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文献综述
既然奥威尔研究与奥威尔批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思想史价值，这里首先对这两方面的学术史进行梳理。本节文献综述包括西方奥威尔研究综述、西方奥威尔批评研究综述和国内奥威尔研究和译介综述三个部分。
一 西方奥威尔研究综述
（一）奥威尔研究文献的整理
文献包括文集、日记、书信、家谱、年谱、传记、方志、档案等。奥威尔研究的文献整理总体情况比较完善。奥威尔的档案（The George Orwell Archive）收藏在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UCL），由其第二任妻子索尼娅·奥威尔（Sonia Orwell）于1960年交予托管，是国际奥威尔研究的文献中心。[11]
作品整理是作家研究的重要基础。奥威尔著作在西方曾有两次重要的整理，每次都极大地推动了奥威尔研究的进程。1968年，索尼娅与安格斯（Ian Angus）共同编辑了4卷《乔治·奥威尔散文、新闻和信件集》（The Collected Essays,Journalism and Letters of George Orwell），这为研究奥威尔的生平和思想提供了最为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作品集按时间顺序编排，第一卷从20世纪20年代到二战开始，第二卷从1940年到1943年，第三卷从1943年到1945年，第四卷从1945年到奥威尔去世。索尼娅没有过多收入奥威尔在BBC工作时期对印度广播的稿件。1985年，韦斯特（W.J.West）将相关内容编入《奥威尔：战时广播》（Orwell: The War Broadcasts）和《奥威尔：战事评论》（Orwell: The War Commentaries）这两个作品集。1998年，戴维森的20卷《奥威尔全集》（The Complete Works of George Orwell）（以下简称《全集》）[12]历经20余年终于编订完成。戴维森的《全集》工程始于他在1984年完成的《〈一九八四〉：原稿的复制本》（Nineteen Eighty-Four: The Facsimile of the Extant Manuscript）。《全集》的第1—9卷于1986年和1987年出版，收入了奥威尔的6部长篇小说和3部纪实报道。第10—20卷于1998年出版，按时间顺序收入了奥威尔的散文、日记、信件和其他重要档案资料。每卷都附有大量的注释和版本说明。戴维森对《全集》的编订原则是首先详细比对不同版本每个字的差异，然后根据奥威尔当时的写作原意进行考证。这一不朽的文献工程直接推动了21世纪的奥威尔研究，成为目前奥威尔研究最为重要的文献资源。2006年，他又编订了《失去的奥威尔：〈奥威尔全集〉补遗》（The Lost Orwell: Being a Supplement to The Complete Works of George Orwell），因此也可称21卷《奥威尔全集》。在《全集》基础之上，戴维森在2001年以“奥威尔与流浪者”（Orwell and the Dispossessed）、“奥威尔的英国”（Orwell's England）、“奥威尔在西班牙”（Orwell in Spain）、“奥威尔与政治”（Orwell and Politics）为题分别对《巴黎伦敦落魄记》、《通往维根码头之路》、《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和《动物庄园》这四部作品及其相关散文、评论、信件和诗歌等以专题形式单独结集出版。2009年，戴维森编辑了《奥威尔日记》（George Orwell: Diaries）[13]。2010年，他又编辑了《奥威尔书信》（George Orwell: A Life in Letters）。另外，戴维森在1996年还出版了研究专著《奥威尔的文学生涯》（George Orwell: A Literary Life）。
21世纪以来对奥威尔作品整理作出贡献的还有卡瑞（John Carey）选编的《散文集》（Essays, 2002）、《观察家报》（The Observer）汇集的《奥威尔的〈观察家〉岁月》（The Observer Years: Orwell, 2003）和安德森（Paul Anderson）编辑的《奥威尔在〈论坛报〉：“随我所愿”及其他作品1943—1947》（Orwell in Tribune：“As I Please”and Other Writings 1943—1947, 2006）、维雷伯丝（Dione Venables）编辑的《奥威尔诗歌全集》（George Orwell: the Complete Poetry, 2015）等。
奥威尔生前曾立下不为自己立传的遗嘱。当两位美国人斯坦基（Peter Stansky）和阿伯拉汉姆斯（William Abrahams）合著的《未知的奥威尔》（The Unknown Orwell, 1972）和《奥威尔的转变》（Orwell: The transformation, 1979）出版后，索尼娅十分气恼，随即授权政治学教授克里克（Bernard Crick）为奥威尔立传，并允许他使用所有的奥威尔材料。但是她后来对克里克的传记《乔治·奥威尔传》（George Orwell: A Life, 1980）很不满意，并拒绝在传记上冠以“授权”两字。因此，这部传记直到索尼娅去世前一个月才在英国出版。奥威尔的传记主要有6部。第一部为斯坦基和阿伯拉汉姆斯的合著，主要记录了奥威尔早期的生活经历。由于索尼娅不允许他们直接引用相关材料，他们只能通过采访和考察的方式把各个事实细节串联起来。克里克的传记是第二部，他主要从政治角度解读奥威尔，详尽罗列事实，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传主心理历程的阐释。第三部是谢尔登（Michael Shelden）的《奥威尔传记：授权[14]本》（Orwell: The Authorised Biography, 1991），他主要从文学角度来叙述奥威尔的生平。戴维森《奥威尔全集》的出版掀起了在21世纪为奥威尔立传的高潮。2000年，迈耶斯（Jeffrey Meyers）出版了第四部传记《奥威尔：一代人的冷峻良心》（Orwell: Wintry Conscience of a Generation），他首次系统地探寻了奥威尔的心理世界。2003年，泰勒（D.J.Taylor）出版了第五部传记《奥威尔传》（Orwell: The Life）。泰勒在这部传记中时常中断叙述，发表关于奥威尔性格的观点。[15]同年，伯克（Gordon Bowker）的第六部传记《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出版。他在传记中试图从不断变化的社会和政治背景去描写奥威尔的心理演变。另外，斯伯林（Hilary Spurling）还出版了索尼娅的传记《来自小说部的女孩：索尼娅·奥威尔的肖像画》（The Girl from the Fiction Department:A Portrait of Sonia Orwell, 2003）。
奥威尔的一些好友在著作中回忆了奥威尔。如伊顿同学康诺利（Cyril Connolly）的《希望之敌》（Enemies of Promise, 1938）、室友河彭斯多（Rayner Heppenstall）的《四位缺席者》（Four Absentees, 1960）、童年密友布蒂科姆（Jacintha Buddicom）的《埃里克和我们：回忆奥威尔》（Eric & Us: A Remembrance of George Orwell, 1974）、《论坛报》同事费维尔（T.R.Fyvel）的《奥威尔：我的回忆》（George Orwell: A Per-sonal Memoir, 1982）等。另外科帕德（Audrey Coppard）和克里克主编的《记忆中的奥威尔》（Orwell Remembered, 1984）、瓦德汉姆（Ste-phen Wadhams）的《回忆奥威尔》（Remembering Orwell, 1984）以及格罗斯（Miriam Gross）的《奥威尔的世界》（The World of George Or-well, 1971）汇集了奥威尔昔日朋友对他多个方面的回忆文章。
目录学和作家编年是文献学的重要内容，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的奥威尔研究在这两方面卓有成效。芬尼克（Gillian Fenwick）在《奥威尔文献目录》（George Orwell: A Bibliography, 1998）中对奥威尔主要作品的出版情况进行了详细的编目和注释。哈蒙德（J.R.Hammond）的《奥威尔编年》（A George Orwell Chronology, 2000）不仅对奥威尔的生平作了详细的编年，而且还对奥威尔的朋友圈进行了介绍。
西方学者也十分重视奥威尔读本或者学习指南的编写工作。早期的读本或指南有《奥威尔读本：小说、散文和新闻报道》（The Orwell Reader: Fiction,Essays,and Reportage, 1956）、欧文·豪的《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文本、来源及批评》（Orwell's Nineteen Eighty-four：Text,Sources,Criticism, 1963）、迈耶斯的《乔治·奥威尔指南》（A Reader's Guide to George Orwell, 1977）和哈蒙德（J.R.Hammond）的《奥威尔小说、纪实报道及散文导读》（A George Orwell Companion: A Guide to the Novels,Documentaries and Essays, 1982）。21世纪以来，罗登（John Rodden）和布朗斯戴尔（Mitzi Brunsdale）分别编写了面向学生的学习指南：《理解〈动物庄园〉：问题、来源和历史文献学生指南》（Understanding Animal Farm: A Student Casebook to Issues,Sources，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1999）和《奥威尔学生指南》（Student Com-panion to George Orwell, 2000）。罗登还于2007年主编了《剑桥乔治·奥威尔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George Orwell），对奥威尔最新研究成果作了全面的介绍，是了解21世纪奥威尔研究的必读书目。
（二）西方奥威尔研究专著
西方奥威尔研究可以大致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30—40年代，以作家介绍和书评为主，散见在各种报纸和杂志；第二个时期是20世纪50—60年代，主要是奥威尔朋友圈的介绍性评论，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但这些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提出了许多值得后来研究者重视的真知灼见，也为奥威尔作品的经典化奠定了基础；第三个时期是20世纪70—80年代，标志着专业文学批评的开始，比如采用了形式主义、心理学、现象学、女权主义、存在主义等批评视角和方法；第四个时期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主要在文献、文化、政治、语言和知识分子等研究领域拓展和推进。这四个时期中有两个时间标志着奥威尔研究的热潮：小说《一九八四》预言国家权威主义统治梦魇来临的1984年和奥威尔诞生100周年的2003年。在这两个时间前后，国外出版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专著。以下对50—90年代文中未谈及的重要奥威尔批评文献作简要介绍，而对21世纪以来的文献有必要作较为详细的介绍。[16]
20世纪50年代是奥威尔朋友的一些介绍性研究。主要成果有霍普金森（Tom Hopkinson）的《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 1953）、布兰德尔（Laurence Brander）的《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 1954）、安特金斯（John Atkins）的《奥威尔：文学研究》（George Orwell: A Liter-ary Study, 1954）以及霍利斯（Christopher Hollis）的《奥威尔研究：其人其作》（A Study of George Orwell: The Man and His Works, 1956）。另外，1950年6月，《世界书评》（World Review）杂志编辑了一期奥威尔的专刊，收录有重要的纪念文章。
20世纪60年代除了奥威尔朋友的介绍性著作如托马斯（Edward M.Thomas）的《奥威尔》（Orwell, 1965）和沃克斯里（B.T.Oxley）的《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 1967）之外还有其朋友写的一些研究专著。重要的专著有：瑞斯的《乔治·奥威尔：胜利阵营的逃亡者》（George Orwell: Fugitive from the Camp of Victory, 1961）、沃黑斯（Richard J.Voorhees）的《乔治·奥威尔的矛盾》（The Paradox of George Orwell, 1961）、伍德库克（George Woodcock）的《水晶般的精神：乔治·奥威尔研究》（The Crystal Spirit: A Study of George Orwell, 1966）、沃德里特（Keith Alldritt）的《成就乔治·奥威尔：文学史的论文》（The Making of George Orwell: An Essay in Literary History, 1969）等。另外，还有奥威尔与其他作家的比较研究，如卡德尔（Jenni Calder）的《良心的记录者：乔治·奥威尔与亚瑟·柯斯勒研究》（Chronicles of Conscience: A Study of George Orwell and Arthur Koestler, 1968）。
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奥威尔的一些重要文学批评专著。第一部研究奥威尔小说的专著是罗伯特·李（Robert A.Lee）的《奥威尔的小说》（Orwell's Fiction, 1970）。研究奥威尔的文学艺术价值的专著主要有库柏尔（David L.Kubal）的《鲸腹之外：乔治·奥威尔的艺术和政治》（Outside the Whale: George Orwell's Art & Politics, 1972）和科恩坎农（Gerald J.Concannon）的《乔治·奥威尔艺术的演变》（The Development of George Orwell's Art, 1973）。其他重要学术专著还有热沃德林（Alex Zwerdling）的《奥威尔与左派》（Orwell and the Left, 1974）、斯特恩霍夫（William Steinhoff）的《乔治·奥威尔与〈一九八四〉的起源》（George Orwell and the Origin of 1984,1975）、斯迈尔（Richard I Smyer）的心理学批评代表作《原始的梦和原始的罪：乔治·奥威尔作为心理小说家的演变》（Primal Dream and Pri-mal Crime: Orwell's Development as a Psychological Novelist, 1979）。另外，《现代小说研究》（Modern Fiction Studies）1975年第2期出版了奥威尔专刊。
20世纪80年代出现大量从不同角度解读奥威尔的文学批评专著和论文集。重要的有帕苔（Daphne Patai）在《奥威尔之谜：男性意识研究》（The Orwell Mystique: A Study in Male Ideology, 1984）中的女权主义解读、亨特（Lyntte Hunter）在《乔治·奥威尔：寻找一种声音》（George Orwell: The Search for a Voice, 1984）中的现象学解读、卡特（Michael Carter）在《乔治·奥威尔和真实存在的问题》（George Or-well and the Problem of Authentic Existence, 1985）中的存在主义解读等。这个时期其他重要研究文献还有诺瑞斯（Christopher Norris）主编的《神话之内：左派眼中的奥威尔》（Inside the Myth: Orwell: Views from the Left, 1984）和伍德库克的《奥威尔的信息：〈一九八四〉和现在》（Orwell's Message: 1984 and the Present, 1984）等。
20世纪90年代出现研究奥威尔语言、宗教和政治等领域的专著。奥威尔语言研究专著有约翰·扬（John Wesley Young）的《奥威尔的新话和国家权威主义语言：其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前因》（Orwell's Newspeak and Totalitarian Language: Its Nazi and Communist Antecedents，1991）和福勒（Roger Fowler）的《乔治·奥威尔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George Orwell, 1991）；研究奥威尔与宗教关系的专著如哥特理伯（Erika Gottlieb）的《奥威尔之谜：绝望的呼喊还是人灵魂的信仰？》（The Orwell Conundrum: A Cry of Despair or Faith in the Spirit of Man?，1992）等；研究奥威尔政治观的专著有英格尔（Stephen Ingle）的《乔治·奥威尔的政治生涯》（George Orwell: A Political Life, 1993）和纽辛尔（John Newsinger）的《奥威尔的政治观》（Orwell's Politics, 1999）。另外，还有研究奥威尔与其他作家关系的专著如科恩内利（Mark Con-nelly）的《奥威尔与吉辛》（Orwell and Gissing, 1997）。
21世纪以来奥威尔研究又有新的推进，出现了不少具有新视野、新观点的学术专著。奥威尔的语言观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话题，乔姆斯基曾提出语言学的两大问题：“柏拉图问题”和“奥威尔问题”。瑞日尼科夫（Andrei Reznikov）在《奥威尔的语言理论》（George Orwell's Theory of Language, 2001）一书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他主要分析了奥威尔的语言观、小说《一九八四》中的语言和奥威尔的语言风格。香港大学教授科尔（Douglas Kerr）的专著《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 2003）根据作品的不同背景和主题揭示了个体与环境的错位关系。特别是他把这种关系放置在东西文化的不同语境中，为西方的奥威尔研究提供了亚洲的视角。
卢卡斯（Scott Lucas）的《奥威尔》（Orwell, 2003）认为奥威尔是位非常复杂的作家，因此不能简单地把他看作“正派”（decency）这一符号的化身，进而认为他能够对于过去和现在的所有不确定性事件都能发挥指导作用。这本书和他的另一部专著《异见者的背叛：超越奥威尔、希钦斯和美国新世纪》（The Betrayal of Dissent: Beyond Or-well,Hitchens and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 2004）针对的是希钦斯（Christopher Hichens）的《奥威尔为何重要》（Why Orwell Matters，2002）一书的观点。希钦斯把奥威尔当作知识分子的楷模，认为奥威尔对当代社会仍会产生重要影响。希钦斯与卢卡斯对奥威尔的褒贬之争成为21世纪奥威尔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
斯特沃特（Anthony Stewart）的《乔治·奥威尔：双重视角和正派的价值》（George Orwell,Doubleness,and the Value of Decency, 2003）一书也非常具有启发意义。他认为奥威尔能够站在真正知识分子的立场，以独立于官方意识形态和主流知识话语的视角来思考当前的问题，说出事实的真相并采取解决问题的实际行动。这种独特的双重视角形成了他关于“正派”的价值观念，即始终给予每个人以人的地位，特别是那些处在边缘地位的他者。英格尔拓展了奥威尔政治思想的研究。他的《重估奥威尔的社会和政治思想》（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George Orwell: A Reassessment, 2006）主要通过作品文本的分析对奥威尔的政治思想进行了新的阐述。
克拉克（Ben Clark）在《在社群、神话和价值背景下的奥威尔》（Orwell in Context: Communities,Myths,Values, 2007）一书中将奥威尔作品放置在历史和文学背景之下来考察他有关阶级、性别和国民性等问题的观点。索恩德斯（Loraine Saunders）的《奥威尔未被颂唱的艺术：从小说〈缅甸岁月〉到〈一九八四〉》（The Unsung Artistry of George Orwell: The Novels from Burmese Days to Nineteen Eighty-four, 2008）揭示了奥威尔风格的独特美学价值在于他运用了自由间接思想、有效地建构系统以及作者和人物之间一种新的二元关系来表达他的政治观点。伯恩德（Philip Bound）的《奥威尔与马克思主义：奥威尔的政治与文化思想》（Orwell and Marxism: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Thinking of George Orwell, 2009）认为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应该是解读奥威尔作品的一个重要背景。
卡尔（Craig L.Carr）的《奥威尔、政治与权力》（Orwell,Politics,and Power, 2010）认为奥威尔对于权力滥用的担心是因为政治文化中一些基本道德观念和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丧失。迈耶斯的《奥威尔的生活和艺术》（Orwell: Life and Art, 2010）运用了历史和传记的研究方法对奥威尔的生平和作品的艺术特点进行了新的分析。他认为奥威尔对于人与人的团结具有康拉德式的关怀；他的仁慈精神甚至可以扩展至敌方的囚犯；他具有公正的判断力和勇于承认错误的诚实；他敢于对任何卑鄙或者怯懦的思想进行对抗，对当时一些具有挑战性和不受欢迎的观点进行坚决的捍卫。[17]近年来的奥威尔研究代表性成果主要是曾任“奥威尔学会”（The Orwell Society）会长的科博（Richard Lance Keeble）主编的最新论文集《奥威尔在今天》（Orwell Today，2012）和《奥威尔在现在》（George Orwell Now, 2015）。
这个时期的另外两本专著也值得关注。一本是理伯（Daniel J Leab）的《颠覆后的奥威尔：CIA与〈动物庄园〉的影片制作》（Orwell Subverted: The CIA and the Filming of Animal Farm, 2007）。该书详细研究了《动物庄园》的电影改编与冷战时期的文化宣传之间的复杂关系，是一部研究奥威尔与传媒关系的力作。另一本是拉金（Emma Larkin）的《在缅甸寻找奥威尔》（Finding George Orwell in Burma, 2004），该书以新闻报道的形式追踪了奥威尔在缅甸工作时期留下的足迹。[18]
二 西方奥威尔批评研究综述
西方奥威尔批评是本课题的研究对象，因此必须要先对这个领域的学术史进行详细的历时考察。
20世纪60年代 目录学研究是早期西方奥威尔批评研究的主要方法。奥威尔目录的编撰工作大致始于50年代伊安·威利森（Ian Willison）的《乔治·奥威尔目录的一些资料》（George Orwell: Some Materials for a Bibliography）。[19]1962年，佐坦·热科（Zoltan G.Zeke）和威廉姆·怀特（William White）发表了《乔治·奥威尔目录选》（George Orwell: A Selected Bibliography），不仅提供了奥威尔作品最初发表的出版社、期刊等重要信息，而且还列出奥威尔批评文献的目录清单。该目录共分为“奥威尔研究著作”（Books About George Orwell）、“著作中有关奥威尔的章节”（Chapters in Books）、“评论奥威尔的期刊文章”（Periodical Articles）、“奥威尔作品和研究著作的书评”（Book Reviews）、“奥威尔讣告”（Obituaries）、“奥威尔肖像”（Portraits）以及“奥威尔作品的电影、广播和电视改编”（Movies,Radio,TV）等七个类别。[20]这份批评文献目录内容十分全面，是弥足珍贵的研究资料，为以后对奥威尔批评论文集的整理打下了坚实基础。
另外，欧文·豪编辑的《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文本、来源及评论》于1963年出版，该书的第三部分“评论”（Criticism）汇集了13篇重要论文。[21]
20世纪70年代 迈耶斯（Jeffery Meyers）早期致力于奥威尔批评的研究，他为奥威尔批评遗产的清理作出了卓越贡献。迈耶斯这个领域的研究也始于目录编撰。他在1974年的《目录报告》（Bulletin of Bibliography）上发表了《乔治·奥威尔目录选》（George Orwell: A Selected Bibliography）。之后，在1975年《现代小说研究》（Modern Fiction Studies）奥威尔专刊上发表了《乔治·奥威尔目录清单》（George Orwell: A Selected Checklist），列出了除报纸刊载的文章、书评和博士论文以外的奥威尔批评研究文献。[22]
在此基础之上，迈耶斯编订了奥威尔批评论文集《奥威尔：批评遗产》（George Orwell: Critical Heritage）。该书按奥威尔作品出版的时间顺序收入了1933年到1969年之间的重要评论，把早期目录中散见在各种期刊的重要论文汇集在一起，这既对以前的批评遗产进行了梳理，又为后面的研究者提供了方便。该书的“绪论”部分（Introduction）首先详细介绍了学术界对奥威尔其人其作的争论、评论和声望的建立（Controversy,Reviews and Reputation），接着逐一介绍了奥威尔作品的批评历程，其中还特别列出奥威尔的朋友乔治·伍德库克对奥威尔的研究（George Woodcock on George Orwell）和奥威尔讣告（Obituaries）。最后，迈耶斯介绍了奥威尔的主要批评家及其论著以及奥威尔对后世的影响[23]（“绪论”的部分内容同时收录在他1977年所著的《乔治·奥威尔指南》的结论部分[24]）。这篇绪论是对20世纪70年代中期（1975）以前的西方奥威尔批评的最好总结，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977年，迈耶斯又编撰了《乔治·奥威尔：批评文献注解目录提要》（George Orwell: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Criticism），对70年代中期以前的奥威尔批评重要论文和专著进行了汇编并逐一按照目录提要的形式进行了注解，包含文献来源和主要内容等信息。[25]迈耶斯以目录、论文集、读者指南和目录提要这四种形式对70年代中期以前的西方奥威尔批评进行了整理。
奥威尔的朋友伍德库克（George Woodcock）在1975年的论文《奥威尔，布莱尔和他的批评家》（Orwell,Blair,and the Critic）中介绍了奥威尔早期传记的撰写情况，并指出，虽然目前还没有奥威尔遗孀索尼娅授权的传记出版，但是存在三种类型的隐形传记（phantom biography）。第一类是奥威尔的自传类作品，第二类是奥威尔的朋友在1954年到1966年间出版的6部论著（包括伍德库克本人），这些论著实质上都具有传记性质，包含了作者对奥威尔的回忆，但是他们都只是透过个人的立场聚焦奥威尔的某一方面。第三类也是最为重要的隐形传记是索尼娅1968年编订的4卷本《乔治·奥威尔散文、新闻和信件集》。最后，伍德库克评论了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奥威尔朋友圈以外所著的研究专著，包括托马斯（Edward M.Thomas）、沃黑斯、罗伯特·李（Robert A.Lee）、阿德里特（Keith Alldritt）、卡尼克弗斯基（Roberta Kalechofsky）、萨得森（Alan Sandison）、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热德林（Alex Zwerdling）和斯特恩霍夫（William Steinhoff）等的著作。伍德库克具有奥威尔批评家和朋友的双重身份，他的这篇论文受到后来研究者的普遍重视。[26]另外，这里提及的沃黑斯也于1975年发表了《近期奥威尔研究书评》（Some Recent Books on Orwell: An Essay Review），介绍了格罗斯（Miriam Gross）、斯坦基和阿伯拉汉姆斯、库伯（David L.Kubal）、卡尼克弗斯基和热德林的专著。[27]威廉斯1974年也编有《乔治·奥威尔批评论文集》（George Orwell: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汇集了11篇重要论文。[28]
20世纪80年代 1984年4月30日—5月1日，美国国会图书馆举办了奥威尔国际研讨会，会议论文《奥威尔与〈1984〉》于1985年出版。该书最后一部分“奥威尔参考文献目录”（Bibliography: A Selected List of References）按照“布莱尔和奥威尔”（the man and the author）、“小说《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a novel）和“《一九八四》在今天”（Nineteen Eighty-Four today）三个类别对80年代中期以前的奥威尔主要研究文献进行了目录汇编。其中第一部分包括“整体研究和传记”（generous works and biographies）、“回忆录”（personal recollections）、“奥威尔的政治与社会观点”（Orwell's political and social views）、“奥威尔的作品：评论与阐释”（Orwell's writings: criticism and interpretation）和“目录”（bibliographies）五项；第二部分包括“小说的特殊版本”（special editions of the novel）、“小说评论”（criticism of the novel）和“与其他作品比较”（comparison with other works）三项。这个分类与前面的目录相比更加全面，更具特点。比如对于重要的论著，该目录不仅提供了版本信息，还提供了书号、内容目录或者内容简介以及书中的参考目录，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29]
1984年斯科拉特（Paul Schlueter）在《大学文学》发表研究目录《奥威尔批评的趋势：1968—1983》（Trends in Orwell Criticism: 1968—1983），后收入1986年的《乔治·奥威尔批评论文集》（Critical Essays on George Orwell）最后一部分。该目录在总体介绍中认为之所以选择1968年为起点是因为这一年索尼娅与安格斯共同编辑的4卷本《乔治·奥威尔散文、新闻和信件集》出版。该全集“能够使我们十分清晰地发现奥威尔比我们过去单单从他那几部主要的小说看到的要更为复杂和多面”。作者认为之前的奥威尔批评多为奥威尔的朋友所作，已被“仔细和睿智地”收入迈耶斯的《乔治·奥威尔批评目录注解》一书中，值得后来研究者重视。他还认为任何对奥威尔批评的介绍都会分为三大类：奥威尔的生平（Orwell's life）、整体研究（General studies）和奥威尔的作品（Orwell's writings），这样每一类便于进一步细分。作者对1968年以后的批评文献编目就是按照这三个大类。第一类主要介绍了从斯坦基、克里克再到菲维尔（T.R.Fyvel）的奥威尔传记。他认为奥威尔仍然还是一个谜，需要更多的传记家去解谜。第二类目录按照“论文集”（collection of essays）、“论文和论著”（essays and books）、“奥威尔和其他作家”（Orwell and other writers）、“奥威尔与政治”（Orwell and politics）、“奥威尔的宗教批评”（religious approaches to Orwell）、“奥威尔的心理学批评”（psychological approaches to Orwell）进行编目。第三类按照时间顺序分11项对奥威尔的主要作品的批评文献进行编目。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本书是少有的以“奥威尔批评”（Orwell Criticism）为题的目录文章。它增加的奥威尔批评的宗教视角和心理学视角标志着奥威尔批评的趋势开始从传记式的批评发展到文学理论阐释文本的文学批评。[30]另外，这里提到的《乔治·奥威尔批评论文集》[31]也收入了重要的批评论文。哈蒙德的《奥威尔小说、纪实报道及散文导读》（A George Orwell Companion: A Guide to the Novels,Documentaries and Essays, 1982）的参考目录部分[32]和卡特（Jenni Calder）的《〈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Animal Farm and Nineteen Eighty-Four, 1987）的第七节“阐释”部分（interpretations）[33]也涉及奥威尔批评。
1998年奥威尔的第一本目录专著《乔治·奥威尔文献目录》（George Orwell: A Bibliography）出版，作者是芬尼克（Gillian Fenwick）。该目录详细地介绍了奥威尔主要作品的出版历程，并提供了各种版本（包括译本）的信息和检索方式。同时，作者也列出了奥威尔作品在出版后学界对此的评论。[34]
2001年出版丹尼尔·李（Daniel Lea）的《奥威尔〈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主要评论的读者指南》（George Orwell Animal Farm/Nineteen Eighty-Four: A Reader's Guide to Essential Criticism）。该书共分六章：第一章介绍两部小说的早期评论；第二章是关于小说体裁的争论；第三章和第四章介绍批评模式，首先介绍政治学、心理学、女性主义这三种主要批评模式，然后分别具体介绍了两部小说的批评主题，如《动物庄园》的形式和《一九八四》的权力关系、自我的丧失和语言的堕落等国家权威主义特征；第五章是介绍1984年前后的奥威尔研究；第六章介绍了两部小说的电影电视改编。该书在介绍中主要采取批评文本节选加作者评论的办法，其特点是既可以了解每种批评方法的发展脉络，又可以将不同观点的批评并置进行比照，该书把奥威尔批评中这种张力关系很好地体现出来。[35]
罗登（John Rodden）一直致力于奥威尔的后世影响和接受研究。他于1989年出版的《文学声望的政治：圣乔治·奥威尔的形成和利用》（The Politics of Literary Reputation: The Making and Claiming of St.George Orwell）是这个领域的经典之作。他通过批评家的评论、多种媒体（报刊、电视、电影、广播）的报道、各级文学教学课程设置等大量文献详细地梳理了由“叛逆者”（the rebel）、“普通人”（the common man）、“预言家”（the prophet）和“圣人”（the saint）四张“面”（faces）组成的奥威尔形象和奥威尔文学声望的确立过程。罗登在讨论奥威尔的接受过程当中十分注意将不同政治立场的知识分子团体与个体知识分子、英美知识界与苏联和东德、文学界与公众这几者关系紧密地结合起来。另外，该书不仅是关于奥威尔文学声望的建立，也可以视为奥威尔研究的百科全书。[36]2003年，罗登在《后世的场景：奥威尔的遗产》（Scenes from an Afterlife: The Legacy of George Orwell）一书中使用“场景”（scenes）的视角分析了奥威尔对世界当今文化的持续影响。全书共由17“场”组成了三“幕”（act）：“《一九八四》的小说世界和1984年及以后”（Glimpses of the World of Nineteen Eighty-Four and 1984—and After）、“奥威尔的民主德国？或者对于‘更好德国’消亡的分析”（Orwell's GDR? or Post-Mortems on the“Better Germany”）和“常人与导师，神话与丰碑”（Man and Mentor,Myth and Monument）。这三“幕”分别涉及奥威尔在1984年及以后的美国文化生活、在民主德国和统一后的德国以及奥威尔名望在不同层面上的提升。[37]他的另一部专著《每个知识分子的老大哥：奥威尔的文学后裔》（Every Intellectual's Big Brother: George Orwell's Literary Siblings）于2006年出版，详细分析了奥威尔对英美两国几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演变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该书的第一部分涉及了奥威尔与20世纪英国30年代和40年代左派、50年代的“愤怒青年”作家；美国的纽约知识分子、文化保守主义者和从英国移民到美国被称为“奥威尔继承者”（Orwell successor）的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之间的关系。本书的第二部分主要是罗登对一些受奥威尔影响的当今年青一代知识分子的采访。最后罗登提出从之前研究以奥威尔接受的政治维度（the politics of reception）向本书以奥威尔接受的伦理维度（the ethics of reception）转换的问题。[38]在罗登2007年主编的《剑桥乔治·奥威尔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George Orwell）收录了一篇论文《乔治·奥威尔研究文献综述》（George Orwell: a bibliographic essay），对一些重要批评专著进行了回顾，主要强调了心理学和政治学这两个方面的阐释视角。[39]罗登2011年专著《未看到的奥威尔》（The Unexamined Orwell）继续从18个“场景”来讨论奥威尔的生平和后世影响方面目前尚未观察到、观察不够或者还没有过多讨论的重要问题。该书第一部分考察奥威尔对战后美国知识分子的影响，包括纽约知识分子、希钦斯和卢卡斯（John Lukacs）；第二部分讨论奥威尔在德国的影响；第三部分讨论奥威尔的生平和作品。[40]罗登21世纪以来的这几部有关奥威尔影响和接受的专著是对1989年出版的《文学声望的政治：圣乔治·奥威尔的形成和利用》这本书的拓展和补充，关注的是奥威尔在21世纪仍然重要这一话题。[41]
奎因（Edward Quinn）在2009年编辑了《奥威尔生平和著作的文学批评指南》（Critical Companion to George Orwell: A Literary Reference to His Life and Work）一书，对奥威尔作品中的情节、人物以及奥威尔与朋友圈、重要思潮之间的关系等都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是一部十分有用的奥威尔评论指南。[42]另外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布鲁姆（Harold Bloom）在20世纪80年代编有《奥威尔》和《一九八四》的论文集，90年代编有《动物庄园》的论文集，这些论文集在21世纪以后又有新的版本，收录了十分有价值的论文。[43]
三 国内奥威尔研究和译介综述
首先，国内学者涉及奥威尔批评的论文目前主要是两篇（笔者除外[44]）。一篇是李锋的《当代西方的奥威尔研究与批评》，认为冷战期间不少西方批评家出于意识形态需要给奥威尔贴上了简单的政治标签，而冷战后则开始采取较为客观的态度来研究奥威尔政治立场的复杂性[45]；另一篇是王晓华的《奥威尔研究中的不足》，提出从人道主义角度对奥威尔进行整体研究、挖掘奥威尔作品中的生态意识等当代话题以及将奥威尔与福斯特、莱辛等同时代英国作家作对比研究等思路。[46]在译介研究方面，许卉艳等简要介绍了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在中国的翻译和出版情况。[47]总体来看，国内对奥威尔批评和译介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新观点不多。对于这样一位在西方产生重要影响的英国作家，我们应该首先加强有关他的学术史研究。下面简要介绍国内奥威尔研究和译介的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前奥威尔1941—1943年在英国BBC广播公司远东部负责对印度广播时就与当时在英国的中国记者萧乾和外交官叶公超有书信交往。[48]早在1941年，他的散文《缅甸射象记》（Shooting an Elephant）就被金东露翻译成中文并连载在上海的《大陆》杂志第5—6期上。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在1947年8月被当时住在美国的任穉羽翻译成中文，并于1948年10月作为“少年补充读物”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译者认为“这篇寓言式的小说富于讽刺的趣味，即对于动物心理的了解与描写，也有其特至的地方。这是一部文学的书，读者若作政治小说观，那就错了[49]。”这应该是中国最早的奥威尔研究。1949年，应北大任教的燕卜逊（William Empson）请求，奥威尔在《一九八四》在英美出版不久便嘱托出版社将小说邮寄到北京，这是《一九八四》最早传播到中国的记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50—70年代 受国内外政治气候的影响，奥威尔在国内被当作“反苏反共”作家，他的作品也成为禁书，自然无法涉足奥威尔研究。因而在这个时期，奥威尔只是零星地出现在译介国外评论文章的一些期刊之中，并且译者和编者在按语中都对奥威尔进行了批判。这些文章有1956年《译文》7月号《谈谈英国文学》、1958年《译文》6月号刊载的《五十年代的英国小说》[50]和《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59年第10期上刊载周煦良摘译自《伦敦杂志》的《赫胥黎：〈美丽的新世界重游记〉》[51]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内开启了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著名翻译家董乐山在翻译《西行漫记》和《第三帝国的兴亡》之后选择将奥威尔影响最大的小说《一九八四》译成中文，并于1979年以“内部发行”的形式在《国外作品选译》第4—6期上连续刊载。
20世纪80年代的奥威尔研究虽然开始“解冻”，但仍受到“反苏反共”这一意识形态评价的影响。因此，国内期刊在译介奥威尔研究文章时都首先强调奥威尔是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作家。随着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不少学者开始注意到奥威尔对国家权威主义的揭示。1982年，《大百科全书》开始有介绍奥威尔的条目，由巫宁坤撰写。[52]1985年，董乐山的《一九八四》译本作为“乌托邦三部曲”之一内部出版，并在1988年的第二版中取消了“内部发行”字样。董乐山翻译的《一九八四》是国内最有影响的译本，对当时的知识分子如王小波等影响颇深。这时，小说《动物庄园》也逐渐解禁，在1988—1989年间该小说连续有四个中译本发表和出版。[53]
1984年来临之际，西方掀起了奥威尔研究热潮。1983年《科学对社会的影响》第2期刊登了三篇翻译文章，涉及机器导致的标准化和一致化、技术与战争的关系以及人如何被管制等问题。梅布理（Robert H.Maybury）在《本期说明》中用了六个“如果”和一个“警告”，揭示了小说《一九八四》的反国家权威主义主题。[54]《国外社会科学》1984年第8期发表了沃尔伯格《1984年——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的译文。该文认为奥威尔代表着“晚期资本主义的知识先锋”，透露了“西方知识分子所处的困境”，因此他的著作成为“失望留下的遗产”。[55]国内最早对奥威尔进行详细研究的当数侯维瑞的《现代英国小说史》和发表在《外国文学报道》1985年第6期的论文《试论乔治·奥韦尔》。他认为奥威尔创作的两个基本主题是贫困和政治，并率先提出国内外文学界对奥威尔进行全面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56]
20世纪90年代的奥威尔研究虽然还受到“反苏反共”作家这一评价的影响，但是更多学者主张应该对奥威尔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另外，受到董乐山观点的影响，更多学者开始把奥威尔当作反国家权威主义的作家。董乐山在1998年的译本序言中认为奥威尔“不是一般概念中的所谓反共作家”，《一九八四》“与其说是一部影射苏联的反共小说，毋宁更透彻地说是反极权主义的预言”，而他反抗的动力来自“对于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57]对奥威尔有了一个新的定性后，孙宏的《论阿里斯托芬的〈鸟〉和奥威尔的〈兽园〉对人类社会的讽喻》和刘象愚的《奥威尔和反面乌托邦小说》等都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国内学界应该对奥威尔及其作品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避免简单贴上政治标签的做法。[58]另外还有两篇论文影响较大，一是张中载的《十年后再读〈1984〉——评乔治·奥威尔的〈1984〉》，二是朱望的《乔治·奥韦尔的〈一九八四〉与张贤亮系列中篇小说之比较》。张中载认为奥威尔是用绝望的心态写出这样的反乌托邦小说；朱望以张贤亮系列为参照分析奥威尔及其作品的思想价值，并认为奥威尔研究应该考察奥威尔的思想史意义。[59]
21世纪以来 随着迈耶斯的《奥威尔传》译介到中国，国内学术界和思想界对奥威尔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开始重视对奥威尔思想价值的挖掘，奥威尔逐渐被提升到“圣徒”、“先知”、“公共知识分子”和“鲁迅是中国的奥威尔”等地位。国内学者的研究领域也开始拓展。例如，翁路在国内较早地提出《一九八四》中国家权威主义权力的秘密在于对语言的操纵，[60]另外一些学者讨论了“奥威尔问题”[61]，这些研究都涉及新领域：奥威尔的语言观。在比较文学领域，也有学者考证了奥威尔对中国作家王小波[62]、萧乾[63]等作家的影响。
在奥威尔作品的具体阐释方面，一些新的理论方法开始广泛应用。首先以《一九八四》为例，王小梅认为小说体现了奥威尔的男权中心论和根深蒂固的两性差异思想[64]；李锋认为边沁的全景式监狱设计的有效规训与惩罚机制在小说中得到生动的再现，但是边沁无意毁灭人类大脑的感知、认知系统，而小说则能对思想进行彻底清洗和重塑[65]；贾福生认为小说采取了内聚焦来反映温斯顿的内心世界，外聚焦来再现奥布赖恩（O'Brien）的言行，温斯顿的毁灭来自外界的权威统治，同时也来自他本人自我认证的欲望[66]；丁卓认为小说中个人空间的结局都是被公共空间同化或者被极限空间摧毁[67]。再以《动物庄园》为例，李零在《读书》杂志2008年第7—9三期连续发表了小说的阅读札记，通过对作品的历史语境解读以厘清奥威尔政治思想脉络[68]；潘一禾认为小说表现了一个政治世界从建立到衰败，然后迅速从起点回到起点的“恶性循环”过程[69]；杨敏从批判式语篇分析理论的角度分析了小说中语言的鼓动、强制、误导和塑造等功能以及与权力的关系。[70]另外，受后殖民理论的影响，奥威尔的早期小说《缅甸岁月》受到重视，另外一部早期小说《上来透口气》的生态意识也受到关注。
以奥威尔为选题的博士学位论文目前主要有七篇。王小梅的《女性主义重读乔治·奥威尔》从女权主义视角重新解读了奥威尔的五部小说，认为奥威尔有着强烈的厌女情结，并大力宣扬男权中心论[71]；李锋的《乔治·奥威尔作品中的权力关系》通过意识形态视角分析了统治者对受控对象行使权力时所采取的三种方式：身份的建构、话语的操纵和思想的控制[72]；王晓华的《乔治·奥威尔创作主题研究》认为奥威尔的创作贯穿的一条主线是人道主义思想，而公共知识分子情怀是其人道主义思想的重要载体。这种思想通过贫困、殖民话语、权威、传媒和生态等主题得以体现[73]；许淑芬的《肉身与符号——乔治·奥威尔小说的身体阐释》运用身体理论分析了《缅甸岁月》、《牧师的女儿》、《让叶兰飞扬》和《一九八四》中的殖民主义、基督教信仰、文学神话和国家权威主义统治这四个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强大的符号体系对人的自然之身的侵害和剥夺，作者也分析了身体特征在小说中的叙事功能以及奥威尔关于拯救和解放身体的主张[74]；陈勇的《奥威尔批评的思想史语境阐释——以20世纪英美知识分子团体为中心》将20世纪英美知识分子团体的奥威尔批评放置到更为广阔的思想史语境中进行具体阐释，以揭示其背后的政治诉求和文化利用[75]；丁卓的《乔治·奥威尔三十年代小说研究（1934—1939）》从主人公和他者的关系角度阐释了四部20世纪30年代小说中主人公逃逸行动的结果，揭示人自由解放的前提是在特定的境域下对他者的发现、理解与关爱[76]；孙怡冰的《乔治·奥威尔后期作品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以奥威尔在西班牙内战中的经历为切入点，详细探讨奥威尔的政治思想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深刻渊源，考察奥威尔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对“内战中的内战”的有意误写，同时借助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学说揭示《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中隐含的无政府主义思想。[77]
以上对国内外奥威尔研究，特别是西方奥威尔批评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可以看出奥威尔批评研究是目前西方奥威尔研究中的主要盲点。从西方奥威尔批评研究的形式来看，主要有目录清单（bibliography checklist）、批评遗产（critical heritage）、注解目录提要（annotated bibliography）、论文（article）和指南（guidebook,companion）等，很显然，西方奥威尔批评缺少的形式是学术专著（monograph）。目录、文集、论文和指南都具有很高的文献和学术价值，比如《批评遗产系列》（the Critical Heritage Series）的主编说道：“本系列各卷把许多很难找到的文献汇集，既方便了文献的利用，也希望能帮助当代读者站在文献的基础之上（informed understanding）对文学的阅读方式和评价方式有更好的理解”；通过“批评遗产”，我们既能“厘清批评的总体情况，特别是对某一作家批评态度的发展脉络”，又能“洞察某一时期读者的趣味和文学思想”，从而能更加深入地理解“作家的历史背景，他的读者群的实时状态，以及他对这些压力的反应”。[78]主编强调“站在文献的基础之上理解”的学术规范，不过要把文献基础的理解转化成系统理论观点的话，学术专著的这种形式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当今西方奥威尔研究的一个主要盲点就是没有把奥威尔批评前期分散的文献基础成果转化为具有系统性的奥威尔批评学术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