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何谓跨越国境的历史

随着中日韩三国研究者共同执笔的《韩中日共同书写的东亚近现代史（1、2）》[2]的出版，我们终于在东亚也能够看到一种克服一国史研究的尝试。由于战后日本不愿正视战争、侵略责任等原因，在东亚地区迟迟未见进展的、对曾经的“近世帝国”的共时性、互换性历史进行叙述的尝试，如今终于取得了些许进步。就这一研究的方法性视点而言，我特别关注韩国历史学家尹海东所提倡的跨国境史（trans-national history）这一概念。所谓跨国境史中的“跨” （trans），是一个包含了横跨（across）、超越（beyond）、贯通（through）等意思的前缀，“跨国境这一词语包含了跨国的、超国家的、贯通各国的含义”。因此，跨国境史是一种“跨国家的、超越国家的、贯通各国”的历史。在此，摘引尹教授的说明如下：

一直以来，以一国为单位去理解人类的历史，特别是近代世界体制的历史，是近代历史学的重要属性。然而，倘若缺乏超越国家、纵横各国之间的贯通视角，便无法正确把握人类的历史。跨国境史正是诞生于这样一种自觉的尝试。一言以蔽之，跨国境史是作为一种试图超越一国史的替代性历史被提出的。（中略）我认为，地球史（此处与跨国境史同义——引用者注）包含了以下的问题意识：第一，试图克服欧洲中心主义；第二，相对于中心，提出周边的问题；第三，尝试克服国史（national history）的二分法视点；第四，对地域史（regional history）之封闭性的担忧。可以说，地球史所包含的问题意识，是要超越作为近代历史学研究基础的一国史，克服欧洲中心主义，以周边和少数为中心，从全地球的层面来重新理解历史。不仅如此，在通过对人类中心史观进行相对化，从而强化生态史问题意识这一点上，地球史的这一意义值得高度评价。（中略）跨国境史与其说是一种范式（paradigm），不如说带有一种强烈的意向性性格。由此看来，跨国境史的意向性或许能够为解明曾经经历过殖民地经验的历史，或者反过来为曾保有殖民地、即有过帝国支配经验的历史提供一种最为合适的认知体系。同时，经历过殖民地或帝国主义支配的历史包含着近代世界体制的普遍经验，在解明近代体验这一课题上来说同样意义重大。[3]

在此，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到“跨”的意义中所包含的through（贯通）=“互换性”“共时性”这一部分。也就是说，跨国境史是这样一种极其有效的概念——它回避了极易附着于全球史（global history）、世界史（world history）等概念上的国民史的总和这一误区（即使全球史、世界史的本意并非如此）；它试图从业已分歧为当今各种国民国家，却曾为大家共有的共时性构造出发，捕捉“帝国”=文化圈的历史，并由此把握直至近代的互换性历史构造。尹教授提出这一概念是为了具体理解帝国日本的殖民地统治时代[4]，但他提出的问题无疑并不局限于近现代史。事实上，在韩国前近代史研究中，已经开始借助跨国境史的观点，开展新的东亚研究。

例如，我们仅列举已经译成日语的研究成果，近年来有关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研究就出现了与以往全然不同的崭新视点。毫无疑问，秀吉侵略朝鲜的战争（文禄·庆长之役）在韩国被称作“壬辰倭乱”“丁酉再乱”，字面意义上就是要证明在日本帝国侵略韩国之前日本国（或是日本人）便已是暴力的（野蛮的）。换言之，秀吉侵略朝鲜在韩国并没有被看作是一件过去的、“久远的”事件，而将其与近代日本结合起来看待的观点，长期占据着支配性地位（在这个意义上，比起殖民地问题，对这一事件日韩之间的认识差异更大）。然而，郑杜熙、李璟珣：（KIM JaHyun）等“东亚战争史研究会”的成员，却特意将侵略朝鲜称作“壬辰战争”，并试图将这一事件定位于16世纪末东亚动乱、女真（之后的满州）势力崛起等所代表的东亚秩序大变动之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金翰奎的研究认为：“到20世纪初传统国家消亡为止，在10世纪以降的东亚世界中，出现于辽东的一系列的统一国家主导了东亚的世界秩序”，明代辽东出现的“力量的空白状态”，正是催生了女真、秀吉等入侵该地的事态的背景。将秀吉的侵略视为不仅仅限于日韩（朝）两国关系的事件这一观点正标志着旨在“超越国家的界限，在东亚这一国际舞台中进行重新省察”的跨国境史研究的登场[5]。

由此看来，曾经以民族主义史学的压倒性影响力为荣的韩国，成了跨国境史学的主要发端。这背后的原因当然是多种多样的，但我关注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的有关后殖民时代（postcolonial）问题的讨论，提供了不仅限于日韩两国关系的视点，并引发了相关的激烈讨论。也就是说，9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研究、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史学为首的新型历史方法论在韩国受到关注。特别是有关“殖民地近代”“近代性”等不限于日韩两国关系的问题接连登场，骤然改变了韩国史学的研究状况[6]。面对这样的剧变，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国民史转向跨国境史”这一课题，只有突破理论性操作并与实践课题相结合才真正具有意义[7]。当下，我们面临的是这样一个刻不容缓的课题：为了和韩国（朝鲜）、中国乃至东亚各界人士，以历史学（思想史学）为媒介发展共同的研究，向超越国境史研究转型势在必行。这一点必须铭记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