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滥觞期的国史学与“西洋学问社会”

所谓一国史这种历史记述方式在德川日本原本并不存在。不过，尽管人们承认近代之前的史书与现在的历史叙述在时间认识、学问方法论等方面大相径庭，却往往将其视为相同历史共同体内的一国史式的史书。例如，以《古事记》《日本书记》为首，加上《愚管抄》《神皇正统记》《读史余论》《日本外史》等著名史书（这些本不过是基于后人的标准被列为了史书），尽管其立场与方法论各不相同，但都毫无疑问地被看成是属于日本史这一一国史范畴内的作品，并且因此认为一国史从古代起就作为不证自明的东西被反复叙述至今[23]。

然而我们不得不说，这样的言说实际上是在近代国民国家确立以后，特别是近代学术制度确立以后才逐步获得了它的自明性。的确，仅就自画像的建构而言，在德川日本时期，作为“近世帝国”内部的东夷这一自我认识也描绘出了各种扭曲的自画像。尤其是明清王朝更迭引发的日本型华夷思想、日本中华主义言说的登场，使得对历史性自画像的关心高涨，开始出现了一些试图认识自我特殊性的尝试[24]。但是，对于德川日本的知识分子而言，完结于日本这一封闭地域内部的历史认识无疑是天方夜谭。他们始终将“近世帝国”视为当时整个世界，而“帝国”内部文明的盛衰荣枯才是历史认识的基本框架。日本型华夷思想也好，日本中华主义言说也好，都不过是这盛衰荣枯的其中一幕。也正因为如此，德川日本的知识分子们才认为有必要将与“经”书比肩的、而今天看来仅仅是书写了中国史的“史”书作为反映文明的世界史书加以研读。前文中我们已经提到，究其肇始，恐怕只有宣长之后的言说才能算是有别于这种历史认识的事物。它成功地“发现”了日本这一封闭地域中的完结的历史，同时也“发现”了所谓“皇国之正音”（日语）。在此之前，《古事记》从未被当作叙述一国史的史书；在此之后，曾是儒学经典的“史”书则被认为仅仅只是叙述“支那”[25]一国史的史书——其实这两种认识不过是一表一里的关系。

虽说如此，即使在近代初期，这种具体叙述一国史的史书仍不存在。这种情况的一个突出表现，便是许多接触了西欧史书的知识分子的深切感触——他们认为近代日本尚不存在“历史”（一国史）。例如，《贝尔兹日记》（Das Leben einesdeutschen Arztesimerwachenden Japan）中便有不知名的人物这样说道：“吾等并无历史，吾等历史始于当下。”[26]而福泽谕吉则说：“至今日本所记之历史，唯探讨王室的世系，议论君臣有司的得失，又或讲述战争胜败之事类同于说评书者之军谈，大抵不外如是。偶有无关政府的，亦无非是佛家的荒诞妄说，不值一看。总而言之，无日本国家之历史，只有日本政府之历史[27]”。[28]福泽的这一著名论述鲜明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日本只有政府，而无国民（nation）”[29]，福泽的话语意味深长。痛感日本无“历史”的，并不只有福泽这样的启蒙知识分子。明治初期的“史家” 大多曾是儒学系知识分子，他们要向西欧的历史书学习一国史的叙述。

例如，参与了明治前期“正史”编纂，其后成为东京帝国大学国史科组建中心人物的重野安绎说过，西洋史书“史篇之首，必载人种地理风俗等，由其国土人情起述，备其参照，可谓最为着实之趣”。他认为，对那些冠以“人种地理风俗”的西洋史书，“当采其体裁”[30]。重野的这一发言是在明治12年（1879），而于明治2年（1869）以史料编纂国史校正局起步的国史编纂事业，也在这一时期由修史馆继承，迎来了转机。伴随着久米邦武的加入，国史编纂事业向《大日本编年史》迈进。可以认为，这一时期前后，起源于“皇朝史”的国史编纂事业开始向近代一国史转型[31]。由此看来，我们甚至可以断言，由“人种、地理、风俗”起笔讲述“国土人情”的史书体裁，被看作一种一国史的叙述样式。三宅米吉著名的《日本史学提要》（第一编）（明治19年[1886]刊）被视为最早的系统性一国史作品之一，该书也以日本的位置、气候、动植物等展开叙述[32]。而嵯峨正作的《日本史纲》 （同年刊行）则认为此前的史书“不过传记、年代记，不可称所谓历史”，同时主张涉猎“年代记、传记、谱系、杂书之外，地理志、古物学、人种学及原语学”等各方面的史书编纂[33]。可见，这些言论都受到了一国史叙述样式的影响。再如最早的官方版一国史书《稿本国史眼》（明治23年[1890]刊），就其文体而言，虽不及在野的文明史学、史论史学作品，但其开篇附上了“国俗尤尚歌咏通情陈思”一语，整体上表现出对风俗及文化的关注，也可谓这一影响的结果[34]。

一国史式的历史叙述便这样以明治20年代为界，于在野及官方学术界（academy）中迅速普及开来（讽刺的是，集结在皇典研究所中的国学者们反而没有采用这样的历史叙述[35]）。不过，尽管这一普及不分民间和官学，但对于一国史的成立而言，历史学作为一种学术知识被制度化，毕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诚然，从历史叙述的角度看，在野的所谓文明史学、启蒙史学早早就承担了一国史普及的重任。但福泽的《文明论概略》、田口卯吉的《日本开化小史》等的影响力到底未能波及官方的学术史学，亦是周知的事实。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由“西洋学问社会”通用的学问编成原理、学问方法论支撑的一国史，作为一门学科得到了确立，这对于一国史的自明性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必要条件。而且，正是通过这一时期的“西洋学问社会”的史学方法——即所谓具有学术实证性、自然科学客观性的方法——它的自明性得以成功地隐去了其中与制作相关的历史叙述的人为痕迹。

由此看来，明治30年代至40年代这一所谓世纪转换时期，即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这一帝国日本的首次飞跃时期，同时也是决定了一国史内涵的重要的学术确立时期。只需一瞥这一时期的动向，我们便能看到作为将一国史的“始源”粉饰为科学、实证性学问的日本考古学、古代史学、人类学（日本人种论）等的确立；也能看到语言学、国语学的学术确立意图使所谓源于古代的系统性一国文学史的叙述成为可能[36]；更能看到孕育了视日本人为东洋人“代表”这一观点的东洋学、东洋史学即将诞生[37]。背负着帝国日本的首次飞跃这一重任的学术的确立=知识的制度化，也并未仅仅止步于能够与“西洋学问社会”相通的学术体系化，而是从西洋、东洋的二分法出发，规定一国史的实质是作为帝国意识的他者认识。日本思想史学成立的地基也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