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充满动荡和危机的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文学生产场域中，文学的力量并不仅仅表现在高高浮在生活之上的抽象形式的构造中，而是对接、聚合在一个个特殊的历史事件中，融入了历史话语的生成过程。与新历史的开启相呼应，具有历史创造意义的新的文化、新的文学艺术必然建立。《讲话》宣告了文学旧时代的终结和一个文学新时代的来临。在这个文学新时代中，旧有的文学观念和审美原则遭到了颠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型文学随之产生。文学艺术以一种特殊方式参与了新历史的建构以及“理想中国”的想象性书写，成为革命进程中的重要“事件”和历史话语的实践者。

《讲话》揭示了文学创造活动中主体与对象的关系，强调了文学的实践性质。通常而言，作家主体与对象世界的关系包括精神关系和实践关系，其中实践是更为根本的。因为人与对象的精神关系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实现，离开了社会实践，也就无所谓反映和认识。毛泽东非常重视实践的作用。他在《实践论》中指出，“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而这些实践活动均承担着改造世界的历史任务，“这种根据科学认识而定下来的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在世界、在中国均已到达了一个历史的时节——自有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重大时节，这就是整个儿地推翻世界和中国的黑暗面，把它们转变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15]。

毛泽东总是善于将他的理论阐述与现实的政治关怀结合起来，将他的理论和话语引导到实践的方向上，这种“实践”的观念在《讲话》中被具体地运用到文艺领域。毛泽东对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的“反思”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武器的批判”，也就是要在批判“旧文艺”中创构一种“新文艺”，这种“新文艺”是与解放运动以及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个历史性的政治实践活动融为一体的，因此更能符合现实实践的需要。《讲话》中总是将文艺活动和“阶级”“解放”等与历史实践密切相关的范畴和概念建立联系。毛泽东认为，“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他指出延安文艺界中存在的必须改正的“一个事实”，也就是“文艺界中还严重地存在着作风不正的东西，同志们中间还有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讲话》赋予文艺以改造历史的任务，将其纳入历史创造的实践活动中，从此文艺不再仅仅局限于文化革命范围内与旧世界的对抗。中共的历史诉求规定了解放区文学的行动目标和行为特征，文学进入了历史，成为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事件”。解放区文学由此获得了“实践的文学”的特征，这种实践的特质不仅使解放区文学与五四以前的文学形成根本区别，也与左翼文学拉开了距离。

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革命是一个基本的存在事实，文学的书写活动、阅读活动等就要从这个政治事实开始，在革命进程中使精神对象化。如果说物质层面的实践使历史渐进发展的话，革命的实践则使历史发生断裂式的变革。“作为现实主义者，不是模仿现实的形象，而是模仿它的能动性；不是提供事物、事件、人物的仿制品或复制品，而是参加一个正在形成的世界的行动，发现它的内在节奏。”[16]在毛泽东的“实践的”文学观念中，实践不仅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也被赋予了本体论的地位，成为历史的真正基础。文学已不仅是一种社会意识形式，不再是个人的行为，更是一种由确定的意愿、意志支配的活生生的话语实践，与历史进程、社会的福祉休戚相关。

毛泽东向来非常重视文艺的作用，将文艺视为中共创造新历史的一支重要力量，认为“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他喜欢将文艺比作“军队”和“武器”，在《讲话》的“引言”中仍沿用了这种说法：“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17]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目的“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既然如此，那么接下来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将这个问题提升到“路线”和“政治”的高度，强调的是“一元论”。他说：“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反对这种摆法，一定要走到二元论或多元论，而其实质就像托洛茨基那样：‘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资产阶级的。’”毛泽东对列宁的《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18]非常重视，1942年5月12日，毛泽东指示《解放日报》副刊版特辟一个《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专栏，发表马克思主义文艺经典著作和文艺家对文艺工作的意见。5月14日第一次见报，在第4版头题位置刊登的经典著作就是《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翻译者为博古（译者署名是P.K.），而专栏的按语则是由毛泽东处送来的。[19]《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被认为是文学“党性原则”的最高范本，《讲话》中引入了它的相关的理念。毛泽东认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和别的更重要的部分比较起来，自然有轻重缓急第一第二之分，但它是对于整个机器不可缺少的齿轮和螺丝钉，对于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这段话中，毛泽东已经点出文艺与政治的“轻重缓急第一第二”的问题，确定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地位。关于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毛泽东认为：“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毛泽东说：“文艺服从于政治，今天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可以看出，在毛泽东看来，革命作为创造新世界的历史行为，是一种最大的“政治”，而这种政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会相应地呈现出不同内容。因此，从一定角度上说，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亦即文艺与“历史”的关系，文艺从属于政治也就意味着文艺对“历史”的服从和参与。

《讲话》使文学最终建立起了与创造新世界这一宏大的历史实践的密切关联。可以说，“实践的文学观念”是《讲话》的精神核心，其他如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的提出，文学的阶级性、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知识分子作家的改造等问题的阐述都是围绕这个中心展开的。《讲话》不但系统地指出了革命文学实践的性质、方向、任务，同时也指出了实践的步骤、方式和具体的要求。