎革时期的内心矛盾与痛苦。

傅抱石编译《明末民族艺人传》也对许友的人生态度、形象特征、才名性情等进行评价，并引用周亮工之语认为许友早逝与嗜酒关系尤为密切。

先生性疏旷，以晋人自命，既负盛名，闽中之士多访之，而无一往报谒者，且不省来者之为谁，以是人多憾之。即相暱者，亦退有后言。先生不问焉，日以酒自遣如故，为人短躯大腹，周身无须毛，宛然如肥媪。栎园尝评先生云：“君酒第一，书次之，画竹又次之，诗文又其次也。”先生年不五十而终，或第一之物所致乎？[45]

许友效法魏晋士人，风度翩翩，性情疏旷不羁，极负盛名。而其腹大身短，毛发不发达，酷似女子。许友的才名气节与其身材外貌不相符，大概也是引起时人关注的重要原因。

许友的性格特征，很符合陆绍珩《醉古堂剑扫》对遗民个性形象的评价：“随遇而安，不图将来，不追既往，不蔽目前。”[46]这正是在清朝政治高压下无力施展才华抱负的遗民士人的政治原则与文化立场的直接反映。

虽然许友最终“愧未能也”[47]，但他的遗民文化立场也是十分明显的。许友的存世作品中，往往使用大明年号，鼎革后更加抗逆清朝，仅用干支纪年。这与陶渊明“但书甲子”的遗民文化立场又是具有精神上的相承性。许友与当时遗民文人群的文化立场是相一致的。许友性格虽狂放不羁，但其诗文创作中所展现的仍是浓厚的家国乱离忧患意识与对大明王朝的追怀，更有对清朝统治者的愤懑。许友浓厚的爱国思想与特性在读者心中树立了独特的遗民文化符号。

选择殉国的遗民，是以生命的终结怼视清朝的统治，他们的殉身精神必然得到千古传诵，而选择存活于世的遗民，则面临着更大的精神考验与心灵的洗礼。虽然许友最终没有选择以死殉身，但他坚定地走遗民抗争的路线，他拒仕清朝，以自身特有的风范对抗清朝统治。

陈梦雷《许母黄孺人传》说：“国朝鼎建，有介先生自以故家子弟，遂自放于诗酒文章。又天性倜傥，不问家人产业。”[48]鼎革后，许友不仅不问产业政事，以示反抗清朝统治，同时，也视其族人的仕清为耻辱之举。郭白阳《竹间续话》记载：“相传友以弟宾应清试，耻之。宾亦内疚。同居出入，不敢过友所居之拜云楼。于楼下特凿便门以出入。”[49]可见，许友的遗民文化立场与政治倾向深刻地影响他身边的族人。许友弟即使参与清朝应试，却也因不能坚持遗民的人格操守而愧疚不堪。从许友对遗民身份的坚守，我们可深切领会其任侠尚义的遗民情怀。

五 漂泊离散中坚守遗民身份——陈轼

陈轼（1617—1694），字静机，福建侯官人，明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授南海知县，南明隆武朝擢御史，永历时官苍梧道，因丧乱贫窭留寓江浙十余年，后归隐侯官道山草堂，以遗民自居，著述丰富。福州陈氏家族显赫，自古为名门望族，声名远播。“达者为巨卿名公，次者为鸿儒石彦。”[50]陈轼的家族人才辈出。他的外祖父和父亲、姨丈均以教书为职，都是知识广博、文采出众者，具有一定的名望。他的叔父陈伯驺工诗，著述颇多。陈轼受家族环境的熏陶，读书应试，求取功名，著述丰富。现存可考的作品有诗文词集《道山堂集》和剧本《续牡丹亭传奇》及其与金鋐、郑开极等合纂的《福建通志》（六十四卷，康熙间刻）。陈轼是明末清初重要的遗民文学家，擅诗文，工词曲。

陈轼永历时任广西苍梧道，与比部邓绪卿友好共事五载。至辛卯年（1651），他们一道回闽，并比邻而居。陈轼缘何归闽？据计六奇编《明季南略》卷之十三所载，可略知一二。永历四年，即庚寅（1650），永历帝梧江西奔。

十月初七日（辛巳），永历挽舟梧州城外；闻羊城尽失，俱各奔窜。移舟西上，不五里遂抢杀遍行。上至藤县，分为两股：从永历者上右江，若严起恒、马吉翔等是也；余则入容县港，若王化澄等是也。上右江者，至浔州道上，兵各溃散；永历呼之不应。入容县港者，于北流境上，为土寇劫夺。[51]

永历帝仓皇西逃，百官逃散亡佚。陆勇强先生说：“陈轼大约也是散失的官员之一，不得已自粤还乡。”[52]因此，陈轼《劬庵弟寿序》云：“余通籍仕宦，适陵谷变迁，中历坎壈，长为山泽之癯。”[53]其所言极是。由此可知，陈轼任广西苍梧道参议期间，局势动荡不安，仕途受挫。

不幸的是，己亥十六年，即1659年，陈轼与部院李率泰等人发生冲突，被判通贼罪，监禁于江苏大丰。

巡抚固山并三司道主议令乡绅前往招安国姓，有原任广东道陈轼，同生员林芝草、林叔器三人贪功，往任其事，再至未果。部院李率泰以通贼罪之，监禁候旨。[54]

陈轼被监禁将近一年的时间，直到1660年六月，因干旱田荒，才得幸被放出。《榕城纪闻》载：

（庚子十七年六月）自己亥七月三十日，大风雨后，旱至本年四月，各乡田荒。大丰引旧例，放出前往招安海兵乡绅陈轼、林芝草、林叔器。[55]

这次的监禁，对陈轼而言无疑是一次重大的打击。更为不幸的是，陈轼被放出一年后，又于1661年七月十三日被监禁候旨。《榕城纪闻》载：

（辛丑十八年）自六月部院搬住，按司署李率泰怪其聒耳。令勿打。数日后，鼓楼即被火。前数日有僧沿街敲梆，云：“七月初一日诸佛下降，城中有灾，各人修省。”至初一后不见。

招安海外乡绅陈轼、林芝草、林叔器已放。上本批审。七月十三日复监候。[56]

根据目前文献资料，陈轼于何时重又被释放，我们尚未能得出确切的结论。但根据他所作《鼓山为霖和尚五十寿序》一文推知，陈轼曾为为霖和尚五十大寿作序，时值1664年二月二日。则陈轼至迟在1664年一月底即被释放。

陈轼获释后，生活无依，经济困顿。为谋生计，他流寓江浙一带达十四年（1664—1677）之久。在流寓期间，他以遗民故友的精神品质为心灵的依托。无论是亡故的友人或是幸存者，陈轼都对他们敬佩有加。1674年，陈轼从恒阳往毘陵，途中经过其同籍进士赵止安之墓，作《兵部职方司主事赵公止安墓表》：

余同籍进士，其在毘陵者四人，曰毛公亶鞠，吴公蓼堪，杨公鸣玉，赵公止安。自亶鞠以吾闽学，使者殉难。建溪三公尚优游林下。及余甲寅恒阳归，过访其地。而三公墓木俱已拱矣。遗老零落，惋惜久之。[57]

陈轼称其同籍进士为“遗老”，还亲访墓地，表示对友人的惋惜之情。可见，陈轼对诸友的遗民品质是十分认同的。

1677年春天，陈轼与寿安逊庵相会于吴门涌莲净室，并作《寿安逊庵语录序》。序言：“寿安逊庵和尚，余之侄孙也。云游学道已三十春秋。余向未知踪迹。今春过吴门，相值于涌莲净室。”[58]陈轼与遗民故友重逢，他们在互相交流中不断增强遗民的身份意识。遗民友人的品质与情怀，无疑为他的精神生活起到支撑与鼓舞的作用。1678年，陈轼从姑苏城回闽后，即隐居于道山，参禅悟道，教育子孙后代，并与邻里故友饮酒酬宴，唱和往来。郭柏苍引郑杰《闽中录》云：

先生早岁成进士，即出宰剧，继分宪岭表。鼎革后归里，构道山数椽，课子孙读书其中。破砚残卷，外无长物，闲赴里社文酒之会；青鞋布袜，优游里巷五十余年，日事著作，有《续牡丹亭》一书，文、诗余若干卷。[59]

陈轼归隐后主要寓居于道山书房，以教育子孙、酬唱宴饮、读书著述为主。陈轼的一生可以说是读书著述、交游广泛的一生；在人生取向上以坚守遗民志节和禅道禅宗为主。他因生逢衰世鼎革，也曾一度为谋生计而遭监禁，流寓异地他乡。但这样坎坷的人生经历更让他坚定了对遗民志节的操守，丰富了人生阅历，为其著述提供了现实题材。从某种意义上说，陈轼是一位波澜起伏、思想丰富的遗民文人。

六 承父业，建书楼，明心志——徐延寿

徐陵（1614—1662），字存永，又字无量，号延寿，徐次子。徐延寿的父亲徐一生善于藏书，据统计，徐氏藏书楼有五处，共十余楹，它们分别是红雨楼、绿玉斋、汗竹巢、宛羽楼、偃曝轩。徐延寿受父亲的影响十分深远，他也工于诗书，著有《尺木堂集》。

徐延寿继承父业，对父亲所筑之藏书楼倍感珍惜。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记载：“兴公之子延寿，能读父书。”[60]从徐给陈宗九的书信中可知，徐所筑之宛羽楼（三楹）的落成，得益于其好友曹学佺捐资而构建。徐曾写信给友人陈宗九曰：“不屑世居鳌峰之麓，积书颇多，无处堪藏，近能始（曹学佺）捐资为弟构一危楼，题曰：‘宛羽’，取宛委羽陵之义。”[61]可见，徐与曹学佺关系情同手足。曹学佺不仅捐资为徐构筑藏书楼，也为其楼宇的兴建、取名付出精力。宛羽楼的兴建并投入使用，为徐提供了幽静雅致的藏书空间，也为遗民士人提供了雅集创作的优良环境。宛羽楼落成时，徐已过花甲之年（65岁），因此，宛羽楼实际上由徐延寿所承用。徐延寿曾多次以宛羽楼为宴集场所，召集诗友文士共襄文宴。可以说，是曹学佺对徐氏父子的帮助，才让徐延寿获得如此殊荣与特殊经历。这自然让徐延寿对遗民志士曹学佺产生无比敬仰与爱戴之情。曹学佺殉身守节的坚强抗争精神感动和鼓舞了徐延寿。徐延寿也在其自身的成长中，培养和塑造了遗民的身份认同意识与忠于故国的情怀。曹学佺殉身后，徐延寿为其作挽诗《大宗伯曹能始先生挽章一百八十韵》。诗作主要记述曹学佺生前的重要事迹，对曹学佺坚决抗清的高尚品质给予崇高的敬佩，被誉为“古良史也”，具有极高的文学与史学价值。

徐氏所筑之偃曝轩，又称为偃曝堂、偃曝楼等，位于宛羽楼右侧，是徐生前承筑的最后一座书楼，时徐已过古稀之年。惜徐在偃曝楼落成之前即离开人世，因此，徐延寿继承父志继续修建该书楼。徐延寿有诗《宛羽楼右偏，先人新筑小堂命名“偃曝”，未落成见背寿葺旧茅用先志，适曹能始先生枉过贻诗依韵答之》，曹学佺有诗《过兴公偃曝轩，与陈次韦作》，顾景星《闻徐存永携家游楚》诗后自注云：“存永（即延寿）之考，以布衣致书数万卷，建偃曝楼十楹以贮之，多宋元故本、遗文、秘籍，人间未见者。”[62]可见，徐氏家族确实藏书丰富，且十分重视书籍的收藏和传承。徐延寿受其父亲喜好藏书、工于创作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明清朝代鼎革之际，徐延寿因战乱留寓他乡，十分怀念父亲所筑之藏书楼。他在1649年（顺治六年，己丑）作《答林茂之》曰：“如今世乱将何往，宜早回家读父书。”[63]徐延寿对父书的眷怀，一方面是对父亲的深切缅怀，同时也是忠于故国的表现。父书具有一语双关的深意，已然成为故明王朝的象征意象。甚为可惜的是，清廷于1657年，在福州驻防屯兵，徐氏所筑的这些书楼被责令迁移，是为“匡屋”。这次屯兵实际上严重摧毁了书楼，其中之重要藏书也因此而大部分被损毁。王士禛曾说：“徐延寿，字存永，闽人徐兴公之子也。家鳌峰藏书，与曹能始、谢在杭埒，乱后并田园尽失之。”[64]徐延寿看到自家书楼被强占，自己的精神已无栖身之所，在深恶痛绝，无可奈何之下，随身带出的藏书屈指可数。他先居住城北诗社，后借宿华林寺，又前往城西。几经周折，藏书已寥寥无几。徐延寿曾作诗说：“投林穷鸟意何如，皋庑凄凉暂僦居。”[65]“鳌峰峰下是吾庐，一岁三迁步趑趄。八口妻儿谁可托，百年堂构已成墟。……讲肆由来非马队，吞声恸哭校残书。”[66]家园被占，连父子两辈精心付出的心血也付诸东流，有家不能归，有书无处藏的心灵痛苦，已然灌入读者的内心。徐延寿父子的遭遇，让我们看到了清初遗民文人在遭受清军无尽的精神摧残之下，仍能坚持遗民的操守，忠于故国。

七 圣湖渔者——孙学稼

孙学稼（约1621—1682），字君实，号圣湖渔者，福建侯官人。终生未仕，入清后以遗民自居。其同代人林云铭曾为其作《圣湖处士传》。“处士”之称即体现孙学稼德才兼备却隐居不仕的高洁境界。

孙学稼著有《鸥波杂草》（不分卷）与《兰雪轩集》五卷，《兰雪轩集》不分卷，《孙君实兰雪轩遗稿钞二卷》（附《圣湖先生剑合编》《佛手柑赋》《群言汇钞自序》）,《兰雪轩诗笺不分卷》（即《闽会小纪百韵》），均藏于福建省图书馆。另有《兰雪轩遗稿》三十卷（《兰雪轩诗集》《兰雪轩草》《兰雪轩诗》《兰雪轩稿》）,《十六国年表论》三卷，《备遗日录》三十卷，《群言类钞》二十四卷（《群言汇钞》）,《新诗变雅集》二卷等，惜已不传于世。

孙学稼先世从河南中牟迁往怀安县，最后归入侯官。高兆为《鸥波杂草》作序，记载其祖上有“簪绂累代，高第名家”[67]之美誉。孙学稼为孙氏第十世，在闽中负有盛名。被誉为“一门两代三进士”。因此，黄晋良的《兰雪轩遗稿序》说：“吾乡隆盛之时，衣冠礼教、读书达道之门，无出于孙氏。”[68]可见，闽中孙氏家族簪缨世胄、人才辈出。孙学稼在其《定西杂感》中说：“底事思千古？遗民泪数行。”[69]可见，孙学稼以明遗民自称，明亡后，孙学稼悲恸至极。因此，高兆称孙学稼为“今世之谢皋羽、郑所南”[70]。可见，孙学稼的遗民节操与家国情怀堪与忠孝廉义的谢翱、郑思肖相比。

综上所述，闽中遗民个体以各自的生命轨迹展现遗民的身份意识，但他们在面对遗民文化立场的抉择时，展现了他们共同的遗民品质与坚守志节的精神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