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阿诗玛》研究综述

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彝族撒尼叙事诗《阿诗玛》很少被外界所知。19世纪末法国学者保禄·维亚尔把《阿诗玛》译成法语在国外发表，这是国内外有关《阿诗玛》的最早介绍。在抗日战争期间，学者吴晗、光未然等在路南县圭山区发掘了《阿诗玛》《阿细的先基》等彝族民间文学，但没进行整理、翻译和研究。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对《阿诗玛》进行整理，并部分翻译成汉语的当属杨放，杨放把《阿诗玛》以“曲谱+歌词”的形式翻译出来，1950年9月发表在《诗歌与散文》上，同年11月，被《新华月报》第二卷第一期转载。1953年5月，云南省人民文艺工作团黄铁、杨知勇、公刘等一行十人，在路南县圭山区对《阿诗玛》进行了两个半月的搜集，整理，翻译，历时半年多的分析研究，综合整理，最终定稿，于1954年年初在《云南日报》上发表，自此揭开了《阿诗玛》研究的序幕。自完整的汉译本《阿诗玛》发表以来，在社会各界引起轰动，产生了巨大的反响。随后，由《西南文艺》《人民文学》《新华月报》转载，由云南人民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分别出版，并被译为多种语言版本。

《阿诗玛》自1954年发表以来，由于其独特的魅力和价值，引起了广泛关注。1954年2月20日，《云南日报》发表的杨知勇的文章《撒尼叙事诗〈阿诗玛〉整理经过》，是《阿诗玛》研究的开始。60多年来，国内外许多学者对其开展了多方面的研究，整体呈现出多学科、跨学科的综合研究状况。与《阿诗玛》相关的研究综述，笔者搜集到5篇公开发表的文章，分别是王明贵的《阿诗玛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2004）、杨绍军的《叙事长诗〈阿诗玛〉重要争论问题研究综述》（2010）、黄毅的《〈阿诗玛〉五十六年研究综述》（2010）、王先灿的《〈阿诗玛〉研究综述》（2013）、赵蕤的《彝族撒尼民间叙事长诗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2016）。这些文章分别从整理经过、重要争论问题、主要研究内容等方面对《阿诗玛》的研究进行总结和评述。此外，在多篇与《阿诗玛》研究相关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中，也对《阿诗玛》的研究进行了综述，涉及《阿诗玛》的现有版本情况及特点、石林撒尼阿诗玛文化研究、阿诗玛异文文本、国外研究情况等。

本节在对《阿诗玛》研究成果进行统计与梳理的基础上，对其出版来源、研究特点、研究高潮、主要研究内容、国外研究等进行分析，以期对《阿诗玛》的研究现状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这也是《阿诗玛》传播研究的一个方面。笔者从中国知网和相关研究书籍找到相关论文185篇，其来源包括报纸和网站新闻25篇，书籍序言5篇，发表的论文144篇，硕士、博士学位论文11篇，时间跨度从1954年年初至2016年。

一 出版来源

（一）报纸、网站类新闻

之所以选择报纸、网站类新闻进行统计，是因为完整版本的《阿诗玛》汉译本最早是由直属中共云南省委机关、有党报性质的《云南日报》刊登发表，自此这首叙事诗被多家报刊转载，开启了出版、发行、翻译成多国文字，并走向世界道路。在统计的25篇报纸或网站新闻中，有18篇报道来自省级或省级以上机构报刊，时间跨度从1954年年初至2011年，包括《云南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民族报》《中国旅游报》《文艺报》《中国文化报》《四川日报》，等等，它们代表了主流权威媒体对叙事诗《阿诗玛》及其相关新闻的关注程度，新闻报道主题主要涉及该叙事诗的整理、序言、电影《阿诗玛》主演杨丽坤、《阿诗玛》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国际彝学研讨会、《阿诗玛》在国际的研究及影响、石林打造彝家生态旅游、《阿诗玛》电视剧、少数民族电影、“阿诗玛”文化保护与旅游发展、《石林阿诗玛文化发展史》书籍出版评论等等。此外，有3篇新闻来自彝族人网（http://www.yizuren.com/），报道国外研究者司佩姬教授、马克·本德尔教授、樱井龙彦教授对《阿诗玛》的研究。这些新闻虽然谈不上学术研究，但由此也可以窥见《阿诗玛》由单纯的叙事诗歌，到学术研究，到多种媒体途径对其文化的构建，再到文化价值的发掘给石林旅游经济带来的影响这一路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

（二）期刊文献及主要研究丛书

目前最为完备的《阿诗玛》研究资料集是赵德光主编、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的《阿诗玛文化丛书》，包括《阿诗玛研究论文集》《阿诗玛原始资料汇编》《阿诗玛文献汇编》《阿诗玛文艺作品汇编》《阿诗玛论析》5部，基本涵盖了2003年以前《阿诗玛》研究的所有文字材料，具有重要的文献资料价值。[8]此外，2004年由中央民族大学联合石林彝族自治县举办了“阿诗玛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于2006年由赵德光集结出版了《阿诗玛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这些文献涵盖了1954年《阿诗玛》发表以来到2006年《阿诗玛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出版期间，国内外大多数研究的重要资料与成果，大多数论文发表于国内外重要期刊上。

在赵德光主编的《阿诗玛文化丛书》及《阿诗玛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的文献中，笔者搜集到78篇论文。此外，笔者还搜集到38篇发表于国内核心期刊的研究文献，时间到从1982年至2016年，主要收录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民族艺术研究》《民族文学研究》《云南社会科学》《民族文学》《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广西民族大学学报》《云南师范大学学报》《文学评论》《民族翻译》等与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相关的期刊上。从2000年以来，普通期刊文献及CNKI系列数据库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笔者共搜集到44篇。所有文献共计160篇（包括5篇书籍序言）。

尽管文献的搜集还没有做到穷尽，但对文献的学科分类以及发表时间的统计，大致可以看出《阿诗玛》研究的发展趋势、关注热点以及研究高潮。

二 国内研究

（一）研究阶段

从1954年到1964年可以视为《阿诗玛》研究的第一个时期，这一时期侧重《阿诗玛》整理、发掘、修订的研究，以及对其文学艺术成就的评介。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阿诗玛》的研究中断。自1978年开始，至20世纪80年代末，学界更多的是在进行拨乱反正的反思，其间昂自明的古彝文翻译本《阿诗玛》（1984），以及马学良、罗希吾戈、金国库和范慧娟的翻译本《阿诗玛》（1985）相继出版，后者采用彝文、国际音标、汉文直译、汉文意译四行体的形式记录诗歌。20世纪90年代以后，《阿诗玛》的研究进入蓬勃发展的时期。21世纪以来，《阿诗玛》研究逐渐进入高潮，笔者搜集到的研究文献，有128篇发表于2000年到2016年期间，研究视角和学科也有了极大的丰富。特别是2004年“阿诗玛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会议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阿诗玛》在彝族文学史及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初步奠定了“阿诗玛文化”的基础；强化了石林旅游与阿诗玛文化的关系。[9]可以说，这次会议，为进一步拓宽并加深《阿诗玛》的研究奠定了基础。21世纪，《阿诗玛》的研究呈现跨学科、多维度的特点，涉及的学科有文学、传播学、文化、人类学、旅游学、文艺理论、民俗学、民族学、翻译学、语言学、符号学，等等。这与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持续繁荣，文化传播与交流途径极大丰富等社会背景是密不可分的。

（二）主要研究内容

1.文学研究

从学科分类来看，在搜集到的160篇文献中，有74篇归于文学研究的范畴，占所搜集文献接近一半的比例。可见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文学研究仍然是《阿诗玛》研究的主线。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早期研究中，内容多集中在诗歌的整理、产生的历史背景、争议问题、艺术价值的发掘以及主题、人物形象、诗学特点、修辞、叙事特点、情节结构、语言形式、象征意义等方面。如臧克家在《撒尼人民的叙事长诗〈阿诗玛〉》（1954）中对叙事诗的人物塑造、主题思想、文学体裁等进行了研究；雪蕾在《读〈阿诗玛〉的一些体会》（1954）中对叙事诗的内容、情节、语言修辞等进行了分析和探讨。20世纪90年代前后，《阿诗玛》的文学研究开始出现多视角、多维度的研究特点。如傅光宇在文章《〈阿诗玛〉难题较量探析》（1990）中，结合抢婚的习俗对《阿诗玛》的故事情节进行了探讨，颇具文学与民俗学结合的意味；王倩予在文章《阿诗玛的悲剧》（1994）中，探索《阿诗玛》诞生时代的社会性质，解读其悲剧的根源。进入20世纪，有文学与传播学相结合的研究，如龙珊的《超越·创新——文学传播学视域中的〈阿诗玛〉》（2006）；文学与文化相结合的研究，如梁红的《试论〈阿诗玛〉融入石崖的文化内涵》（2006）等。有比较文学的研究，如黄建明（2002）把《阿诗玛》与同源异流的诗歌进行对比；秦丽辉（2004）、惹几阿吕（2015）把《阿诗玛》与傣族诗歌进行对比研究，等等。同时随着文学理论的发展，对阿诗玛的文学研究更加深入，朱国华（2003）、曹崎明（2008、2010）的《阿诗玛》口传异文叙事研究；黄建明在《阿诗玛论析》（2004）一书中对《阿诗玛》文化背景、人物、叙事方式、艺术手法、修辞手法论等做了详尽细致的分析和探讨。

对《阿诗玛》搜集整理工作进行研究和评价，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阿诗玛》研究的热点。孙剑冰在《〈阿诗玛〉试论》（1956）一文中对《阿诗玛》的采录、整理工作取得的成就进行了肯定，但同时对整理中的“创作”、阿黑追赶阿诗玛的情节、结尾等问题进行了中肯的批评和分析。罗希吾戈（1982）对整理的方式提出质疑，同时指出汉文译本中，对地名、土司的称谓、风俗的名称翻译的不妥之处。李广田在《〈阿诗玛〉序》（1959）中对整理工作的评述，更加中肯，并且得到人们广泛的接受。他首先肯定了先前整理者的成绩与该项工作的意义，但同时也认为，黄铁等人整理的《阿诗玛》“少了点撒尼劳动人民口头创作的艺术特色，多了点非撒尼劳动人民口头创作的气味”。为此，李广田对少数民族文学整理提出了四个原则。[10]

当年亲自参与整理工作的几位亲历者，杨知勇（1954，2003）、黄铁（1954，1996）、公刘（1954，1980）、刘绮（1978，2004）均从整理参与者的角度，撰文回顾整理的指导思想、经过、原则和方法，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与此同时，2004年“阿诗玛国际学术研讨会”对云南省人民文工团圭山工作组全体同志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对黄铁、杨知勇、刘绮、公刘的《阿诗玛》第一次整理本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认为李广田的重新整理本删除了一些强加进去的文人创作，总共修改了250多处，功不可没，使《阿诗玛》更符合民间文学的本质，同时也提高了艺术品位。黄毅撰文《论搜集整理对〈阿诗玛〉传承的影响》（2011）指出，《阿诗玛》的整理使其固化，失去了自我更新的活力和适应能力，这对它的传承极为不利。整理工作与新中国文艺秩序建构之间存在一种关系，如段凌宇在《民族民间文艺改造与新中国文艺秩序建构——以〈阿诗玛〉的整理为例》（2012）中，就以《阿诗玛》的整理为个案，探讨了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的“整理”与新中国文艺秩序建构的关系。

2.传播学、文化学研究

《阿诗玛》的文学、文化研究常常与传播学研究相结合，龙珊在《超越·创新——文学传播学视域中的〈阿诗玛〉》（2006）中把《阿诗玛》置于文学传播理论的框架下，追寻《阿诗玛》传播的嬗变历程及成因，探讨居于弱势和边缘位置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走出困境的传播路径；巴胜超在《象征的显影：彝族撒尼人阿诗玛文化的传媒人类学研究》（2013）一书中将“阿诗玛”与各种传媒形式的嫁接与互动作为研究文化变迁的路径，将各种关于阿诗玛文化的讨论聚焦于传播语境，讨论传播与文化符号之间的书写策略和文化话语的变迁。

《阿诗玛》的文化研究的探讨，从彝族撒尼人的文化艺术特色，诗歌里的人名、地名考证等诸多文化现象的研究，到阿诗玛文化的社会功能、《阿诗玛》的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价值等的研究，涉及文化研究的各个方面。《阿诗玛》的文学常常与文化研究相结合，如梁红在《试论〈阿诗玛〉融入石崖的文化内涵》（2006）中，梳理彝族的传统文化、民俗事象，以及石林千峰万壁间的文化积淀与阿诗玛艺术形象塑造的关系。进入21世纪，学者更多地讨论阿诗玛文化的转型与重构，赵德光的《阿诗玛文化重构论》（2005）一书以石林阿诗玛文化为依据，对石林阿诗玛文化的创造性转型与重构做了开创性研究。刘世生在《石林阿诗玛文化发展史》（2010）一书中对《阿诗玛》的产生、流传和它与彝族文化的关系做了分析、论述，对阿诗玛文化的形成、影响和阿诗玛文化特色与石林旅游和文化产业开发、阿诗玛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阿诗玛文化的理论意义与石林文化产业等进行了深入探讨。黄毅在《〈阿诗玛〉的当代重构研究》（2013）一文中以文化生态理论为指导，考察了《阿诗玛》的生态环境与其变迁的关系。

3.民族学、人类学研究

从民族学、人类学的视角研究《阿诗玛》更多的是从2000年以后开始的。王继超、王明贵对《阿诗玛》中若干典故的考释；王向方《试论长诗《阿诗玛》的民俗学意义》对《阿诗玛》中反映的彝族撒尼民间民俗现象，如取名仪式、“咂酒”习俗、服饰习俗、婚姻习俗等进行了分析；马绍云的《〈阿诗玛〉——文化人类学的一颗明珠》从文化人类学视角对《阿诗玛》的产生年代、民族伦理价值、民族价值观等方面进行了阐释；罗钊运用口头程式理论对《阿诗玛》的各种语词程式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4.英译研究

阿诗玛英译研究的主体，是英籍翻译家戴乃迭将汉文本的《阿诗玛》翻译成英文本的Ashima，这是迄今为止从《阿诗玛》整理本直接译出的唯一英文全译本。王宏印、崔晓霞《论戴乃迭英译〈阿诗玛〉的可贵探索》（2011）一文从体例、音节、音步、押韵、语言风格等方面对戴乃迭英译本《阿诗玛》进行了分析，指出译者运用英国歌谣体成功翻译中国少数民族诗歌，为诗歌翻译树立了一个典范。林文艺在《英文版〈中国文学〉译介的少数民族形象分析——以阿诗玛和阿凡提为例》（2012）中，探讨了译者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崔晓霞在她的博士学位论文《民族叙事话语再现——〈阿诗玛〉英译研究》（2012）中，首次系统全面地对英译本《阿诗玛》的翻译方法以及翻译效果进行分析，同时提出“叙事话语再现——微结构对等翻译模式化理论”，为诗歌翻译搭建了一个框架模型，指出了一个思考方向，促进诗歌翻译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杨芳梅在《意识形态在〈阿诗玛〉译文中的操纵途径探析》（2014）一文中运用功能语言学评价理论对《阿诗玛》英译本意识形态操纵的机制进行了分析。

三 国外研究

《阿诗玛》的海外研究，据撒尼学者黄建明（2001）的考证，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法国传教士保禄·维亚尔，他用法文撰写的《撒尼倮倮》一文中译介了《阿诗玛》。

《阿诗玛》引起国外学者的注意，应该是在1954年，《云南日报》发表之后被国内多家主流媒体转载并出版，随后被译为多国文字。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50年代、80年代分别由《中国文学》各外文版、中国外文出版社推出的一批高质量的《阿诗玛》外文译本，对之后《阿诗玛》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电影《阿诗玛》的上映，使《阿诗玛》在国外引起更大的关注。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被较为集中地搜集在赵德光主编，2006年出版的《阿诗玛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一书中。

现在对《阿诗玛》抱有研究兴趣的学者多为美国与日本的学者，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尤其丰富。掀起日本《阿诗玛》学术研究高潮的是日本著名民间文学学者君岛久子。主要研究学者有武内刚、清水享、西胁隆夫、藤川信夫、樱井龙彦等，其中不少学者与中国学者一起，对《阿诗玛》的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赵蕤撰文《彝族撒尼民间叙事长诗〈阿诗玛〉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2016），系统整理了作为文学读本的《阿诗玛》，在日本不同译本的情况，探讨了作为广播剧、舞台剧以及收藏本的《阿诗玛》在日本的传播。其中整理了日本学者对《阿诗玛》的研究情况，对日本学者的研究贡献做了充分的肯定，指出“日本学者从民俗学、人类学的角度对《阿诗玛》的研究拓宽了阿诗玛的研究范畴和研究深度，同时也促进其在日本的传播”[11]。

在美国，主要的《阿诗玛》研究学者是俄亥俄州立大学的马克·本德尔教授和加州大学的司佩姬教授。司佩姬在《阿诗玛从哪里来：撒尼人、彝族文化和世界主义》中，对阿诗玛从撒尼人的民间传说演变成为世界知名形象的过程进行了独到的分析。马克·本德尔在《〈阿诗玛〉与〈甘嫫阿妞〉“多形性程式”在两部彝族叙事长诗中的呈现》一文中，对两部长诗的形式与内容进行了分析，着重讨论“多形性程式”在两部长诗中的叙事结构及其呈现。

韩国学者侧重把《阿诗玛》与韩国本土的传说进行比较研究，有李廷珍的《中国〈阿诗玛〉和韩国〈春香传〉比较研究》、金方南的《〈莲花夫人〉和〈阿诗玛〉传说的比较研究》。

总之，以上这些研究成果中包含了大量关于《阿诗玛》翻译与传播的信息，为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以及有益的参考和借鉴。但《阿诗玛》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跨文化翻译与传播的成功典范，其价值还未引起应有的重视，目前学界对此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特别是从全球化语境以及人类学翻译诗学的视角对《阿诗玛》的翻译传播以及翻译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尚未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