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学术前史
当前学界对张居正和群体研究成果颇多，本书将对百余年来国内外有关张居正的研究和30余年来的群体研究做简要梳理，以确立书稿的学术背景。
张居正是明代著名政治家和改革家。清末以来，关于张居正的研究长期是明清史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随着西方势力入侵，清末民族危机日益深重，迫切需要力挽狂澜之士，张居正的功业更为时人所乐道。梁启超在其主编的《中国六大政治家》中，将张居正与管仲、商鞅、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并列，认为他是“有明一代惟一之大政治家”[1]。
民国肇建，中国仍处于动荡之中，内忧外患迭起。挽救民族危亡、实行变法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张居正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改革家再次被学者所关注，对其评价多为全面肯定。对张居正的研究涉及资料整理、总体评价、改革措施和个人思想。
新中国成立前的研究成果重在介绍，主要是史料收集，具体分析上还较薄弱，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也不足。
新中国成立至今70余年，张居正的研究以1978年为界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1978年，研究成果集中于学术思想、经济措施、评价等方面。第二阶段为1979年至今。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行，张居正作为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改革家之一，再次引起学界重视。对张居正的研究日益深入，视野拓宽，涌现了大批研究学者及论著，并成为史学研究的新热点。
（一）史料考辨
史料是张居正研究的基础，民国时期已陆续开展张居正年谱编撰、文集整理和史料考证工作。年谱编撰以扬铎的《江陵居正年谱》、滕山的《张江陵年谱》、林树慧的《张江陵年谱》为代表。[2]文集整理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重刊《张江陵全集》和王云五主编的《张文忠公全集》。[3]史料考证以陶元珍为最，考证了张居正的诸多史料问题，如应府试时荆州知府、同考会试年代、奏疏时间等，厘清了一些历史公案。[4]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张居正史料考辨日趋细致，既关注到文献资料，还注意田野调查，并与出土文物互为参考。
明史中的多种《张居正传》是研究张居正的基础史料，成书时间不同，对张居正的态度不一，海峡两岸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万明考辨了几部史料中的《张居正传》，认为王世贞的《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是明史最早底本。[5]南炳文从基本否定、基本肯定、全面赞扬、不予置评四方面分析13种关于张居正的传记资料对张居正的态度。[6]林丽月则通过梳理《江陵柄政》，检讨纪事本末的取材与叙事得失，研究明末清初有关张居正评价的史源问题。[7]田澍以《明史·张居正传》为考察主线，探讨张居正行政引发的内阁、宦官和言官之怨，指出这些怨既是他行政的产物，又是他无法有效控制的表现。[8]
张居正文集收录了张居正的奏疏、书牍、诗文等，是研究张居正的核心史料，学者们既考察了不同时期张居正文集编纂过程，又利用其考辨史料中记载的张居正生平和人际关系的一些疑惑。吴量恺考察了《张太岳文集》到《张居正集》的编纂过程，认为其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张居正文集研究的发展历程，《张居正集》对于研究明后期社会变迁有极高价值。[9]叶伟强通过《张太岳文集》等资料，考证《明史·张居正传》所谓张居正“十五为诸生”乃是“嘉靖十五年为诸生之误”[10]。刘勇通过考察相关文献成书、刊刻时间和张居正、李贽各自的人生经历，指出《泊汉江望黄鹤楼》作者为张居正而非李贽。[11]笔者曾以文集为基础，结合地方志和家谱资料，考证出初幼嘉非张居正乡试同年、张少渠为张师载、陈邦靖和刘芳节生世可考等。[12]苏基郎、谭家齐还以《张居正集·书牍》为基础，整理出《张居正全数收下的献礼》与《张居正收取部分的献礼》，澄清其“首辅贪污”的传言。[13]
历史文献梳理与田野考察的结合也日渐引起重视，厘清了张居正研究中的一些历史疑点。黄杰认为张居正是江陵草市镇的白湖张家台人。[14]笔者考证出枝江市白洋镇民众所称的张居正曾祖父“张公唐望国老之墓”实为张居正高祖张旺与张旺之父张唐的合葬墓。[15]一丁（宋晨）发现并识别出荆州博物馆所藏的《明故诰封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观澜张公墓志铭》墓主为张居正父亲张文明。[16]笔者考证出该通墓志铭文与张四维《条麓堂集》第26卷中的《封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观澜张公墓志铭》[17]原文基本吻合。陈礼荣深入剖析张居正“攘夺辽王府”案，指出张居正在万历初年于江陵城内东门修建的相府和位于城北的废辽王府无关。[18]陈礼荣还进一步揭示出该案的初始成因是原荆州知府王元敬配合左副都御史丘橓秉承明神宗旨意，将原本与被废辽藩王府宫室毫无关系的张居正扯入“谋陷亲王”案中。[19]
此外，域外汉籍中的张居正史料也被关注。宗亮梳理朝鲜李朝官方文献中的张居正史料和朝鲜士人文集中对张居正的评价，认为朝鲜文献资料可弥补中国文献缺漏，还可与中国文献相参证，推进张居正研究。[20]
（二）张居正个人研究
1.张居正改革研究
（1）总体研究
张居正改革复杂，涉及不同领域，对其总体进行研究，有助于从宏观上把握其改革。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中，面对日寇的侵略，作为救时良相的张居正再次引起了高度关注，产生了一批颂扬张居正功绩的著作，以陈启天的《张居正评传》[21]和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22]为代表。《张居正评传》是民国时期有关张居正的第一本专著，书中对张居正绝口不提其缺点，展示给世人一个完人形象。[23]《张居正大传》是中国20世纪“四大名传”之一，抗战期间成书，希望民众具有张居正敢于奋斗之牺牲精神以共赴国难，抗击日寇。[24]
1978年以来，张居正成为明清史学界研究的热点，40多年来中国学界研究张居正的论著颇多，其中代表性专著有萧少秋的《张居正改革》、张海瀛的《张居正改革与山西万历清丈研究》、韦庆远的《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刘志琴的《张居正评传》、南炳文和庞乃明主编的《“盛世”下的潜藏危机——张居正改革研究》、展龙的《张居正改革时期的民族政策研究》和刘建明的《张居正秉政与晚明文学走向》等。[25]研究张居正论文更是多达数百篇。[26]
萧少秋的《张居正改革》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第一部系统介绍张居正改革的专著，认为张居正改革是正德以来试图克服统治危机的延续和发展。张海瀛的《张居正改革与山西万历清丈研究》以山西为个案，探究万历清丈在地方的实施情况，具有实证研究特点，开辟了张居正改革研究新领域。刘志琴的《张居正评传》以张居正的政治经历为主线，重点介绍改革过程、内容及其成败，展示了一个鲜活和多样性的张居正。南炳文、庞乃明主编的《“盛世”下的潜藏危机——张居正改革研究》从荒政、民族政策、晚明党争、东西关系等方面揭示了张居正改革时期所暗藏的各种危机，拓展了张居正研究领域。韦庆远的《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是研究张居正的一部扛鼎之作。书中认为张居正改革是隆庆改革的延续，并重新考察隆庆时期阁臣关系，指出他们之间政治行为发生碰撞，不是利益冲突，而是各自思想差异等，进而客观评价张居正是非功过，澄清了一些历史公案。徐泓和孟昭信、吴量恺、方志远对该书均有中肯评价。[27]
但是，学界对张居正改革依然有不同的评价。毛佩琦认为张居正与同朝大多数官僚治国理念并无不同，没有进行根本的改革，也没有提出挽救明朝统治危机的根本办法，只是修补原有制度的一些问题，不能称作为改革家。他还指出，张居正改革通过加强专制来巩固旧制度，与当时社会经济迅猛发展和思想解放潮流相违背，阻碍了时代发展。[28]不同的观点，有助于我们客观审视张居正及其改革的历史地位。
（2）改革措施研究
张居正改革领域众多，涉及明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成效显著。
张居正将整顿吏治作为推动全面改革的杠杆。曹邦军、黄国强、南炳文分别考察了其内容、效果和影响等。[29]改革能够顺利进行，考成法发挥了重要作用。覃树冠、张海瀛、蒋长芳、金戈、孟昭信、胡铁球分别对考成法的地位、目的性、阶级性、实施效果、影响等进行研究，肯定了考成法的积极作用，也指出其局限性。[30]
张居正经济改革成效显著，以清丈田亩和一条鞭法为重点。一条鞭法引起学界极大关注，早在20世纪30年代梁方仲就对其深入研究，以江西为个案，考察其在地方实施情况[31]，引起学界激烈争论。新中国成立后，一条鞭法在相当长时期仍为研究热点。梁方仲对其研究更趋细化，整理出了施行一条鞭法年表，详细考证全国各地一条鞭法的实施情况。其后，邓智华则以庞尚鹏在福建实施一条鞭法为个案，揭示出一条鞭法初步具有现代国家财政意义基本精神，为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新型地方财政体制做出了积极贡献。[32]清丈田亩是实施一条鞭法的基础，唐文基通过考察，指出其达到了减轻农民的负担、改善明朝财政状况的成效。[33]樊树志肯定了张居正经济改革措施的重要作用，指出其逐渐扭转了国家财政窘迫的局面，使万历初期成为明朝经济最富裕的时期。[34]
张居正的军事改革包括加强边防、整饬军备等，为张居正推行全面改革创造了良好和平环境。张海瀛认为军事改革是张居正改革的入手处和突破口，是其全面改革的前提和先声。[35]民族边疆问题是明代长期隐忧之一。展龙深入考察张居正的民族政策，认为张居正改革集团推行以封贡互市为核心，以军事防御为主轴，以分化瓦解为手段的边疆民族政策；但忽视了女真族的兴起，未及时处理民族矛盾，成为导致努尔哈赤起兵和明朝覆灭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西南推行的调解矛盾、招抚叛乱等民族政策短期改善了民族关系，巩固边疆统治，长期却难以适应少数民族发展趋势，成为该地区明末民族矛盾激化的重要因素。[36]
张居正的教育改革包括整顿书院、严禁讲学、改革科举等，当时就引起极大争议。尹选波认为张居正教育改革具有彻底性、全面性、以人为本的特点。[37]郭纪青指出张居正的教育改革是要整饬学风，表面似有所摧残教育，实质目的是扭转当时教育所存在的各种不良风气。[38]任冠文强调张居正禁毁书院对于统一思想、减轻人民经济负担起到积极作用，为改革扫清障碍。[39]刘岐梅认为张居正禁止讲学实质是用程朱理学和经世实学修正王学。[40]陈时龙则指出隆庆至万历初年的讲学与反讲学斗争，是政治斗争的反映，不是所谓儒家和法家学术之争。[41]
（3）改革评价
对张居正的评价从明末以来颇有变化。刘祥学认为明人对张居正评价有明显变化过程，与明末政局走向密切相关。[42]刘凌凇梳理了明末至民国时期评价张居正的主流观点，强调明清时期对张居正评价多样，赞其事功、批其品行；民国时期转为全面夸赞，评价转变深受评价者所处时代影响。[43]张居正改革成败及其人生悲剧同样引起学界关注，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钱穆和徐复观就张居正评价问题进行过激烈争论。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之得失》对张居正持完全否定态度，认为“他是一个权臣，非大臣”[44]。徐复观则在《明代内阁制度与张江陵（居正）的权、奸问题》对钱穆的观点进行批驳，认为宰相实质“常决定于与皇帝的关系而非决定于管制，此系专制政治之本质使然”[45]。张居正的命运与当时政治体制等密切相关，其个人成败原因复杂。郭厚安、田澍指出张居正改革成败根源于权力，既依靠权力取得改革成功，又因权力过于集中，威胁到明神宗及其他各级官员利益而失败。[46]张海瀛认为张居正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军队支持、张居正集皇权和相权一身等。[47]田澍指出，张居正改革失败的原因是极端君主专制体制下张居正所为与所处时代不合拍性和张居正没有完成顾命政治任务。[48]黄仁宇以大历史观为指导，认为张居正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没有看清文官集团的“物质欲望”和“伦理道德”的“阴阳”双重性格，与整个文官集团作对，损害官僚阶层利益，没有获得文官集团支持。[49]张居正成败与其自身行为、性格等密不可分。刘志琴把张居正改革成功归因其刚毅、决胜的品格；失败是其用人失当、寡情与重义等。[50]吴量恺认为张居正成功原因是“公而忘私”的精神、勇而直前的奋斗意识、忍辱负重的宽容气质等。[51]
此外，张居正改革作为传统社会重要的变法运动，学界亦使之与以往历次重大改革进行比较。蒿峰认为张居正与范仲淹、王安石变法的不同是张居正对封建统治危机的认识更深刻，措施更有针对性，有坚强的意志及与明神宗特殊关系。[52]吴建华指出张居正和王安石变法的成败与最高统治者的态度、主政者的能力、改革的策略和步骤等有极大关联。[53]
2.张居正思想研究
张居正的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在学术、经济、政治、边疆民族、教育等方面都有成就，成为其推行改革的理论基础。
张居正的学术思想以“修身正心、真切笃实”为核心，注重经世之学。嵇文甫较早研究张居正学术思想，认为张居正是“异军突起”的法家。[54]熊十力则认为张居正学术根基深厚，以儒为本，深于佛，杂以道与法，又与法家迥异，自成一家，故有大政治家的才能，但认为其心胸不够开阔，其学术思想锢蔽。[55]蒋明宏认为张居正学术思想有渊源深广、兼收并蓄、注重民生国计特色。[56]梁曼容梳理了张居正思想变迁过程，认为张居正少时浸润佛学，入仕后倾心王学，告假再次入仕后，讲究“务实”和“修养”，执政后与王学分道扬镳，甚至与整个讲学界彻底决裂。[57]
张居正的经济思想以“农商互利、汰溢节漏”为主体，非常重视民生。吴量恺认为发展经济是张居正改革理论构想的中心。[58]张守军考察了以均赋、节漏费、货币税思想为主的张居正财政思想所发挥的重要作用。[59]张舒、张正明分析了张居正与山西籍官僚的关系，指出晋商在幕后推动的开边互市是张居正“厚农资商”思想的实践。[60]张瑞威研究张居正改革期间各省制钱的铸造和发行，认为“足国”是张居正货币思想的核心。[61]
张居正的政治思想以“足食足兵、富国强兵”为特色，注重实效。郭厚安认为张居正政治思想以效法“后王”、力主变革为鲜明特点，以整饬纪纲、加强集权为核心。[62]高寿仙指出张居正政治思想受儒家和法家影响，形成崇尚实学的实用主义政治理论。[63]周国林、由迅，林相分别探讨了《书经直解》所体现的张居正选贤任能、君臣一心共同治理国家的君臣观[64]和明经致用、裨益朝政的经世目的。[65]
张居正的边疆民族思想以“外示羁縻，内修守备”为重点。张怡涵梳理张居正改革前历朝边疆民族思想演变过程，认为张居正推行了以封贡互市为核、防御征讨为主轴、分化瓦解为手段的民族政策，在短期内效果显著。[66]田澍通过对张居正蒙古观及其实践来探讨明蒙关系，梳理张居正处理北部蒙古问题的得失，认为“俺答封贡”并没有真正解决明蒙关系中的固有矛盾，明蒙关系主要取决于明朝的经济实力。[67]
张居正的教育思想以“崇尚实际、求真务实”为显著特点，包括家庭教育、皇室教育和社会教育等。王世华考察了张居正的家庭教育，认为张居正要求家人遵守国家各项法令，严禁请托等，其家法比同时代以权谋私的人严格。[68]张迁从大教育视角分析了张居正教育思想基础和观点，指出张居正教育思想核心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并深受传统文化影响和阳明心学影响。[69]王振洲以教育家基本标准对张居正进行个案研究，认为政治家型教育家取得巨大教育成就的同时，其教育理论与实践也存在一定制度局限。[70]张居正对万历皇帝早期教育很严格，尹选波从张居正的教学内容和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梳理。[71]谢贵安则考察了张居正对明神宗的儒学教育与经筵，指出张居正使明神宗的讲读达到明代最高峰值，但对明神宗在儒家勤俭节约和勤劳奋斗等思想教育上未取得持久效果。[72]
3.其他研究
（1）张居正的人际关系
张居正作为晚明政坛的重要政治人物，有着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对其政治生涯和改革有着很重要影响。
张居正推行改革，万历、李太后、冯保为关键人物。首先是张居正与万历关系，从亲密无间到反目成仇，前后反差巨大，也深刻影响到晚明政治格局，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马良怀从心理学视角梳理了万历和张居正关系的变化过程，认为作为师生，万历对张居正有特殊感情，张居正是万历精神支柱；作为君臣，万历对张居正则有猜忌、提防之心，造成张居正人生悲剧。[73]张居正与李太后、冯保形成权力同盟，成为张居正推动改革的政治保障。战继发认为张居正、冯保、李太后在驱逐高拱过程中形成稳定的万历初政格局，为张居正推行改革提供了重要保障。[74]林延清指出李太后为张居正改革提供组织保证，全力支持张居正改革，是其强有力后盾。[75]李绍强则从中国古代中央权力三角式架构特点分析张居正与冯保的联合，指出了儒臣与宦官两大集团斗争对明代政局产生的影响。[76]
张居正改革作为万历初期重要的政治事件，对明朝国家和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对社会各阶层都有重要影响，重点体现于张居正与阁臣、士人、言官等群体的关系。阁臣为明代重要政治群体，影响着政局演变。洪早清以群体研究视角，把张居正视为阁臣群体中的重要一员，通过其执政时期的政治作为和与皇帝关系变化，揭示阁臣群体政治权力运作格局。[77]徐阶是张居正的老师和贵人，两人关系密切。谭平比较了徐阶和张居正的异同点，指出他们相同点是勤政、能力较强、皇帝信任、抑制宦官过度干政等；用人和政绩上则明显不同。[78]张居正与高拱关系复杂，从政治盟友走向政治对手。岳天雷梳理明清历史文献，揭示了张居正谋杀高拱的阴谋或失德失律乃至人性之恶问题。[79]他还以徐阶、高拱、张居正为中心考察了隆庆政局走向，认为高拱与张居正因改革志向、政治纲领、学术思想相投成为政治盟友，取得隆万大改革阶段性成果，为后来张居正改革奠定坚实基础。[80]张居正死后人亡政息与继任者张四维、申时行关系极大，熊敏认为张四维改行宽大之政的初衷是为了更好维护明朝统治，针对的是张居正改革后期显现的各种弊端。[81]刘倩指出张居正的前车之鉴令申时行心有余悸，出于安全和利益考虑，只好采用更为宽和的行为模式。[82]
程志强、孙卫国、徐剑、冯明、蔡明伦还分别考察了张居正与海瑞[83]、王世贞[84]、戚继光[85]、潘季驯[86]和言官[87]的多元关系，揭示了张居正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和改革的艰巨性。
东林党的产生与张居正密切相关，日本学者对东林党与张居正关系研究颇深。沟口雄三以思想史为切入点，认为张居正与东林派之间斗争的实质是在里甲制崩溃过程中形成的维护“皇帝一元化的国家独裁”与力争“乡村主导权”之间的新旧领导权之争。[88]小野和子以明代万历年间到晚明政权覆灭的政治史为背景，以“考成法”和“隆庆和议”为中心，认为张居正与东林党是新旧政治体制的对立。[89]
（2）与地方关系
张居正人生与改革对地方有重要影响，很多学者目光下移，从下往上考察张居正改革在地方的实施情况。颜广文以张居正书牍为基础，认为张居正在与广东官员书信中形成的治粤方略迅速稳定了广东政局，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90]湖北是张居正的故乡，张居正浓厚的桑梓情怀，对张居正人生与政治生涯有重要影响。吴琦、冯明通过考察张居正与湖北地方事务，在湖北的人际关系网络及其居乡期间的政治成就等，指出从某种程度而言，湖北是张居正改革思想的策源地，改革措施的“试验场”，改革人才的储备和培养基地。[91]吴琦、冯明还通过梳理张居正于嘉靖、万历时回乡期间的不同作为，揭示张居正担任首辅前后的思想、心理变化及与其政治生涯的关联，深化对张居正人生及张居正改革的认识。[92]孟修祥还系统考察了张居正与故乡荆州的密切联系。[93]
（三）群体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群体日益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最先以文学领域居多，随后拓展到史学领域。文学领域主要体现在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上，如王兆鹏的《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王秀林的《晚唐诗僧群体研究》等。[94]史学领域开始集中于五代、南宋，然后扩展到明清、近代，如谢南燕的《五代宰相使相群体及宰相制度研究》、王凤翔的《五代士人群体及士风研究》、董刚的《元末明初浙东士人群体研究》等。[95]
研究明清以来社会群体的代表作有柏桦的《明清州县官群体》，蔡明伦的《明代言官群体研究》，洪早清的《明代阁臣群体研究》，吴琦主编的《明清社会群体研究》，吴琦、赵秀丽的《明代问题皇帝研究：一项基于社会类群的考察》，朱英、魏文享主编的《近代中国自由职业群体与社会变迁》，李强的《中西之间：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研究（1842—1912）》，任金帅的《近代华北乡村建设工作者群体研究——以邹平、定县、宛西为中心的考察（1926—1937）》等。[96]这些研究对明代以来的各种社会群体进行了有益探索，丰富了群体研究内容。但在张居正研究中还少有从群体研究视角进行考察，展龙在《张居正改革时期的民族政策及其影响》中多次提到“张居正改革集团”，但未解释其内涵，分析其构成，未深入研究，属于传统政治学研究的范畴。[97]冯明从群体视角研究张居正改革，认为张居正改革群体是推动张居正改革的主要力量，是张居正得以实施政治抱负的重要政治资源，张居正改革群体的演变过程与张居正政治生涯紧密相连，对张居正改革及晚明政局等产生深远影响。[98]谢盛则对张居正反对派群体进行深入研究，认为反对派的出现有不认同张居正改革措施、不满张居正个人观念和行为、沽名钓誉以求青史留名等原因，反对派对张居正及其改革乃至明朝有致命的负面影响；同时，反对派也折射出张居正及其改革存在较多问题。[99]
通过对百余年来国内外张居正研究及最近30余年群体研究的回顾可知，学界对张居正研究集中于史料考辨、张居正个人、张居正思想等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近年来随着学术研究方法多元化，学界对于张居正研究呈现多层次、多维度特点。从过去只重视改革措施本身，转向对张居正政治、文化、学术思想进行分析。而且，关于张居正改革诸措施研究也越来越深入和细腻。尤其是对史料发掘及多学科方法运用上有很大突破。同时，当前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
文献资料汇编整理工作还需加强。对于张居正这样一个明清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当前研究张居正多以《明史》《明实录》《张太岳文集》为主要参考资料，而明清以来的文集、笔记、野史、家谱、碑刻等还存有大量关于张居正的文献资料，还应该在此基础上进行张居正文献资料数据库建设，方便国内外学人查阅相关资料，从而深化张居正学术研究。
论题创新性有待提高。目前对张居正研究的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很多为重复性研究，过多聚焦张居正改革本身和张居正个人研究，研究领域需要进一步拓展，如张居正改革对地方的影响，张居正改革群体在张居正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后张居正时代张居正改革群体的演变，当时的民众以及朝鲜和日本等国是如何看待张居正改革等课题。尤其是社会史、文化史等方面研究还要加强。
有关张居正与湖北研究比较薄弱。湖北是张居正故乡，有关张居正和湖北的研究成果不多。实际上，湖北对张居正人生与政治生涯有重要影响。若能加强张居正与湖北研究，如张居正改革对湖北影响，张居正改革措施在湖北实施状况，张居正与湖北士绅群体研究，当时与后世湖北人对张居正评价等，不但可以丰富张居正研究内容，还能深化区域史研究。
通过对学术前史的考察可以发现，学界对张居正研究成果虽丰，但重在从政治史、学术史和思想史角度进行研究，关注张居正改革、张居正个人及其思想，鲜有从社会史的群体研究视角对张居正改革进行系统研究。因而，本书稿选取张居正改革群体为研究对象，把其放在张居正改革大背景下，通过考察张居正改革群体之演变，揭示张居正改革群体与张居正、张居正改革、晚明政治格局及晚明社会变迁的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