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本概述

华夏民歌见诸文字的可上溯到《诗经》。这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本名为《诗》，因为汉代立于学官，成为五经之一，才被称为《诗经》，收入西周至春秋时期的作品共305篇，根据音乐分为“风”“雅”“颂”三部分。从内容看，“风”是出自十三个不同地区的土风歌谣，共160篇。“雅”是朝廷的乐歌，分大雅、小雅，共105篇。“颂”则是宗庙乐歌，共40篇。《诗经》的作者大部分已经湮灭无考，所知应为两类人，“一是地位不同的文人，一是成分复杂包括奴隶、士兵、平民的民间歌手”。而“属于民间的诗主要保存在《国风》和《小雅》中”。[1] 接续 《诗经》的是“乐府”。“乐府”本是汉代主管音乐的官署，所出的诗歌以及后世的仿作就被称为“乐府诗”，也简称为“乐府”，其中有民歌也有文人作品。北宋的郭茂倩编了一部《乐府诗集》，现存100卷，主要辑录汉魏到唐、五代的乐府歌辞兼及先秦至唐末的谣谚，共5000多首。根据音乐性质的不同，分为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新乐府辞等12大类。大部分是有主名的诗人所作的“拟乐府”，而属于两汉民歌的“古辞”夹在其中，共139首（其中相和歌33首，舞曲歌3首，散曲1首，杂曲歌58首，琴曲歌44首）以及“汉铙歌十八曲”中的若干。南朝乐府民歌是东晋至陈末的乐曲歌辞，总共486首，大部分被收入《乐府诗集》的《清商曲辞》，仅《西洲曲》《东飞伯劳歌》《苏小小歌》等不足十首分别归入《杂曲歌辞》和《杂歌谣辞》中。而在《清商曲辞》中它又分为《吴声歌曲》和《西曲歌》两部分，前者326首，后者142首，另有《神弦曲》18首。郭茂倩引《宋书·乐志》曰：“吴歌杂曲，并出江南。东晋以来，稍有增广。其始皆徒歌，继而被之管弦。盖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也。”[2]又引《古今乐录》曰：“西曲歌出于荆、郢、樊、邓之间，而其声节送和与吴歌亦异。”可见吴声歌出于长江下游建业地区，西曲歌则是长江中游和汉水流域的民歌，二者曲调节奏有所不同。但基本都是情歌。北朝民歌主要形成于五胡十六国至北魏，被收入“梁鼓角横吹曲”，共66首。这样算下来，两部书的民歌总数约为800首，时间上从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6世纪，跨越了一千多年，空间上覆盖了中原、塞北到江南的广袤地域，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思想、感情和美学理想，是中国诗歌的伟大源头。它在时间上早于《号角》一千多年，因为华夏民族的形成大大地早于德意志。

不同于德国民歌的“散落”以及个人的“收集”，《诗经》和乐府民歌能存留至今，得益于朝廷的“采诗”“献诗”制度。《汉书·食货志》：“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牗户而知天下。”东汉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国语·周语上》记邵公谏周厉王弭谤时说：“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不悖。”《礼记·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从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周王朝派专门的采诗人到民间搜集歌谣，以了解政治和风俗的利弊盛衰，这就是《诗经》中民歌的由来。当然这些收集来的民歌一定经过了乐官的加工整理，现存《诗经》的四言体、用韵的大体一致以及套句熟语的反复出现都说明了这一点。

两汉承继了周王朝的采诗制度，武帝创立“乐府”，专门负责搜集、整理民间歌谣俗曲及歌辞，创制新声曲调，目的同样是观民俗、查吏治。《汉书·艺文志》：“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又《汉书·礼乐志》云：“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可知乐府的任务是以制乐作歌为主体，采诗入乐，倚调作歌。所用之诗有的采自民间，也有文人的作品。从内容上看，不论“国风”还是两汉及南北朝乐府，都展现了实实在在的人生、社会风情及人间百态，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