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模仿苏联技术理想科幻的新中国科幻小说起步

早在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就已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是很好的学习榜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苏联文学及其他“国际革命文艺”的译介，被放在了首要位置。周扬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一文中指出，“摆在中国人民，特别是文艺工作者面前的任务，就是积极地使苏联文学、艺术、电影更广泛地普及到中国人民中去，而文艺工作者则应当更努力地学习苏联作家的创作经验和艺术技巧”。[1]据统计，自1949年10月至1960年7月，苏联作品的翻译量占全部翻译作品的83.8%，仅1949—1955年，就有10000多部苏联作品被译介到中国。[2]科幻领域也是如此。“十七年”间，苏联科幻小说被译介的时间段主要集中在1956年—1960年。据不完全统计，该时段苏联科幻小说的翻译数量在五六十部左右。与其他文学类型相比，这个量似乎不多，但已超出当时中国翻译国外科幻总量的2/3。

最早译介到新中国的苏联科幻作品，是A.托尔斯泰写于1923年的长篇社会科学幻想小说《加林的双曲线体》，1952年1月由泥土社从日本转译。而在这之前，新中国已经出现了一篇科幻小说，便是张然的《梦游太阳系》（1950）。[3]

《梦游太阳系》讲述主人公静儿在梦中来到了月球，听老师讲关于月球的知识，和小伙伴们一起去太阳、火星、天王星等星球考察的故事。该作品严格意义上不算科幻小说，因为发生的故事都是产生于“黄粱一梦”。20世纪40年代，作者张然就在《中国青年》上发表过向小读者介绍天文知识的科学小品系列《开天辟地的故事》。《梦游太阳系》可说是作者换了个讲故事的方式，向读者讲述同样的天文知识。小说出版时也只标注为“新少年读物”，但由于其创作手法与之后“十七年”科幻主流几乎一样，所以也常被认定为新中国最早的科幻小说。新中国第一部正式标明“科学幻想小说”的作品，是郑文光的《从地球到火星》。该小说写于1954年，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未来的儿童历险记故事：小女孩珍珍带着弟弟小强和同学秀贞，偷偷开走了爸爸的火箭船去火星，途中遇险，幸好爸爸发动了第二号火箭船追赶他们，在一位老爷爷的帮助下，他们来到了火星上空，对火星地表进行了观测后成功返航。

有论者称郑文光曾仔细阅读《加林的双曲线体》（以下简称《加》）一书，因不满意“小托尔斯泰作品中的人物简直就只是一种影子”，“不过是传递科学知识的话筒而已，苍白无力的人物造就的只能是苍白无力的作品”，决定“不写苏联模式的无人物无文学的科幻小说”，[4]所以才写出了《从地球到火星》这样的作品。笔者认为这样的说法有误。《加》以科学家加林发明的类似激光武器的双曲面体为科幻内核，描绘了这种聚焦光束可以切割人体、击毁军舰的超强武器激起的各方权力欲望，以及为争夺武器展开的数场惊心动魄的搏杀。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个个性格鲜明，尤其是加林，既是一名天才的科学家，又是一位权欲炽盛的野心家。美国苏联文学研究者斯洛宁将《加》形容为“一本超级惊险小说”，称这个故事里不但有“毒如蛇蝎的金发美女”，还有“侦探、国际歹徒、金融巨子和其他江湖人物”，他们都卷入一项骇人听闻的发明——一种“厉害程度等于今日之原子弹或乃至于氢弹”[5]的“死光”中。

由此或可推断，郑文光没有模仿《加》的写作模式，并非《加》中的人物形象苍白，反而是太过鲜明，太具有个性。《加》写于1925—1926年，正是斯大林执政期间，对老一代技术精英阶层进行贬低和清洗的时期。[6]一方面，对工程师—发明家形象的污名化，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这样百废待兴，亟待科学技术人员成为工业化建设主导力量的时代，显然不适合。但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知识分子群体思想呈现出的多元复杂状态，加上因此而生的各类批判与改造运动，使他们又不适合被塑造成推动新中国建设发展的英雄人物。矛盾的身份定位，使初试科幻小说创作的郑文光不可能像《加》那样，浓墨重彩地塑造个性鲜明的科学家形象，相反，尽可能地淡化，才是比较保险的办法。何况对于有着多年科普工作经历的郑文光来说，当时创作科幻小说的目的，也不过是为了“把文艺当成工具，用于普及科学知识”。[7]如果说郑文光的创作没有受到这部作品的影响，那么，有没有可能受到其他苏联作品的影响呢？

1952年9月，《知识与力量》杂志刊载了一篇《地下之舟》，这篇作品选译了鄂霍尼柯夫中篇小说《地之深处》的部分章节。这篇小说出版于1950年，根据1947年苏联工程师阿历克桑德·特列布列夫的地下船设计，想象在不久的未来，这种地下船改进后的新技术，如采用炸弹的外形，弹仓内能容纳人与仪器，弹头可松动泥土，使探测者可以自由在地底行进，探测地下宝藏，等等。作者的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在技术装置的描述上，小说中的出场人物，如发明人克雷莫夫、教授道马索夫等人，只是为了解释技术思想、机器原理而服务的，在用你问我答的方式讲述完科技原理后，故事也就结束了。

1953年第7期的《科学大众》在介绍这部小说时，将其称为“科学幻想小说”。在笔者有限的查找范围内，《地之深处》或是新中国最早使用“科学幻想小说”这一命名的作品。作为《科学大众》的编辑，郑文光肯定读过这篇小说。相比《加林的双曲线体》，《地下之舟》无疑更符合他对科学幻想小说的体裁定位。并且，无论从经验来说还是意识形态色彩来说，只谈新技术的未来幻想，创作起来也相对容易。因而，我们可以想见，天文学专业出身的郑文光，利用他的专业优势，选择了采用当时航天方面最热门的齐奥尔科夫斯基的火箭船构想，创作了一系列科幻小说，除了之前提到的《从地球到火星》外，还有《第二个月亮》《征服月亮的人们》《太阳历险记》等。[8]

《从地球到火星》一经发表也备受青少年读者的喜爱，甚至在当时的北京掀起了一股火星热，读了这部作品的北京少年儿童，纷纷到古观象台看火星，导致平时冷清的古观象台排起了长龙，[9]小说的魅力可见一斑。1955年，《从地球到火星》被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部《儿童文学选》，严文井在《前言》中特别谈到这篇小说，称它已经脱离了科普范畴，是一种真正的文学形式。[10]相比科学童话、科学小品等科普读物，《从地球到火星》等被归到文学类，其文学价值就在于对未来充满乐观的新技术想象。除此之外，故事的讲述大体仍旧延续的是科普思路：乘着火箭船上天的主人公，到达外太空的任务就是用参观游览加问答的方式，向读者解释重力、星球地貌、流星等科学知识，知识讲完，主人公的旅程便也宣告结束。

通过梳理，不难发现《从地球到火星》模仿的，是苏联鄂霍尼柯夫、齐奥尔科夫斯基等作家的技术科幻小说。问题在于，这类以技术说明为旨归的科幻是否就代表了苏联科幻创作的主流？显然不是。

起源于19世纪欧洲和德国通俗科幻小说的苏联科幻小说，虽承继了欧洲科幻的社会科学幻想小说与技术科学幻想小说两大传统，但“十月革命”的影响和苏联独特的政治发展道路，使苏联科幻小说很早就将科学幻想“纳入到关于未来共产主义文学问题的讨论之中”，呈现出“以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形态为根据对未来作乐观主义的假想”[11]的显著特征。在苏联，科学幻想小说是被归为科学幻想读物这一文学门类的。《苏联大百科全书》将科学幻想读物定义为“文艺作品的一种体裁，它以生动的、引人入胜的手法描绘科学技术进步的远景和人类对大自然奥秘的深入了解”。[12]

20世纪30年代中期，苏联科幻将读者对象锁定为青少年，把“普及科学技术和培养民族主义情操”作为创作“最迫近的目标”。[13]高尔基提出科学幻想读物必须具备科普功能，同时还要关注掌握科学技术的人，把科学和技术写成“具体的活生生的人克服物质和传统的抵抗的斗争场所”。[14]在这一目标下，苏联科幻开始书写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斗争，描绘社会主义取得彻底胜利后的未来新时代，如别里亚耶夫的《在北极地带》（1938—1939）、阿达莫夫的《驱逐统治者》（1946）、弗·康迪巴的《火热的大地》（1950）等。[15]“二战”结束后，苏联科幻小说中出现了许多英勇征服自然、大胆革新技术的苏维埃新人形象，[16]如波德索索夫的《新暖湾》（1948）、伊·叶弗列莫夫的《星球上来的人》（1953）、格烈布涅夫的《南极光》（1955）、A.卡赞采夫的《极地的幻想》（1956）、《火焰岛》（1956）等。这些新的题材，让苏联科幻文学在世界科幻文学中开辟出了一块专属于自己的“东欧版块”。

当然，苏联科幻小说中也有一些单纯的技术理想书写，如齐奥尔科夫斯基的《在月球上》（1893）、《在地球之外》（1896），列瓦朔夫的《“KB-1号”》（1927），丘赫罗夫的《飞往月球》（1954），奥斯特罗乌莫夫的《月球航线》（1954）等。然而，这样的作品在苏联的文学界，评价并不高。例如，胡捷在评《地之深处》时，指出作者“使读者只注意到设计幻想中的机器或机械的事情”，“应该描写一下，地下船的发明，将怎样使人改变关于地下矿藏的一切观念”。[17]普诺夫则批评谷列维奇、莫罗佐夫和奥斯特罗乌莫夫的小说“缺乏引人入胜的情节”，小说中主人公“形象刻画得并不鲜明”，甚至认为这些作品“不应算作小说”。[18]可见，虽然苏联科幻注重从知识性意义上展开的新技术幻想，但同时也强调社会思想层面的书写。《地之深处》这类技术理想型科幻只是苏联科幻中不成功的一支，并不能代表苏联科幻小说的真正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