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古籍整理和研究事业蓬勃开展（代序）

古籍整理和古籍研究是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门类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更受到党和政府以及学术界的重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务院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组织出版过“二十四史点校本”等古籍整理成果，以及大型工具书和资料性丛书等。

改革开放不久，党中央审时度势，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繁荣和发展方面，印发了《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中发〔1981〕37号），明确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基于此，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组织启动了《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甲骨文合集》《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华大藏经》《中华大典》等重大项目；全国高校古籍整理领导工作委员会部署了跨世纪古籍整理工程“八全一海”（《两汉全书》《全唐五代诗》《全宋诗》《全宋文》《全元文》《全元戏曲》《全明文》《全明诗》《清文海》）。

进入21世纪，新一代党中央对于弘扬民族文化，增强国家软实力有了更加成熟的认识。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重视传统文化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重要意义。2013年8月，习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讲话中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国家第十三个五年规划提出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求大力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基本完成古籍普查工作，推动古籍原生性和再生性保护，建设国家古籍资源数据库。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号召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

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承扬日受重视，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性学术工作——古籍整理也被空前重视。继中华书局等68家出版社于2001—2005年出版（或发排）列入“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五’重点规划”的《全宋文》（巴蜀书社）、《全元文》（江苏古籍出版社）、《太平广记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道藏》（华夏出版社）等198种古籍后，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制定的《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2006—2010年）重点规划》又将8类196种古籍（其中，“文学艺术类”47种、“语言文字类”6种、“历史类”53种、“出土文献类”12种、“哲学宗教类”14种、“科学技术类”18种、“综合参考类”42种、“普及读物类”4种）列入出版资助计划。国家图书馆实施了文化部部署的“古籍数字化工程”，使古典文献的流通和利用将更加便捷。从2008年起，全国社科规划办除在一般项目、重点项目中开始受理古籍整理类项目申报外，还策划设立古籍整理类重大项目。

同时，古籍整理任务也增添了新内容。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千百年来流散境外的数量相当庞大：隋唐以来，不断有典籍流播海外；明清以来，日本等国的文化机构陆续来华大量采购；鸦片战争以后，列强以武力大批掠走。据统计，全球汉籍现存30万部中，境外所藏约11万部，其中港澳台地区约藏3.7万部，日韩约藏2.3万部，北美地区约藏1万部，欧洲约藏3.2万部，俄罗斯约藏8700部。境外所藏中，约有近千部著作为国内所无，数千种版本为国内所缺，数百种著述或版本可以实施各家馆藏间的合璧性缀合。利用数字化技术，实施境外古籍的再生性回归，与中国大陆所藏形成“合璧”，编修大型数字化汉籍丛书——《全球汉籍合璧》，并遴选珍本分批影印出版，为深入开展国际汉学研究奠定学术资料基础，成为古籍整理工作的新内容。

目前，全国古籍整理队伍庞大，有古籍整理研究机构百余个（其中全国高校古委会直接联系的古籍所有25个），专门从事古籍整理和研究的专职人员有千余人，加上从事古代文学、古代历史、古代哲学、古代科技等研究人员的部分参与，估计有近万人从事古籍整理和研究工作。

可以说，古籍整理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具备了前所未遇的好条件。我们应当珍惜，更应当努力。努力推动古籍整理和研究事业的蓬勃开展，多多推出扎实可靠的古籍整理著作，实施海外中华古籍的数字化回归，多多产出创新性观点迭现的古籍研究作品，为传承发展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郑杰文

201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